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以为东坡精神就是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尊重人，信任人，关爱人，这就是它的基本内涵。东坡精神源远流长，既弘扬了孔孟之道的精华，又承传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人文精神主要体现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小至家庭关系，大至君民关系。而善良则是人文精神的基石。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以“善”为本：与人为善，助人为乐……自古以来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也是古代明君施仁政的道德基础。
关于君民关系，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
苏轼也以类似的话劝谏宋神宗：“人主之所恃者，人心也……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人主失人心则亡。”
苏轼的人文精神，既源于孔孟之道，又高于孔孟之道。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进程中，孔孟之道沾染上了浓厚的封建色彩。例如：其“教民”的要义在于“明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认为这样的人伦关系是达到和谐社会的保证。君臣、父子、夫妻这三者本该是对等的关系，而在孔孟之道中却为“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一种后者服从前者的不平等的伦理关系。尤其是夫妻关系，强调妻子是丈夫的从属品，这为封建社会妇女的悲惨命运提供了理论依据。孟子的另一名言：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这虽然是从社会分工而言，但他将社会上的人分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类，显然是不平等的，是封建社会阶级关系的反映。
而苏轼的“教民”目的，主要在于让民众辨善恶，明利义。“夫圣人之于天下，所恃以为牢固不拔者，在于天下之民可与为善，而不可与为恶也。”同时，苏轼在“劝亲睦”中的人伦关系同孟子的也大相径庭。他也注重君民、父子、夫妻乃至兄弟间的关系，但提法不一样： “欲民之爱其身，则莫若使其父子亲、兄弟和、妻子相好……”这是一种家族之间对等的亲善关系，比较平等合理。在君臣、君民关系上，苏轼如是说：“人君以至诚为道，以至仁为德” “何为至仁？视臣如手足，视民如赤子，”如此则天下大治。由此可见，苏轼的人文精神，具有鲜明的民主性。
苏轼的人文精神除了孔孟的儒家思想影响之外，同从小受到家庭的良好道德熏陶有直接关系。其祖父苏序为布衣，家中并不富有，但为人乐善好施。每当荒年歉收，他就开仓散粮，救济灾民。这在眉山传为美谈。苏轼的母亲虽然出身于大户人家，但心地善良，对孩子教育尤其严格。苏轼早年有一篇短文：《记先夫人不残鸟雀》，记叙了其母禁止儿童婢仆捕捉鸟雀的仁慈之心。苏家的竹林中鸟巢筑得都很低，鸟儿不怕人，甚至一种珍稀的侗风鸟常飞到他家的竹林里来觅食……对小动物的态度尚且如此，对人则更不用说了。
苏轼待人不分高低贵贱，不分男女老幼。在他眼里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上自从玉皇大帝下至卑田乞儿，都可以做朋友。后人评论云：苏子瞻‘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当然，苏轼的这种见识未免有点天真。其实，他并非不知道世间存在“恶人”，不过，在交友时，确实无防人之心。
苏轼入仕后，不论自己处境的顺逆，都能忧百姓之所忧，急百姓之所急，这种人文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不仅在当时得到了各地广大民众的拥戴，而且在后世人们仍在纪念他。在全国各地以苏东坡冠名的博物馆、公园、书院以及苏堤等纪念场所，在中国古代所有的文人中，恐怕是最多的一个。
东坡精神既承传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人文精神，又蕴涵着当代文明的时代精神，是一种亘古长青的文化现象，是值得中华民族为之骄傲的宝贵文化遗产。苏东坡作为世界历史文化名人，理所当然，其人文精神也是全世界宝贵的文化遗产。
参考资料：http://www.msrb.com.cn/article/2008/0331/article_306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