敦煌莫高窟，这座佛教圣地，见证了千年历史的沧桑变迁。《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这一珍贵文献，正是在这一历史的长河中被发现，后历经曲折，最终得以重见天日，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自唐武周圣历元年（公元698年）莫高窟建起，直至武则天称帝时，莫高窟已经发展成为拥有1000多个石窟的佛教圣地。后经过1600余年的自然与人为的破坏，今尚存492洞窟，壁画45000多平方米，塑像2400多尊，堪称世界上最伟大的佛教艺术宝库。而藏经洞的发现，则是这一历史的高潮之一。
藏经洞位于莫高窟17窟，原为唐宣宗大中五年（公元851年）时开造，为当时河西都僧统洪辩的影窟。洪辨和尚去世后，这间耳室便成了纪念他的影堂，内有洪辨和尚的塑像和壁画。但不知何时，这个洞窟存入了大量古代经卷和艺术品，直到大约900年之后被道士王圆箓发现。现代敦煌学研究者一般都同意，藏经洞应该是封闭于北宋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到北宋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之间，亦即敦煌王曹宗寿统治时期。
对于藏经洞封闭原因，众说纷纭，但主要分为“避难说”和“废弃说”两种流派。主张“避难说”的人士认为，在宋仁宗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西夏入侵沙州时或在1006年为防御信奉伊斯兰教的黑韩王朝进攻沙州时，三界寺僧人有计划地封存了经卷、佛画、文书等。主张“废弃说”的人士则认为，在11世纪初叶，随着佛经样式的演进，折叶式的刊本经卷逐步替代了古老的卷轴式经卷，因此就把以前使用起来不方便的卷轴经典等进行集中处理，作为敦煌寺院的“神圣废弃物”而封存。
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公元1900年6月22日)，王圆箓在施工过程中发现藏经洞，洞中发现藏匿近千年的从晋代到宋代末年的约5万件文物。这些文物包括佛教典籍、天文、历法、历史、地理、方志、图经、医书、民俗、名籍、帐册、诗文、辞曲、方言、游记、杂写、习书等，从内容上看极为丰富。从语言文字的方面来区分，藏经洞藏书以汉文最多，还有吐蕃文、回鹘文、西夏文、蒙古文、粟特文、突厥文、于阗文、梵文、吐火罗文、希伯来文等多种民族文字。
发现藏经洞后，王圆箓多次向当地官员汇报，但均未引起重视。最终，王圆箓将经卷卖给各国文化劫匪，包括俄国、法国、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探险队和学者。这些文化劫匪利用贿赂等手段，大量获取了藏经洞中的珍贵文物。这些文物被运往世界各地，散落在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中。
1910年，清政府终于作出决定，将剩余的敦煌文物装满6辆大车运往北京保存。可惜的是，王圆箓大量隐匿文物，而运送途中又被沿途官僚“雁过拔毛”，运抵北京移交京师图书馆时只剩了18箱，仅8000多件，是出土时的五分之一，且大多已成残页断篇。
1918年，张广荣因公赴甘肃张掖采购军马，途经敦煌时，道士王圆箓推荐售卖《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绢书。张广荣购买后，珍视此书，传给其嫡孙张大昌。张大昌先生家中藏书丰富，研习中医多年，将《辅行诀》手抄本多次献给中国中医研究院，经过一系列研究和整理，使得这一珍贵文献得以重见天日，对中医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辅行诀》的发现与传承，是敦煌藏经洞发现后的又一重要事件。这一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不仅丰富了中医宝库，也为后人提供了深入探讨古医术的珍贵资料。《辅行诀》的传承，是无数中医学者不懈努力的结果，也是对古代医术文化遗产的珍贵保护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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