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江西的衰弱，就绕不开江西曾经的辉煌，江西以前有多辉煌呢？
江西的经济发达，商品经济非常活跃。
北宋时期，江西地区人口近500万，位居全国之首，明朝时期江西的人口，经过“江西填湖广”之后还是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浙江。
纵观整个宋朝江西，纳税纳粮为全国第一，当时的江西盛产粮食、茶叶、布匹、陶瓷。景德口赚外汇），其镇陶瓷走向全球（出工艺水平长期领先于同时期国内其他地区。当时的九江是长江沿岸繁华的大港口，经济繁华，当时江苏一带，市传“三日不见赣粮船，市上就要闹粮荒”，以至于后来九江引起外国列强的垂涎。可见当时，包括江西的江浙地区是何等的繁华！
我曾经这样想过，如果南宋没有江浙为依靠，灭忙的速度应该会加快不少，还哪有那句“西湖歌舞几时休，直把杭州作汴州”呢？你说江西那时候是不是很牛？
江西的文化那时候非常鼎盛，为官者，文化大家也多。
明朝时期，有一句俗语叫做——“朝士半江西”之说，意思是说整个明朝江西籍状元和进士数量都是位列全国三甲（仅次于浙江 ），在朝廷中做官的江西人更是数不胜数（严嵩是江西宜春人），而且儒家理学也是在江西成熟的，可以这么多吧，在清朝以前，至少江西省的文化繁荣程度在全国名列前茅。
我们很熟悉的唐宋八大家就有三个是江西人，欧阳修，王安石和曾巩都是江西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相当于今天我们所说的清华北大复旦南开）之一的白鹿洞书院就位于江西庐山。
从现代经济学看，文化的鼎盛是经济繁荣的表现之一，可见江西当时的地位就像现在的“北上广深”。
大家都知道，古时候，人口就是第一生产力，江西的快速衰败，与其人口的大量外迁有关。
江西的人口外迁有两次比较大的规模。一次是两宋之交，赣西、赣南、赣西北等地的老百姓，自发主动地从人口密集、人多地少、社会容纳饱和的原籍，络绎地迁往相对人口稀疏、地广人稀、大有发展空间的湖南、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地客籍进行开发。这是经济发展规模决定的，不可改变，就像我们今天大量的劳动人口进入“北上广深”一样，促进了迁入地的经济繁荣，破坏了迁出地的人口结构，慢慢的经济就会萧条。
还有一次是明朝初年，朱元璋下令鄱阳湖四周乃至整个赣省全境的居民，大规模外迁到安徽、湖北、河南、四川、湖南等地，这是由政府出面主持，强迫民众迁徙，规模宏大的一种做法。这一政策，导致大量的青壮年外迁，上百万人口呢！这样彻底地摧毁了江西的经济基础，江西因此衰败了。
要想富先修路，路好走了，经济就活跃了。古代江西的是华南通向中原北方的必经之路，由中原进入两广，由西南进入江浙都必须经过江西，曾经作为交通要塞的江西是往来东西南北的通途，而清朝时期，经济重心的南移，广州市成为了全国最大的商贸中心，两广贸易与经济起飞，成为了江西的硬伤。
特别是清朝时期最大规模的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把江西经济再一次推向了死胡同。清朝的太平天国运动对江西的经济和人口造成毁灭性的打击，鸦片战争至洋务运动以后，西学逐渐传入中国，而当时的江西至广州的古商道已经没落，粤汉铁路的修建和通车使得由两广北上不需要再经过江西，由此使得当时的江西逐渐远离改革和新学的中心——广州。至此，江西开始全方位衰退，逐渐被临省的湖南、湖北超越。
改革开放以后，江西因为处于内陆地区，没有靠海，没有经济特区，没有直辖市，没有自贸区，享受不到很多政策的红利，和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相比，渐渐拉开了距离，加之历史的因素，更加速了江西人口的外出打工，经商等经济活动，本地经济结构也不是那么协调。
