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荣八耻是先进文化的代表
一
什么是“先进文化”，我们必须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说起。一百年来，对于“先进文化”的认识，中国人存在很大的误区，甚至存在着价值上的颠倒。也就是说，近百年来，由于西方文化的进入，中国人在对文化的评判上，在对文明的评价与权衡上，存在价值上的错位与倒置。
在传统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中国，中国人对文化优劣的评判是非常清楚的。也就是说，在价值上什么文化好，什么文化不好（姑且我们把“先进”称作“好”），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士大夫从来没有含糊过。如“夷夏之辨”的观念，中国人从来就认为“夏文化”优于“夷文化”，因为“夏文化”任德不任力、从道不从霸，优于任力从霸的“夷文化”，故“夏文化”在价值上“先进”于野蛮的“夷文化”。这种观念作为评价文化的标准两千多年来都没有动摇过。也就是说，在一百多年前，即西方文化未进入中国前，中国的主流社会一直都具有非常清楚明白的文化评判观念，一直没有含糊过。
当然，在中国历史上，有些时代会出现文化评判上的模糊状态，譬如：春秋战国时代、魏晋南北朝时代与唐代就出现过文化评判上的模糊。所谓模糊，就是在文化评判上不清楚，进而迷失了方向，含混了标准，如春秋战国时代不接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开出的尚德的“王道文化”，而接受了法家尚力的“霸道文化”，背离了“圣人之教”的文化传统。又如魏晋与唐或崇老或佞佛，一度背离了儒家文化，几乎以佛老之是非为是非。但这些时代所出现的文化评判误区只能说是文化评判上的模糊，而不能说是文化评判上的价值颠倒，因为当时士大夫中的圣贤大儒仍坚持“华夏文化”中的“王道理想”不动摇，尽管当时没有实现的可能，如春秋时代的孔子，战国时代的孟子，随末的文中子，唐代的韩愈。也就是说，尽管历史现实背离了儒家文化传统，但士大夫们认为是历史现实出了问题而不是“夷夏之辨”的文化评判标准出了问题，建立在王道上的道德评判标准仍然正确。
在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上很混乱，思想文化上也很混乱，到底哪种文化应该占主导地位？亦即在学术思想上到底哪家哪派能“定于一”，当时的知识分子没有共识，才出现了“百家争鸣”。而“百家争鸣”就是每家都想争“定于一”而成为学术文化上占主导地位的“王官学”，如此才出现了儒、法、道、墨、阴阳等诸子横议争鸣的局面。这一争鸣的结果，是儒家学说没有被统治者接受，因为儒家所讲的圣人之道与王道理想在当时没有多少可操作性。当时具有可操作性的学说首先是法家，因为法家主张“耕战兼并”与“富国强兵”，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加强国防，这在当时具有非常大的可操作性，所以统治者很快就接受了法家思想。其次是道家，道家也有某种可操作性。因为道家讲权谋方术与无为之治能迎合统治者的某些需要，也有某种可操作性；还有纵横家、阴阳家等等，也都或多或少有某些可操作性。当时的学派儒家和墨家可操作性最小。相对来说，墨家的可操作性比儒家还大一些。墨子的学说虽然在政治领域对统治者没有多少吸引力，但是在民间，墨子的信徒遍天下，就像基督徒一样，满怀救世的热情，曾经成为广大社会底层民众所追随接受的显学。当时最少操作性的是儒家，不仅在社会层面上的操作性不如墨家，在政治上、权力上的操作性也几乎没有。但是，即便如此，当时的士大夫仍然坚持认为儒家这套文化虽然不能在现实层面上操作，虽然民众不理解不追随，但它仍然是有价值的，总有一天会落实的，这种期待已成为当时儒家知识分子的共识。如孟子言守先待后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公羊家言孔子作《春秋》待后王取法，都是在儒家理想不被理解不能落实的时代仍然相信儒家文化是先进的，仍然优于其他走红的时髦学说，因为这些时髦学说虽红极一时，但背离了古圣人之道，不是纯正的学说，必不能长久风光。
