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神为执掌祸福，致人以福之神。宋时民俗以道教中的真武大帝为福神。道教中的地位颇高的三官大帝——天官、地官、水官，分治天、地、水三界，考校天人功过，司众生祸福之神。其中天官主赐福，地官主赦罪，水官主解厄，故民俗尊天官为福神，与寿星并列。天官的形象常见于民间年画、版画、衙署壁画以及剪纸等。最著名的画题是“天官赐福”亦称“受天福禄”。《茶番室三钞》引《宣和画谱》云：“五代时人陆晃有‘天曹赐福真君’像一帧。然则今所称天官赐福者，亦有本矣。”天官赐福画面多为天官身着红袍立于海崖，手持一轴诰命，上写“天官赐福”或“受天福禄”四字，或加蝙蝠和儿童。
禄星文昌，主文人之功名利禄。文昌原是天上六星之总称，即文昌宫。六星各有星名，称上将、次将、贵相、司命、司中、司禄等。《明史》的《礼志》称，“梓潼帝君，姓张，名亚子，居蜀七曲山，仕晋战殁，人为立庙祀之”。张亚子即蜀人张育，东晋宁康二年（374年）自称蜀王，起义抗击前秦苻坚时战死。元仁宗延佑三年（1316年）敕封张亚子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遂被称为文昌帝君。
忠主孝亲：文昌帝君除有抗击战死、忠主救民之功绩外，《梓潼帝君化书》称，张亚子“生及冠，母病疽重，乃为吮之，并于中夜自割股肉烹而供，母病遂愈。后值瘟疫流行，梦神授以《大洞仙经》并法箓，谓可治邪祛瘟，行之果验”。因此，文昌帝君也是慈祥孝亲的楷模。成书于宋元时的《文昌帝君阴骘文》列举古代士人行善得福的事例，说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近报则在自己，远报则在儿孙”的因果报应，劝人行善积德。
文章司命：《文昌帝君阴骘文》称，文昌帝君曾七十三次化生人间，世为士大夫，为官清廉，从未酷民性烈，同秋霜白日之不可侵犯。“济人之难，救人之急，悯人之孤，容人之过，广行阴骘，上格苍穹”。因此，天帝命文昌帝君掌天曹桂籍文昌之事。凡世间之乡举里选，大比制科，服色禄秩，封赠奏予，乃至二府进退等等，都归文昌帝君管理。
奉祀：元明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规模化和制度化，对于文昌帝君的奉祀也逐渐普遍。各地都建有文昌宫、文昌阁或文昌祠，其中以四川梓潼县七曲山的文昌宫规模最大。一些乡间书院和私塾也都供奉文昌神像或神位，其间虽时有兴废，但因文章司命，贵贱所系，所以一直奉祀不衰。旧时每年二月初三日为文昌帝君神诞之日，官府和当地文人学士都要到供奉文昌帝君的庙宇奉祀，或吟诗作文，举行文昌会。
寿星指二十八宿中的角、亢二星，《尔雅·释天》云：“寿星，角亢也。”《史记·封禅书》注：“寿星盖南极老人星也，见则天下理安，故祠之以祈福。”可见，秦汉之时，奉祀寿星可以祈福祈寿，后世所奉祀的寿星实指南极老人星。从周秦开始，历代都有奉祀寿星的活动，至东汉时期，祭祀寿星都被历代皇朝列入国家祀典，至明被废。寿星的职掌，最初为国运之长久，即国之寿，后被奉作主世间寿考之神。齐梁高道陶弘景《真灵位业图》列南极老人丹陵上真为“太极左位”。寿星的形象很有特色，《西游记》第七回写道：“霄汉中间现老人，手捧灵芝飘蔼绣，长头大耳短身躯，南极之方称老寿——寿星又到。”在民间美术作品中，常可见到这样的寿星形象。
奉祀：有福、得禄和长寿等三个目标，一直是中国道教信徒和普通民众追求的共同理想。因此，明代以降，民间对福禄寿三星的奉祀经久不衰。道教宫观，尽管少有专门设立的福禄寿三星君殿，但是单独供奉寿星的仍较普遍。中国福禄寿三星瓷雕至今仍然有人请回家供奉，并预先在道观中开光分灵，以求灵验，护佑合家有福、得禄和长寿。
喜神在民间诸神中不见经传的神，其形象也少见。据清乾隆时编撰的《协纪辨方·义例·喜神》载：“喜神于甲己日居艮方，是在寅时；乙庚日则居乾方，是在戌时；丙辛日居坤方，是在申时；丁壬日居离方，是在午时；戊癸日居异方，是在辰时。”择定方位，新娘上轿时，轿口必须对准喜神所在方位少停一刻，称“迎喜神”。另外，和合二仙也是喜神。旧时民间举行婚礼时，常挂和合二仙的画像，取“和偕好合”之意，以图吉祥喜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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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摘自《爱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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