感谢邀请
在中国古代史上，江西省的地位曾有多重要？可以先简单瞧瞧最近一千年，“江西籍”的中国牛人们，从“唐宋八大家”里的曾巩、欧阳修、王安石，到劈波斩浪的汪大渊，纵横大明朝堂的夏言严嵩，写下不朽唱词的汤显祖，贡献《天工开物》的宋应星，设计巍峨故宫的“样式雷”雷发达，痛打倭寇的谭纶邓子龙，甚至再看看唐宋元明清时代，一拨拨江西籍的状元，以及明清“朝士半江西”的盛况，每个姓名背后，都是流光溢彩的历史。
不夸张的说，至少从唐末至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政治与文化史，正是江西历史“串”起来的。而这辉煌历史画卷背后，正是强大经济在支撑。在中国从唐末至明清的经济版图上，江西的地位曾举足轻重，所谓“富甲两宋”的形容，放在江西身上，那不过是“客气话”。
那当年的江西，到底有多富？北宋的一个半世纪里，江西人口增长两点六倍，到北宋崇宁年间时突破四百五十万人。江西的耕地数也突破六千万亩，雄踞宋代全国第一。北宋每年的六百万石漕米，江西就承担了三分之一。作为宋代“战略物资”的茶叶，江西的产量更占了全国三分之二。这何止是富甲天下？简直是支撑大宋经济的“顶梁柱”。
到了明清年间，江西的经济地位依然是重量级。明朝年间，江西人口一度占到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洪武大移民”时代，迁移各地的江西移民，直接助推了明初经济的恢复发展。烟草、甘蔗、油茶等经济作物，也在江西大量种植。手工业制瓷业蓬勃发展，“江右商帮”更享誉天下，江西的商货几百年间畅销天下。“三日不见赣粮船，市上就要闹粮荒”成了通俗民谚。江西的富庶繁华，早已深入人心。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经济重量级”的省份，随着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经济地位为何却在近代史上悄然没落呢？要讲清这个问题，就要先理清一个事实：古代史上的江西，为何曾经这么富？除了江西本土丰富的物产和发达的农业外，却还有两个发人深思的重要条件。
首先一条，就是大唐“安史之乱”后，江西得天独厚的经济条件。“安史之乱”后，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东南经济与北方的联系空前加强，作为交通枢纽的江西省，地位也就扶摇直上。
一方面，江西省内三面环山，鄱阳湖却在北部居中，境内饶江、赣江、抚河、修水、信江五大河流纵横，以鄱阳湖为中心形成密集水网。另一方面，京杭大运河的开通，提升了赣江的交通地位。连接岭南的大庾岭路，也变成了宽8至12尺的大路。放在中世纪的中国版图里，江西，就好似一条连接南北的大动脉。
许多唐宋牛人的个人经历，更缩影了江西的“大动脉”地位：比如唐代李翱赴任广州时，就是乘船从洛阳出发，走水路沿大运河到达浙江衢州，再经陆路进入江西上饶，经大庾岭路抵达广州。北宋年间大文豪苏轼被贬岭南，从黄州出发乘船过长江后，一路经过江西境内的江州、洪州、吉州等地，最后到达岭南。南宋大诗人陆游去四川奉节上任，从杭州乘船出发，也是要经过江西境内的江州等地，才可顺利到达。
可以说，在那个时代里，别管哪路牛人，只要走长途。江西就是“绕不过去”的地方。
而从唐宋年间起，江西的洪州（南昌）就成了水陆交通中心，从洪州向东从水路到杭州，再经大运河就可到洛阳。向南可抵达大庾岭后抵达广州。公认“川陆一大都会”。江州（九江）则是水运中心，从江州出发的船舶，沿长江向东可到扬州，向西北直达长安，向北直达洛阳，向西可到四川。也正是从宋代起，南方特别是闽南岭南地区的货运，基本都是“自洪州渡江”，如此位置，堪称中国版图上的“黄金地段”。