到汉以后，董仲舒出来纠偏，提出了“复古更化”的文化政策，希望回到中国文化的纯正传统中来解决当时国家建设中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合法性危机问题。所谓“复古更化”，就是复兴古圣人之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用此“古圣人之道”来转化当时严酷的政治现实，使历史的发展能够回到中国文化的正确轨道上来。后来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为中国两千多年以儒教立国的政治格局奠定了基础。所谓“独尊儒术”，并非如时人所说是儒家要禁锢人们的思想，进行学术文化的专制；更不是儒家人物要追求自身的荣华富贵向统治者输诚献媚。首先，是汉武帝找董仲舒而不是董仲舒找汉武帝，董仲舒终其一生都未被重用而写下《士不遇赋》哀叹抱负难酬。更重要的是，在汉以前的几百年时间中，中国的知识份子以及统治者对当时时髦的流行学说都进行了试验，先是法家、术家、纵横家、阴谋家，后是道家，但这些流行的显学都不能解决中国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合法性问题，因而都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如法家刻薄寡恩推行严刑峻法，秦实践法家学说二世而亡；道家虽可消极地解决汉初与民休息恢复社会元气的问题，但不能积极地解决汉代国家建设中的合法性危机问题。（汉承秦敝，背离周孔之教，使汉政权面临巨大的合法性危机，道家无为学说反对以古圣人之教治国，故不能解决之。）由此可见，汉以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各种流行的学说都进行了试验，都不能解决问题，最后才想到了遭秦《挟书令》迫害“独抱遗经窜山林”长期边缘化的儒家，发现儒家能解决汉代国家建设面临的问题——合法性危现问题，最后接受了儒家。所以我们可以说，“独尊儒术”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共识，是经过几百年各种学说试验后中国人逐渐认识到儒家文化所蕴含的学理在治理国家上优于（用今天的话来说“先进”于）其他学说，是当时最先进的文化。从这一历史事实我们可以看到，独尊儒术”并不是“文化专制”，而是中国人经过长期历史的苦难与曲折所达到的“文化共识”。汉以后，一直到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前，中国文化只是在某些阶段出现过“歧出”，就是说暂时走偏了方向，离开了建立在周孔之教上的中国文化正轨，但不久之后又会复其正位，重新回归到中国文化的正轨。如魏晋南北朝至隋，由于战乱中国文化出现了四百多年的歧出，即士大夫贬抑儒学而崇尚玄学，中国周孔之教的文化向具有道家色彩的玄学歧出，但玄学毕竟不是中国文化的正宗，不能解决国家建设面临的诸多问题。所以，文中子出来纠偏，用其大智慧与大生命力把中国文化重新拉回了儒家文化的正确轨道，经过文中子学生们的共同努力，开出了初唐“贞观之治”的文治局面。唐中叶以后，佛教大盛，几欲取代儒学而占据中国文化的主导地位，这又是一次中国文化的严重歧出，即向一种外来的具有出世倾向的文化歧出，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几乎尽入佛门，严重影响了建立在礼乐刑政基础上的中国社会结构。最先是韩愈出来纠偏，后宋儒出来纠偏，经过好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在宋形成了“理学”，成功地回应了佛教的挑战，又把中国文化的歧出拉了回来，中国文化又回到了自己的轨道上。从中国历史上看，这些歧出之所以能被拉回来，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人物在文化评判的标准上从不含糊，从不动摇，不为流行的显学所惑，坚决相信建立在中国古圣人之道上的儒家文化优于（先进于）其他文化（道家文化与佛家文化），而这种“文化自信”正是“文化复位”的根本动力。所以说，自汉以后到西方文化未进入中国之前，即直到晚清，在中国儒家优秀知识分子心中，文化评判的标准从未含糊过，即什么是好的先进的文化，什么是不好的非先进的文化，分辨得非常清楚。
二
所谓文化的先进与否，在中国正统的知识分子心中，是一个价值评判问题，而不是一个功利效用问题，也不是一个纯粹超越无执的出世心境问题。所以，两千多年来，尽管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多次文化的歧出与偏离，但每次都得不到主流价值的认同，最后都必然回归主流价值，重新回到中国文化的正轨。这是因为歧出的文化背离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确立的道统标准，道统标准的核心则是精神道德标准，而以功利或虚无作为文化评判的标准，最后都得不到中国主流知识分子的认同，其争夺主流价值的企图最终都归于失败。譬如，法家追求功利效用，其富国强兵之道最能打动人君，但汉确定儒家文化主导地位后法家就再也没有市场。虽然有时会出来几个人倡导法家思想，发出不和谐的文化杂音，如曹操之类被乱世激荡出来的乖戾人物，但其主张以功利效用作为国家立国之本的努力最终都归于失败，其鼓吹的法家思想最终都占据不了文化上的主导地位。