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3月，南非记者凯文·卡特拍摄的《饥饿的小女孩》，获得年度普利策新闻特写摄影奖。7月27日夜，卡特服一氧化碳自杀身亡。
记者抓拍骑车人雨中摔倒事件
2005年5月9日下午，《东南晚报》摄影记者柳涛背着相机“搜街”。当时下着小雨，天色灰暗，柳意识到要下大雨，而大雨天常容易出新闻。他计划拍一些照片，反映大雨给民众带来的影响。他沿着凤屿路向人集中的火车站走。
将到凤屿路口，狂风骤雨大作。他到路旁一家酒点门口躲避。同在避雨的一名市民见柳挎着照相机包，就说：“你是记者吧？这路口有一个坑，经常害人摔倒，你们可以报道一下。”这话提醒了柳涛。
他选了一个位置，给相机换上80-200的长焦镜头，镜头上光后，发现角度很小，电话亭、树和过往的车经常会挡住视线。他不知道坑到底在什么位置，小镜头可能捕捉不到。
柳又换了一个离路口更近的位置，同时把长焦镜头换成12-24的镜头，这样角度比较大，容易捕捉需要的信息。然后又把相机设置成连拍。
行人一个一个从眼前经过，我都用镜头留住，但是没有一个人摔倒。约1个小时过去了，柳有些灰心。他把相机挂在脖子上，一手扶着相机，一手按在快门键上。
一个戴白色帽子、打着伞的人骑自行车从眼前经过，突然听到“哗”的一声，他下意识把镜头对准那人，右手按下了快门。
随后他查看自己刚拍的照片，连自己都被镇住了，那个人不是预料中的从侧面倒下，而是向前倾，这种冲击力效果是可遇不可求的。
柳说没看清他是怎么摔倒的，更别说盯着取景镜头抢拍。等回过神来，那个人已经慢慢爬起，他的车没坏，人也没受伤，朝我望了一眼，就走了。
兴奋之余，他突然回过神来，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柳在附近找了一根约2米长、10厘米粗的棍子，想立在坑内警醒路人，结果木棍无法立稳。经路人提醒，他在附近工地上找了一个修路的提示牌放在路口，这才挎着相机回到报社。
因柳是新华社签约摄影记者，当晚选择了一组照片发给新华社。第二天新华社发了通稿。
第二天，雨停了。他觉得有必要做跟踪报道，于是又来到路口，发现那样的小坑还有三四个，幸好已经被人填平了。（柳涛接受记者采访之叙述）
第二天，《东南晚报》刊登了这组照片。编辑在编发这组照片时，“我们考虑到可能会引起争论，但媒体的责任告诉我们，披露事实以引起社会更多层面及部门的关注，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同时还有警示作用，防止类似的“悲剧”不再重演，它比让记者站在“问题水坑”前面一个个地提醒人们有效得多。考虑到刊发这组图片利大于弊，于是在编发时，我们作了编后，提醒人们，小问题不解决，往往会酿出大悲剧。告诉人们应该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的重要性。”（编辑自述）
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北京青年报、东方卫视、新浪网等纷纷就这组照片展开一场关于“职业道德”和“记者良心”的讨论。
王某诉张某等侵害名誉权案
1998年7月，王某在上海长征医院做了变性手术，被原单位解除用工合同，后无奈到甘肃某县打工。1999年5月，王某约请某市报社记者张某采访，向其详细讲述了自己做变性手术的前因后果，并提供3000字书面身世材料。张某拍摄了王某照片。张某要求在报道中不使用真实姓名及照片。
张某将采访材料形成文章，连同照片一起登在市报上。文章中使用了王某的真实姓名，并有张某做变性手术前后心理过程的较详细叙述、描写与渲染。此后，张某又将文章投至《现代妇女》。《现代妇女》以《变性人王某》为题于当年第8期发表。
文章发表后，在王某所在县城引起轰动。王某自称因承受不了舆论压力，遂再次失业。
1999年9月，王某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名誉权被侵诉讼，要求三原告（记者张某、市报社、《现代妇女》杂志社）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王某诉称：“当时我同意发表此文，不料记者张某在文章中用了我的真名，还将照片也登了出来，个人隐私被暴露得淋漓尽致，使我无法工作生活。”）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张某撰写涉及原告王某隐私的文章公开发表在报刊上，虽经王某同意，但王某对被告张某具体写什么、怎么写，写到什么程度并不知情。被告在没有将写成的文章交由原告认可的情况下，公开在报纸及杂志上发表，给原告王某工作生活造成不便，构成名誉侵权。后原告与三被告接受法庭调解，自愿达成协议：张某赔偿4000元，某市报社赔偿6000元，《现代妇女》杂志社赔偿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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