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竭力吸收并利用汉族的思想文化，以巩固封建统治。为了笼络汉族知识分子，表示“稽古右文，崇儒兴学”之意，康熙、雍正、乾隆时都招罗大批知识分子，大规模地搜集、编纂和注释古代典籍。
最大规模的编书是乾隆朝所编的《四库全书》。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安徽学政朱筠奏请自《永乐大典》中辑录古代亡佚典籍，弘历亲自批准设置四库全书馆，准备以十年时间，集中大批人力物力纂修一部规模庞大的丛书《四库全书》。编纂工作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始，至五十二年（1787年）《四库全书》缮写完毕，历时十多年。以后又检查书籍内容，校对错误缺漏，并补充一批书籍入四库，直至五十八年（1793年）编纂工作才全部告竣。它基本上包括了我国历代的重要著作，分经、史、子、集四部，共收图书三千四百五十七种，七万九千零七十卷，包罗宏大，丰富浩瀚，收录书籍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部官修的大类书，为我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的总汇，使许多有价值的古代典籍得以保存和流传下来。
参加《四库全书》编纂工作的有五百多人，除担任总裁官的多为宗室、大臣外，其余分任总纂官、总阅官、编纂、校勘、提调等职务的，不少是当时的知名学者。纪昀（晓岚）为实际主持者，次为陆费墀，有较大名望的还有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王念孙、姚鼐、翁方纲、于敏中、金简、陆锡熊、程晋芳、任大椿、朱筠等。四库著录的书，除小部分御制作品和奉旨撰述的官书外，其来源有的是清廷内府藏书，有的是从各省采进，有的是各地官员和藏书家私人进献，也有的是从明代《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已散佚的古籍。在编纂过程中，纪昀等著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共二百卷，对著录的三千四百五十七种书籍和未著录而存其“目”的六千七百六十六种书籍，简要地叙述这些书籍的学术渊源、版本异同和内容，评论其优劣得失，是一部重要的目录学著作。弘历自始至终关心编纂工作。经常向四库全书馆馆臣赏赐食品、文房四宝、衣物等，书成之后，大宴群臣庆功。
《四库全书》共缮写七部，分藏于宫中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沈阳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和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文渊、文源、文津、文溯称为“内廷四阁”，又称“北四阁”，大臣经批准可以查阅。文汇、文宗、文澜称为“江浙三阁”，又称“南三阁”，弘历南巡时谕令准许读书人前往抄阅，但不得私自携出阁外。还有一部副本藏于翰林院。可惜圆明园文源阁本毁于英法联军之役，翰林院副本毁于八国联军之役，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藏本毁于太平天国战火。原在避暑山庄文津阁一部最完整，现藏北京图书馆。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同时，弘历命对全国书籍作了一次大规模的检查，查禁、销毁和删改了许多所谓“悖逆”和“违碍”书籍。在开设四库全书馆征求天下遗书的第二年，即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上谕中提出：“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断不宜置之不办。”此后，在各地遍贴晓谕，劝令藏书之家呈交“违碍”书籍；官府也派人到各地查访，对各类书籍进行甄别，将查到的禁书送往北京；四库全书馆也从采进本中查寻禁书。这些禁书由弘历过目批准后，在武英殿前投炉烧毁。
所谓“悖逆”和“违碍”书籍，开始时是指明末清初史书中对于清代不利的一些记载，如清人入关后，对前世为明代臣仆，受过明代册封等都不愿提起，甚至禁止称入关前为“建州卫”“女真”。弘历有意要湮灭这些史迹，同时要禁绝明末清初一些进步思想家、文学家，如李贽、顾炎武、黄宗羲等人著作中的民族意识和进步思想。以后查缴禁书的范围有所扩大，从明代著作上溯到宋、元。凡宋人著作中言及辽、金、元，明人著作中言及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也在查禁之列。后来稍稍放宽，有的著作只要“改易违碍字句”，可以毋庸销毁。如南宋初有一部书《攻媿集》，其中不少碑传、墓志铭于修《四库全书》时被改动。