还有道家佛家，虽然统治者个人对道家、佛家有特殊偏好，如汉武帝之好方术，梁武帝之好释理，唐太宗之好老子，武则天之好佛学。但这些只是统治者作为个人的特殊偏好，并非统治者的立国思想与治国理念。因为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具有双重身分：一是作为圆颅方趾的纯粹个人，一是作为身御皇极的一国之君；作为纯粹个人统治者可以有自己的特殊偏好，作为一国之君统治者只能按照治国的要求进行统治而不能以自己的个人偏好进行统治。所以，在治理国家时，中国历代的统治者或是能分清自己的双重身分，或是在政治现实的压力下别无选择，大多能在治理国家时不以自己的个人偏好为转移，而能尊重治国的客观要求治理国家，即能按照中国历史文化长期形成的共识用儒家文化来治理国家。比如，汉武帝个人好方术但治国则用儒术，唐太宗虽崇老子而下诏编《五经正义》以儒家义理立国，武则天个人虽好佛治国亦只能用儒。中国历代统治者之所以能排除自己的个人偏好用儒家思想治国，是因为他们在历史的教训中认识到儒学讲的是一整套治国平天下所必须遵循的道德价值，不管自己愿不愿意都必须以这些道德价值治国，否则国家就不可能长治久安。也就是说，中国历代统治者通过历史的教训认识到在治理国家上儒家文化优于（先进于）佛道两家文化，因为提倡虚无寂灭长生久视的出世文化是不能治理国家的。正是由于中国历代统治者能排除自己的个人偏好用儒家文化治理国家，即便在社会上佛道两家盛极一时的情况下在政治层面儒家文化仍占主导地位，佛道两家无论如何也取代不了儒家文化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功能。所以我们可以说，自汉至清末，中国在政治层面上都是用中国文化即儒家文化来治理国家，来作为国家的基本国策，来作为中国的立国之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化在中国晚清以前的历史中只在某些领域有某种程度的暂时偏离，而没有完全彻底的歧出。
三
前面已经说过，文化有歧出，是涉及到对文化的价值评判问题，涉及到评判这个文化的价值标准何在的问题。隋末文中子以前，中国已经乱了四百多年，从东汉末一直到魏晋南北朝，可以说乱得一塌糊涂。这时的乱，首先是政治上的乱，但其根源则是文化上的乱。因为当时何为先进文化已经没有了标准，甚至颠倒了标准，各种学说都自立标准，认为自己代表的是当时最先进的文化，自己的这套文化能够顺应历史的潮流。如曹操认为法家的这套文化当时最有用，最能解决现实的问题；玄学也认为自已的这套文化优于周孔之教的文化，能适应当时乱世人心厌世的需要；有些皇帝，譬如梁武帝要出家当和尚，有些皇帝在朝廷上讲老子、讲佛经（如武则天），这些都是不可思议的怪现象。朝廷是治理国家的地方，是政教风化的中心，对全国政治风气的影响非常大，怎么能在朝庭上讲老子、讲佛经呢？这成何体统！在朝庭上讲老子、讲佛经就意味着文化评判标准的错乱与颠倒，朝庭上只能讲儒家文化，只能讲圣人之教修身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而不能讲虚无寂灭的出世间文化。所以，在朝廷上讲老子、讲佛经就意味着某种程度的文化歧出。后来是文中子和他的弟子们出来纠偏。文中子对文化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呢？他的话说得很含蓄，他不说佛教好与不好，而是说释迦牟尼是西方的圣人（印度在中国的西面），不是中国的圣人，既然佛是西方的圣人佛教就只能适应于西方，而不能适应于东方的中国，适应于东方中国的只能是中国的圣人，只能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脉相承的中国儒家文化。所以，文中子《中说》中开篇就讲“王道文化”，“王道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道统所在，是中国人评判文化优劣的根本标准。中国文化是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脉传承过来，这是中国文化的正统，评判文化的价值标准正在于此。文中子用“王道”作为文化评判的标准就意味着在中国正统知识分子心中儒家文化优于、先进于佛道文化。