坐拥如此“黄金要道”，外加江西当地丰富的物产与发达的农业，这时代的江西，真是想不发达都难。但江西在中世纪地位的长盛不衰，更得益于其发达的手工业。确切说，是两个享誉天下的“核心产业”。首先一个，就是造纸业。
说到江西手工业，后人第一反应，常是景德镇的瓷器，但江西的造纸业，意义也同样重要：中国古代的造纸业发展到明代时，江西、四川、浙江、安徽、浙江是公认造纸重镇，其中江西的铅山、永丰、上饶等地，专以生产毛边纸著称。虽然毛边纸价格便宜，但需求量极大，此时明朝发达的图书业，更叫毛边纸成了“刚需”。
江西的造纸业，也因此规模空前：仅仅是明代万历年间江西石塘镇一地，造纸业工人就有两千多人，且形成了“一槽四人”的精细分工。其强大的产量和空前的产业规模，令“天下之所取足”。铅山的地位也在明代快速升级，公认与苏杭、芜湖、景德镇、松江齐名的“五大手工业中心”。
更值得一说的，就是同为“五大手工业中心”之一的景德镇。明清年间，是中国瓷器汹涌出口全球的时代，景德镇的瓷器产业，也就进入到空前火热阶段。明代的景德镇，除了有五十八座官窑外，还有九百多座民窑。景德镇每天雇佣的工人，总数多达万人，每年生产的瓷器，“成本价”就在一百八十万两白银以上。甚至还出现了“定制款”，即按照外商要求，生产欧洲人的餐具用品，只供出口海外。以荷兰人的感慨说：“这类瓷器在中国是不用的”。
看过这样的强大产量与销量，甚至江西在明清经济版图里“五大手工业中心占其二”的地位。就知这当年有钱的江西，究竟强大在哪。
而也正是这两个原因，让我们清楚看懂近代江西衰败的直接因素：首先就是交通地位的变化。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国门被轰开，京杭大运河的地位急剧下降，江西也受到了极大影响。南中国的水路运输，基本改为经上海转运各地，虽然江西境内的九江，依然是近代交通枢纽。但九江的物资转运，近代时多是连接湘鄂蜀各省，反而与江西“割裂”了。铁路建设也跟进较慢，昔日的物流优势，早就荡然无存。
“黄金地段”的身份不再，对于近代江西经济，显然是重要打击。
更沉痛的打击，却是江西传统手工业的衰败：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九江成了通商口岸，纷至沓来的“洋商”，也把大量的“洋货”拿来倾销，直接冲垮了江西本土的手工业。
至于江西丰厚的物产，更成了外国势力的“提款机”：大量的鸦片凭借“特权”输入江西，到清朝灭亡那年，每年进入江西的鸦片就有十四万斤。江西本土的钨矿煤矿粮食等矿产原材料农产品，更被各类“外商”“洋行”压价收购，再制成工业品在江西倾销。仅1887年这一年，由于英国“洋行”的压价和垄断，江西茶农就损失了百万两白银，几乎任人宰割。
昔日享誉天下的产业，都已风光不再，晚清年间的江西经济，可想而知有多困难。
而比起这两条经济因素来，同样重要的原因，更有晚清王朝的失败治理。特别是鸦片战争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江西的铁路公路等建设十分缓慢，相反多年以来，江西还要承担大量的厘金负担。晚清1880年之前，江西境内“厘卡”遍布，省内货物流通，“厘金”往往要收到百分之三十以上。虽然后来也“裁减”，但直到十九世纪末，江西每年要被征收二百万两白银以上的“厘金”，几乎年年被盘剥殆尽。
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对外受冲击，对内受盘剥，曾经“为天下最”的江西省，自然也就在近代风光不再。这样一段历史，已是过往，今天正发展前行的江西省，未来一定更好。
但这样一个过程，何尝不是近代中国落后挨打，在困顿苦苦挣扎的缩影？多少的反思教训，多少关于发展与自强的真谛，尽在其中。
在中国古代史上，江西省的地位曾有多重要？可以先简单瞧瞧最近一千年，“江西籍”的中国牛人们，从“唐宋八大家”里的曾巩、欧阳修、王安石，到劈波斩浪的汪大渊，纵横大明朝堂的夏言严嵩，写下不朽唱词的汤显祖，贡献《天工开物》的宋应星，设计巍峨故宫的“样式雷”雷发达，痛打倭寇的谭纶邓子龙，甚至再看看唐宋元明清时代，一拨拨江西籍的状元，以及明清“朝士半江西”的盛况，每个姓名背后，都是流光溢彩的历史。