涂改最多的是有关妇女部分。宋初沿袭唐风，女子可以改嫁，夫妻可以离异。程朱以后讲理学，重名节，主张女人守节，从一而终。清代更发展到顶点，康熙以后，朝廷每年都要大力旌表夫死殉节、未婚守志之类的节妇，给银建坊，视为常例。修《四库全书》时，便删削了《攻集》中反映女人不守节的部分，都改成从一而终。其办法是两个丈夫中谁的官位高就算谁的夫人，别的丈夫涂去不记，实在荒唐得很。还有如“胡虏夷鞑”等字样，皆被改易。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十一月，正式颁布了四库全书馆拟定的《查办违碍书籍条款》，以后还陆续颁发一些补充规定。在查缴禁书中，有二十多人的著述被焚毁，其中有吕留良、屈大均、金堡、戴名世、尹嘉铨、王锡侯以及钱谦益等。不但把这些书烧了，还要追查印书的版片。弘历共下令烧毁了多少书，当时没有精确统计，后世有人据《禁书总目》《办理四库全书档案》等史料考察，销毁书籍达三千余种，六七万部以上。这是弘历打着“文治光昭”的旗号干的坏事和蠢事。
弘历除了焚毁和删改大批书籍外，还大兴文字狱，对不利于清王朝统治的思想言行进行严厉钳制和残酷镇压。
文字狱自古以来就是统治者借挑剔文字的过错而兴起的大狱。清代自顺治初就有，经康熙、雍正两朝，到乾隆时期更为苛细频繁，案件比前两朝合计增加了四倍以上。其株连的广泛，惩治的严酷，都大大超过前两朝。反映了弘历对汉族地主官绅的猜忌，和他为了维护至高无上的封建专制皇权而使用的残忍手段。
乾隆朝的文字狱，除了少数几起是追查清初文人著作中流露的反满思想外，大部分是望文生义、捕风捉影，任意罗织罪状，滥杀无辜。如乾隆二十年（1755年）内阁学士胡中藻的《坚磨生诗钞》内有“一把心肠论浊清”之句，其所拟的试题为《乾三爻不像龙说》，弘历横加指摘说：“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并认为试题是讥讽皇上，将胡中藻处斩；胡的座师鄂尔泰已故，命撤出贤良祠；鄂尔泰的侄子鄂昌（蒙古族）因和胡中藻交往，以比昵标榜问罪，后来又因他的《塞上吟》诗中，称蒙古为胡儿，说他“忘本自诋”，令其自尽。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浙江举人徐述夔《一柱楼诗集》内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还有咏正德杯诗“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弘历认为他有反清复明之心，徐述夔已故，照大逆罪戮尸；前礼部尚书沈德潜是弘历宠信的文学侍从，因给《一柱楼诗集》作序，沈德潜已故不予深究，仅撤销谥号，并将御赐碑文销毁。曾任大理寺卿的尹嘉铨，向弘历上疏为他父亲尹会一请谥，弘历批驳不准，认为赐给谥号是皇帝的权力，不能由臣下主动要求，同时告诫他家居要“安分”；尹嘉铨又上疏请将他父亲和本朝名臣汤斌、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等一起从祀文庙，这一下触怒了弘历，认为是“大肆狂吠，不可恕矣”，命锁拿解交刑部审讯。在抄尹嘉铨的家时，详细搜查他所著书籍，发现其著作中有“为帝者师”之句，弘历生拉硬扯，竟然认为尹嘉铨是“俨然以师傅自居”，又指责说：“无论君臣大义不应如此妄语，即以学问而论，内外臣工各有公论，尹嘉铨能为朕师傅否？”尹嘉铨年过七十，自称“古稀老人”，源出于杜甫的诗“人生七十古来稀”，没想到弘历自称“古稀天子”，这又构成触犯御名、“僭妄不法”的大罪，尹嘉铨被处以绞刑。类似的冤狱几乎遍于全国。清代诗人王撰有《闻雁有感》一诗：“数声哀怨半天闻，无限离愁寄白云。矰缴每从文字起，书空咄咄却忧君。”龚自珍也有诗：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都是文字狱残酷迫害知识分子的生动写照。
文字狱是封建专制统治空前强化的产物。其根本目的是要在思想文化领域树立皇帝至高无上、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威，维护满洲贵族统治的核心地位。它和笼络羁縻汉族知识分子是“刚柔相济，宽猛并用”的两手政策，起着禁锢思想、钳制言论、摧残人才的恶劣作用，其后果是很严重的，造成政治上和学术上沉寂窒息的局面。读书人不敢议论时政，不愿意探讨与现实关系密切的义理经济，而是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古代典籍的整理上，寻章摘句，爬来梳去，以逃避现实。弘历统治后期，各地人民纷纷起义，使他的注意力转移，顾不上在文字上吹毛求疵，才不得不放松文网，文字狱逐渐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