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08-12-11
我国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一年多了，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在当前内需不足、经济仍在低谷运行的背景下，中央政府提出要继续加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力度，因而有必要借鉴国际经验，拓展积极财政政策的新思路。
一、运用财政政策调节经济景气状况，是世界各国政府的普遍经验
积极财政政策这一专门的术语目前在中国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其要义是指在经济萧条时政府采取的提升经济景气的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组合。因此，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或地区在特定时期所采取的某些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并以此来调节经济周期，使经济走出低谷、摆脱萧条的做法对我们今天更好地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在以市场机制为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的条件下，经济总会在繁荣和萧条的不断相继中进行。因此，经济周期是现代宏观经济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如何运用财政手段熨平经济周期，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对策的重要内容。在经历了1929—1933年经济危机之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放弃对经济的自由放任，转而实行宏观调控，如广泛使用信贷刺激和税收调节等措施，可效果均不理想。直到1938年，罗斯福增加财政开支刺激经济景气的赤字预算试验（即罗斯福“新政”）获得成功，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历届总统的经济史就成了如何通过实施货币政策和财税政策调节经济的历史。当经济过热时，就会采取抽紧银根的货币政策；当经济增长缓慢时，财税扩张政策即被采用，通过增加政府支出和大幅度减税，以扩大需求，刺激经济增长。尽管70、80年代受赤字规模、国债规模和经济“滞胀”的影响，但西方各国政府也大都未放弃运用财政货币手段来克服萧条和刺激经济快速增长，因此，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一直只升不降。
在这方面，日本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很有参考价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政府曾根据经济发展不同时期的不同周期作过几次调整。从50年代初期到1973年间，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日本政府一直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1973—1975年日本经济危机后，日本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扩张性措施。如：（1）频繁实行减税政策。从1973年开始，实行所得税一半减免，1987年又决定对年收入在500万日元以下的家庭减免所得税4.1万亿日元。（2）增加财政支出。日本政府采取了四次大规模反危机的“萧条对策”，其中主要是大量增加公共事业的投资，以期引起更大的乘数效应。结果促使1975、1976两年工业增长了10.8％。1978年，日本政府又编制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大预算，即公共事业投资预算增长34.5％。（3）社会福利开支增大。从1973年开始，日本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福利政策，如“老年人疗养免费”，并修订了健康保养法和年薪法，对供给家属的比率从50％提高到70％。由于日本政府在70年代的危机中及时地调整了财政政策，使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在以后的10年中，名列主要发达国家的前茅。
日本政府的反周期财政政策也有过严重的失误和深刻的教训。1992年以后，为了摆脱经济萧条，日本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景气对策，致使在80年代末曾有所缓和的财政赤字问题重新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鉴于这种情况，桥本内阁决定进行财政结构改革，制定并在国会通过了《财政改革法》，规定在1998—2002年的5年时间里将财政赤字（包括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与GDP的比重由1997年度的5.4％缩小到3.0％。另一方面决定从1997年4月开始将消费税率由原来的3％提高到5.5％，结果导致国民消费支出大幅度下降，受削减赤字的影响，政府对公共事业的投资也明显减少，所以从1997年4月份开始日本国内需求急剧下降，经济形势出现了大滑坡，以致发展为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之后，为了扭转急剧恶化的经济形势，日本政府采取了一项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价值为16.65万亿日元（约合1281亿美元）的“紧急经济对策”，以求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复苏。
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香港经济自1997年下半年以来受到较大冲击，经济增长逐月下滑，通货紧缩日见明显，失业率迅速攀升。为缓减民困，加强信心，重现香港经济活力，香港特区政府首份财政预算案中采取的对策就是实施扩大政府支出和减税的财税政策。1997—1998年度特区政府开支预算达1980亿港元，1998—1999年度政府开支预算高达2330亿港元，增长17.6％。这些开支，大多用于公共支出，如用来开办教育及培训、提供健康护理服务和举办市政工程等。此外香港特区政府还实行了减税政策，重点是个人税收和行业税收减让，减税规模在1998～1999年度都达173亿港元，占上年度财政赢余的2.2％。
二、借鉴国际经验，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方面要有新的思路
境外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财政政策是政府克服经济衰退，启动经济增长最有效的手段。那么，针对我国实际情况，在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方面，应从国际经验中得到哪些启示呢？
1.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措施要果断，力度要大，但持续时间不宜过长。
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周期的变化的认识时滞已嫌太长，决策和执行时滞一定要尽量缩短，否则财政政策时滞较短的优势就会减弱。如日本政府在1997年就因为犹豫不决，坐失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的良机，致使经济继续滑坡，陷入了战后的低谷。促使经济回升需要较大的财政政策力度的原因是经济衰退时期财政政策作用的乘数要小于复苏时期。从美国的例证来看，两者差距能达到2至6.6倍，也就是说，在不存在其他因素作用的情况下，繁荣时期100亿元财政支出通过乘数作用实现的国民生产总值，在衰退时期可能需要200亿元～600亿元的财政支出才能实现。日本的例子可以作为反面借鉴。因此，如果决定使用积极财政政策就要下大决心，尽快在较短的时间里集中增加较多的资金投入。但考虑到持续的扩张性财政支出受到有限的财政收入刚性制约，依靠国债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又受到国债规模风险的制约，因此，不宜长时期持续使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一句话，理想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一是力度要大，二是实施的时期不要太长。