不夸张地说，至少从唐末至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政治与文化史，正是江西历史“串”起来的。而这辉煌历史画卷背后，正是强大经济在支撑。在中国从唐末至明清的经济版图上，江西的地位曾举足轻重，所谓“富甲两宋”的形容，放在江西身上，那不过是“客气话”。
那当年的江西，到底有多富？北宋的一个半世纪里，江西人口增长两点六倍，到北宋崇宁年间时突破四百五十万人。江西的耕地数也突破六千万亩，雄踞宋代全国第一。北宋每年的六百万石漕米，江西就承担了三分之一。作为宋代“战略物资”的茶叶，江西的产量更占了全国三分之二。这何止是富甲天下？简直是支撑大宋经济的“顶梁柱”。
到了明清年间，江西的经济地位依然是重量级。明朝年间，江西人口一度占到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洪武大移民”时代，迁移各地的江西移民，直接助推了明初经济的恢复发展。烟草、甘蔗、油茶等经济作物，也在江西大量种植。手工业制瓷业蓬勃发展，“江右商帮”更享誉天下，江西的商货几百年间畅销天下。“三日不见赣粮船，市上就要闹粮荒”成了通俗民谚。江西的富庶繁华，早已深入人心。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经济重量级”的省份，随着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经济地位为何却在近代史上悄然没落呢？要讲清这个问题，就要先理清一个事实：古代史上的江西，为何曾经这么富？除了江西本土丰富的物产和发达的农业外，却还有两个发人深思的重要条件。
首先一条，就是大唐“安史之乱”后，江西得天独厚的经济条件。“安史之乱”后，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东南经济与北方的联系空前加强，作为交通枢纽的江西省，地位也就扶摇直上。
一方面，江西省内三面环山，鄱阳湖却在北部居中，境内饶江、赣江、抚河、修水、信江五大河流纵横，以鄱阳湖为中心形成密集水网。另一方面，京杭大运河的开通，提升了赣江的交通地位。连接岭南的大庾岭路，也变成了宽8至12尺的大路。放在中世纪的中国版图里，江西，就好似一条连接南北的大动脉。
许多唐宋牛人的个人经历，更缩影了江西的“大动脉”地位：比如唐代李翱赴任广州时，就是乘船从洛阳出发，走水路沿大运河到达浙江衢州，再经陆路进入江西上饶，经大庾岭路抵达广州。北宋年间大文豪苏轼被贬岭南，从黄州出发乘船过长江后，一路经过江西境内的江州、洪州、吉州等地，最后到达岭南。南宋大诗人陆游去四川奉节上任，从杭州乘船出发，也是要经过江西境内的江州等地，才可顺利到达。
可以说，在那个时代里，别管哪路牛人，只要走长途。江西就是“绕不过去”的地方。
而从唐宋年间起，江西的洪州（南昌）就成了水陆交通中心，从洪州向东从水路到杭州，再经大运河就可到洛阳。向南可抵达大庾岭后抵达广州。公认“川陆一大都会”。江州（九江）则是水运中心，从江州出发的船舶，沿长江向东可到扬州，向西北直达长安，向北直达洛阳，向西可到四川。也正是从宋代起，南方特别是闽南岭南地区的货运，基本都是“自洪州渡江”，如此位置，堪称中国版图上的“黄金地段”。
坐拥如此“黄金要道”，外加江西当地丰富的物产与发达的农业，这时代的江西，真是想不发达都难。但江西在中世纪地位的长盛不衰，更得益于其发达的手工业。确切说，是两个享誉天下的“核心产业”。首先一个，就是造纸业。