到了唐代中期，文化又开始严重歧出，是韩愈出来纠偏。韩愈反对皇帝迎佛骨，反对朝庭推崇佛教排挤儒教，写作《原道》再次确立了中国文化的道统观，开了宋儒道统观的先河。韩愈是文学家，现在一般人不知道韩愈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分量，实际上，《原道》是唐代的“中国文化宣言”，韩愈是将歧出的中国文化拉回中国文化正轨的先知先觉。我们知道，当时中国文化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佛教进入了中国，佛教几乎要占领中国文化的整个地盘。当时的中国不仅朝庭崇佛，大众信奉，连知识分子（士大夫）中最有智慧有学问的精英人物也被佛教吸引过去了，中国人对文化的评判标准已经开始颠倒。什么是好文化？他们认为佛教就是好文化，他们认为佛教比儒教先进，所以许多士大夫崇佛佞佛乃至媚佛，忘记了自己作为士大夫的文化使命与道统责任。在当时举国若狂的情况下，韩愈是第一个出来呐喊的人。因为韩愈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意识到如果当时不重新确立对文化评判的价值标准的话，中国文化有可能灭亡，中国有可能变成所谓的“佛国”，而佛教的理想就是要在人间建立“佛国”，使所有的人都成为佛教徒。不过，韩愈只是最早的觉悟者呐喊者，他没有能完成这个纠偏的任务，这个任务又等了几百年，到宋儒才完成。
宋儒创立了“理学”，又名“宋学”，这个学问兴起的最大动机，就是回应佛教的挑战。佛教在学理内容上是出世间法，在文明形态上是另一种外来文化，本不适应中国。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评判标准颠倒了，唐朝有许多很有智慧很有学问的知识分子和尚，写的文章很漂亮，他们纷纷撰文论述佛教思想高于中国的周孔之教。他们站在佛教的立场上来批评中国文化，他们并不是完全否定中国文化，而是认为佛教文化高于中国文化，所以劝中国人接受佛教。其他也有许多人站在佛教的立场上写了许多价值颠倒的文章推崇佛教。所谓价值颠倒，就是价值评判标准出了问题。中国文化的价值评判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中国士大夫评判文化的价值标准是周孔之教，是尧舜禹汤文武一脉相承下来的古圣人道统，是传统的儒家文化，而不是其他的价值和文化。虽然佛教在唐以后有席卷中国之势，但由于佛教只关心生死无明问题，不关心社会政制的建构，所以在社会政制层面佛教对中国没有多大影响，这一领域仍是儒家的天下，即仍是依儒家学理建立的礼乐刑政制度。而宋儒出来纠偏，主要集中在身心性命领域，即个体生命存在领域，而不在社会政制建构领域。由于宋儒好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终于成功回应了佛教的挑战，建立了“理学”，纠正了中国文化的又一次歧出，使中国文化又重新回到儒家文化的正轨。
从以上所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中国文化的歧出，但都经过历代大儒的努力得到了矫正，中国文化又重新回归正位正轨；我们又可以看到，中国历史上文化的歧出只是某些领域某种程度的歧出，而不是全方位的彻底的歧出；我们还可以看到，所谓歧出就是文化评判的价值标准出了问题，不按儒家圣人之道所确立的价值标准来评判文化，而是按其他背离圣人之道的价值标准来评判文化，出现了文化评判标准的模糊与颠倒，但这种模糊与颠倒只局限在某些领域与部分知识分子中，而没有全面化与全民化；最后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历代正统知识分子所理解的“先进文化”是建立在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道统上的文化，即体现圣人之道的儒家文化。
四
但是，中国文化在近代西方文化进入后，即从晚清到现在，出现了全方位的彻底的歧出。而这种歧出的出现，乃伴随着中国士大夫们文化评判标准的模糊、混乱、变化乃至完全的颠倒。也就是说，何为先进文化，何为野蛮文化；何为优秀文化，何为落后文化；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完全改变了传统的文化评判标准，即完全抛弃了建立在古圣人之道上的文化评判标准——儒家文化的评判标准，彻底接受了西方近代以来极端世俗化、极端人欲化、极端霸权化的文化评判标准——即功利主义的文化评判标准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文化评判标准。这就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化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最全面最彻底的文化歧出。这一歧出现在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还在扩展，还在深入。
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歧出，伴随着中国建立在儒家义理上的文化评判价值的颠倒，这种文化评判价值的颠倒在近代经历了一个逐渐改变完成的历史过程，一个开始极不情愿最后完全拥抱的过程。中国当时的士大夫们如倭仁与曾国藩，虽然已感受到了伴随西方列强而来的西方文化的压力，但在文化评判的价值标准上心里非常清楚，中国文化在道德上高于并优于（先进于）西方文化。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按照传统的“王道”观念来评判西方文化，认为西方的这一套文化是“霸道文化”，用现在流行的政治术语来说，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文化。什么是霸道呢？霸道就是以力服人，不是以德服人。用通俗的话说，霸道就是谁的力量大、谁的拳头大，谁就最优秀，谁就最先进，谁就可以统治世界。或者说，谁的科技最发达、武器最优良，谁就最进步，谁就最先进，谁就可以领导世界潮流。当时的士大夫们确实看穿了西方近代文化的实质——西方文化是尚力尚利的“小人文化”。他们相信，中国文化与此完全不同，是尚德尚仁的“君子文化”，“君子文化”自然先进于“小人文化”。但是，当时中国的外部环境非常严峻，处于被西方殖民、被列强瓜分的状态，即处于亡国、亡种、亡教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士大夫们迫于无奈，非常不情愿地改变自己君子心态与“君子文化”的优越感，把自己变为“小人”去学习西方的这套“小人文化”。他们心里很明白，只有中国的这套文化才是源自尧舜周孔的“圣人文化”，才是讲道德讲仁义的“君子文化”。这个道理并不复杂，在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心中道德高于霸力只是常识。刚才我们讲“周孔之教”是道统，是从两个意义上说：第一个意义是道统必须是传统，必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中得到最广泛的知识分子（士大夫）们的认同，是他们的历史记忆与群体共识；第二个意义是道统必须是圣人之教，它讲的是一套道德价值，一套人与物、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相处的“善”与“义”的规则，而这套规则必须是以道德作为人与物之间、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相处的标准。所以，具体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就必须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就必须以仁、义、礼、智、信来维持社会的关系和国际间的关系。这，就是“君子文化”，也就是“王道文化”。
那么，什么是“小人文化”呢？我们知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小人生来就只懂得功利并只讲功利。功利有很多意义上的功利，物质利益算功利，坚船利炮算功利，市场竞争算功利，高新科技与文化侵入也算功利。在中国这一百年的历史中，由于面临亡国的焦虑与压力，中国的士大夫们虽然知道“君子文化”高于“小人文化”，知道周孔之教高于西方那套社会达尔文主义文化，虽然非常不心甘情愿，但还是要去学。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别人已经打到你门口了，你与入侵者、与小人讲君子之道、讲理不行，没有用，因为他是强盗，他是小人，你不能用君子之道对他说：“你们别打我们，我们相处要讲道德。”这是根本行不通的。但当时士大夫的文化评判标准并没有动摇，他们只是无可奈何而已。当时托尔斯泰给辜鸿铭写了几封长信，信上说：西方人是强盗、是土匪，而你们中国人是最讲道德、最能忍让、最富于道德情怀的民族。所以他希望中国人不要反抗，因为他们是强盗，他们打你们，你们又去打他们，这样没有意义。托尔斯泰是以基督教“登山宝训”的非暴力思想来劝中国人的。他认为中国人是道德高尚的民族，西方人是土匪，如果道德高尚的民族用土匪的方法去反抗土匪，高尚的道德就要受到影响而变为不道德。当时西方一些没有民族偏见的思想家已经看到了西方文化的强盗实质。中国文化不像基督教文化，中国文化中没有“以德报怨”的非暴力不抵抗思想，中国文化对不公道的反应是“以直报怨”，主张用正义的力量去反抗邪恶的力量，以达到世间的公正。所以，一开始中国的士大夫们是在很不情愿放弃自己“君子文化”的心态下去学习西方的“小人文化”的。不过，当时他们心中还抱有一个希望，就是学习“小人文化”把小人赶走后，再恢复我们的“君子文化”。他们为此提出一个折中的办法叫“中体西用”。所谓“中体西用”，就是认为在文化本源上中国建立在尧舜周孔之教上的道德的文化优于西方建立在功利强力上的霸道的文化，中国文化只是在“用”上（功利上）有不足，而在“体”上（道德上）则远远先进于西方文化。所以，中国文化在“体”上是永远不变的，要变的只是“用”。可见，当时的士大夫在文化评判的标准上仍未动摇，仍存在着文化的优越感与文化自信。（“中体西用”的文化评判标准仍有问题，以后有时间再详谈。）