说到江西手工业，后人第一反应，常是景德镇的瓷器，但江西的造纸业，意义也同样重要：中国古代的造纸业发展到明代时，江西、四川、浙江、安徽、浙江是公认造纸重镇，其中江西的铅山、永丰、上饶等地，专以生产毛边纸著称。虽然毛边纸价格便宜，但需求量极大，此时明朝发达的图书业，更叫毛边纸成了“刚需”。
江西的造纸业，也因此规模空前：仅仅是明代万历年间江西石塘镇一地，造纸业工人就有两千多人，且形成了“一槽四人”的精细分工。其强大的产量和空前的产业规模，令“天下之所取足”。铅山的地位也在明代快速升级，公认与苏杭、芜湖、景德镇、松江齐名的“五大手工业中心”。
更值得一说的，就是同为“五大手工业中心”之一的景德镇。明清年间，是中国瓷器汹涌出口全球的时代，景德镇的瓷器产业，也就进入到空前火热阶段。明代的景德镇，除了有五十八座官窑外，还有九百多座民窑。景德镇每天雇佣的工人，总数多达万人，每年生产的瓷器，“成本价”就在一百八十万两白银以上。甚至还出现了“定制款”，即按照外商要求，生产欧洲人的餐具用品，只供出口海外。以荷兰人的感慨说：“这类瓷器在中国是不用的”。
看过这样的强大产量与销量，甚至江西在明清经济版图里“五大手工业中心占其二”的地位。就知这当年有钱的江西，究竟强大在哪。
而也正是这两个原因，让我们清楚看懂近代江西衰败的直接因素：首先就是交通地位的变化。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国门被轰开，京杭大运河的地位急剧下降，江西也受到了极大影响。南中国的水路运输，基本改为经上海转运各地，虽然江西境内的九江，依然是近代交通枢纽。但九江的物资转运，近代时多是连接湘鄂蜀各省，反而与江西“割裂”了。铁路建设也跟进较慢，昔日的物流优势，早就荡然无存。
“黄金地段”的身份不再，对于近代江西经济，显然是重要打击。
更沉痛的打击，却是江西传统手工业的衰败：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九江成了通商口岸，纷至沓来的“洋商”，也把大量的“洋货”拿来倾销，直接冲垮了江西本土的手工业。
比如曾享誉天下的“铅山造纸业”，在清末“洋纸盛行”的风潮下，每年“售价不满十万”。同是造纸重镇的石城“歇业者十居八九”。曾卖火全世界的景德镇瓷器，面对“洋瓷”也“出口大减”。至于“夏布”“茶叶”等行业，或是“纷纷亏蚀收歇”，或是“所入不过十分之一”。到了十九世纪末，江西省的“采茶业”“布业”“航运业”“造纸业”都是“难免天演淘汰之悲”。“废业者逾半”成了常见现象。
至于江西丰厚的物产，更成了外国势力的“提款机”：大量的鸦片凭借“特权”输入江西，到清朝灭亡那年，每年进入江西的鸦片就有十四万斤。江西本土的钨矿煤矿粮食等矿产原材料农产品，更被各类“外商”“洋行”压价收购，再制成工业品在江西倾销。仅1887年这一年，由于英国“洋行”的压价和垄断，江西茶农就损失了百万两白银，几乎任人宰割。
昔日享誉天下的产业，都已风光不再，晚清年间的江西经济，可想而知有多困难。
而比起这两条经济因素来，同样重要的原因，更有晚清王朝的失败治理。特别是鸦片战争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江西的铁路公路等建设十分缓慢，相反多年以来，江西还要承担大量的厘金负担。晚清1880年之前，江西境内“厘卡”遍布，省内货物流通，“厘金”往往要收到百分之三十以上。虽然后来也“裁减”，但直到十九世纪末，江西每年要被征收二百万两白银以上的“厘金”，几乎年年被盘剥殆尽。
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对外受冲击，对内受盘剥，曾经“为天下最”的江西省，自然也就在近代风光不再。这样一段历史，已是过往，今天正发展前行的江西省，未来一定更好。
但这样一个过程，何尝不是近代中国落后挨打，在困顿苦苦挣扎的缩影？多少的反思教训，多少关于发展与自强的真谛，尽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