前面谈到当时的士大夫们能认识到近代西方文化的实质，进而提出“保国保种保教”的救亡主张。对这三者的关系，他们很清楚，要保“教”首先要保“国”，国保住后，人种才能保住，最后“教”（尧舜周孔之教）才能保住。因为在他们看来，“教”就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就是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历史文化特征。在中国士大夫的政治意识中，亡国不可怕，亡国可以复国；亡天下不可怕，亡天下亦可以复天下；中国士大夫最怕的是亡文化，亡文化就是亡“教”，就是亡教化，就是使人群回到禽兽野蛮状态，使社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所以，当时的大大夫们把“保教”作为“保国”“保种”的最高道德目的，而把“保国”作为当下紧迫的政治救亡任务。他们认识到，西方国家不仅是要灭你的国，要变你的种，更要亡你的文化，亡你的“教”，用他们的文化和他们的“教”来取代你的文化和你的“教”。西方人一进北美，印第安人不仅国亡了，种衰了，文化也濒临灭绝了。有的殖民地国家也放弃了自己的“教”而改信了西方的“教”。所以，保国，保种，最后保教，是当时中国士大夫们抱有的理想，他们想先把国家保住再来保我们的“教”，保住我们的中国文化不被西方文化改变，保住中国源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圣人之教、圣人文化。当时的士大夫们普遍具有这种“保教”意识，但历史的演变往往是“吊诡”的，中国近代以来知识分子救亡的目的是为“保教”，但一百年后“国”与“种”都保住了，“教”却未保住，中国成了一个世界上最独特的无“教”的国家，西方文化入主中国成了中国的“教”（文化）。这不能不说是令人难以思议的“历史的吊诡”。
这种以“保教”始以“无教”终的历史演变有一个过程。刚开始，中国知识分子还有“体”的意识，“体”是“教”的价值基础与文化特质，是“教”不可改变的永恒内涵，“体”若改变了，“教”就不成其为“教”了。当时曾国藩、倭仁们理直气壮地强调中国文化完全的“体”，张之洞则以折中的方式强调中国文化的“体”，但到了康有为，这个“体”就慢慢开始变化，渐渐名存实亡了。康有为以儒家“春秋公羊学”作为变法的思想号召，但他却主张君主立宪制，而君主立宪制实质上就是西方的代议民主制；他所说的“孔子改制”并非是改成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王道政制”，而是改成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所以，康有为的“孔子改制”应再加一字，叫“孔子改西制”。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当时有人批评康有为变法是“貌孔心夷”，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康有为变法时表面上还强调中国文化的“体”，只是在变法的具体内容上悄悄换成了西方文化的内容，譬如换成了议会民主制度。议会民主制度是西方文化，但康有为认为在中国文化中就有这种制度，早在孔子时就有了，所以他理所当然地提倡“君主立宪”。中国文化（周孔之教）在康有为这里仅仅变成了一个符号，一个用来作政治号召的符号，但体现中国文化精神实质与历史特性的“体”及其具体的历史文化内容已经被改换了。康有为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把西方文化的“体”悄悄移植到中国文化中，使中国文化只具有象征意义而失去其精神特质与“体”的功能，从而失去中国文化的具体的“教”的内容与功能。再往后发展，到了民国时期，在孙中山的时候，中国文化的“体”已经理直气壮地要换成西方文化的“体”了，已经不需要用中国文化的象征符号为西方文化的“体”寻找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了，中国的“周孔之教”已经不是民国知识分子救亡的最高目标了，他们甚至视这个“教”如敝屣欲弃之而后快，完全发自内心的渴求去狂热地拥抱西方的“教”了。
孙中山与“五四”知识分子相比还好一些，没有完全否弃中国文化传统，他讲“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中有“民族主义”，但“民族主义”照孙中山的解释是用来团结全国民众抵御外侮，中国文化传统在“三民主义”中只有工具意义上的价值，而无“体”的价值了，更无“教”的功能了。“体”已是西方文化的“体”了（自由、民主、人权等），“教”也是西方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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