2.积极的财政政策要与适度放松的货币政策相配合，两者缺一不可。
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于刺激总需求，促进经济复苏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也是当前走出经济困境的最主要的政策手段。但是，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似乎仅靠财政政策还难以达到扩大内需的目标。现实的中国经济是，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并且存在着相当大的通货紧缩缺口，经济走向低谷。在这种情况下，“双松”的财政货币政策搭配是正确的选择。因为，实行以刺激总需求为宗旨的宽松式财政政策时，无论是增加消费还是扩大投资，最终都要表现为增加的货币购买力上。如果此时没有采取相应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社会上的货币供应量保持不变或减少，那么，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导致的购买力的增加就不能实现，从而不能达到刺激总需求的目的。例如，去年财政通过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而扩大内需，主要是靠增发国债实现的，而国债规模是受各种条件约束的，不可能无限扩大，仅依赖现有的可借债规模，似乎难以达到拉动内需的目的。所以，在财政向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的同时，商业银行还增加了1000亿元的配套资金，集中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这种以定向长期国债为工具，以基础行业、基础设施为切入点的财政货币政策“双松”搭配，是中国90年代以来未曾有过的尝试，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可以说，这是我国使用财政货币政策“双松”搭配的成功范例。而且，在当前买方市场事实上已经形成的现实条件下，适度的货币扩张是不会导致通货膨胀反弹的。相反，它将有助于我们走出通货紧缩的“困境”，为启动经济提供有力的支持。
3.积极审慎地运用赤字财政政策。
罗斯福政府抛弃了传统的平衡预算政策，首开和平时期的赤字预算的先河，通过大量举债的方法实施各种公共工程和对落后地区进行开发，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点对我们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我国应一方面针对当前地区差距扩大、失业问题严重、总需求不足和经济增长乏力的严重情况，集中财力，振兴财政，增强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另一方面必须反思“九五”期间必须消灭财政赤字的政策主张。如果说，以前的财政赤字是在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和通货膨胀的条件下形成的，是不合理的，那么在当前总需求低于总供给和通货紧缩的条件下则是合理可行的。更何况，由于前几年执行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不含利息支出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由1980年的1.53％下降到1997年的0.75％；即使将利息支出因素考虑进来，调整后的财政赤字占GDP的份额到1997年也仅为1.5％。而美国的这一份额在1970～1979年间平均为1.9％，1980年～1989年间平均为4.1％，1990～1992年间平均为4.6％。从国际比较看，我国运用财政赤字来刺激社会总需求还是有较大的空间的。所以，“九五”期间没有必要消灭财政赤字。不过，当经济形势明显好转，出现经济繁荣迹象时，就要着手考虑削减赤字规模，力争财政收支基本平衡，以避免危及财政安全。
4.通过改善国债的持有结构来适当扩大国债的发行规模。
扩大内需最直接的途径就是增加政府支出特别是投资支出，但资金从何而来？当然首先是增加税收。在进一步增加税收很困难的情况下则只好增发国债。在国债发行量增长速度很高、国债市场容量有限的情况下，政府必须考虑增加金融机构对国债的持有量。中国目前60％以上国债由公众持有，商业银行持有国债仅占其资产的6％。这一比例远远低于一般发达国家的水平。以日本1994年的国债销售情况为例，在长期政府债券中，49.7％是金融机构购买的，只有2.4％是由个人购买的；在政府贴现债券中，31％是由金融机构购买的，个人购买占41.8％；在政府担保债券中，62.1％是由金融机构购买的，个人购买占0.1％；在地方政府债券中，金融机构购买占48.9％，个人购买占5.1％。所以，应鼓励政府通过发国债的方式向银行借款。这不但可以解决政府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还可以有效地解决长期困扰金融机构的金融资产质量问题。一箭双雕，何乐而不为呢？当然不可否认，政府向金融机构借款（发债）将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因而有可能导致通货膨胀。但中国经济目前所面临的主要危险是通货紧缩而不是通货膨胀。因此，我们不必因为担心通货膨胀反弹就畏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为了提高就业水平，刺激经济增长，促进经济回升，只要把通货膨胀控制在一个适度的区域，如3％左右，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应该是值得的。
5.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点必须从财政投资这种直接手段转向利用财政投融资、财政贴息等间接手段，促使以政府投资为杠杠、有效地带动起社会投资这个“轮子”。
第一，改变财政投融资方式。一是可以考虑继续向金融机构发行一定数额的国债，以抵销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过多、外汇占款下降对货币供应的影响；二是允许部分财政状况较好的地方，发行中央特许、地方财政担保的“公共工程”专项基础设施建设债券；三是通过把上市公司的国有股用可转换债券形式转让，将部分国有资产在市场上变现，所得资金投入到公共基础设施等。
第二，运用财政贴息、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手段，协调和吸纳社会资金，尤其民营企业参与社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和房地产开发等领域。这样不仅有利于在公共投资领域内建立起竞争机制和风险约束机制，而且还有利于拓宽公共投资资金来源和提高项目本身的运作效率。
6.加大对落后地区的开发力度，既可以逐步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又可以更有效地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力。
罗斯福“新政”中一个重大项目就是对落后地区田纳西河流域进行开发。通过开发，使该流域的交通、环境、供电、供水等各方面的条件都得以改善，为该流域的发展提供了前提和条件。一般而言，落后地区人力资本和投资环境都较差，投资收益相对较低，经济萧条对其打击更为严重，经济复苏和启动难度更大。因此，政府必须真正加大对广大落后地区的直接投资，还应对落后地区实行优惠政策，以吸引国内外资金到落后地区进行投资。只有这样，积极的财政政策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不是仅在某些局部地区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发挥效力。
7.西方发达国家在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时，频繁地使用减税政策，这一点从总体上看对我们现在没有多大的借鉴意义，但进一步加大税费改革的力度，尽快减免某些过时的不利于企业发展的税费，增强企业的有效供给能力也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所必需的。
减税是运用财政政策进行反周期调节和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80年代中后期的经验也验证了这一点，美国自90年代以来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得益于80年代中后期的税制改革。但在中国，在面临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是否也应该普遍减税呢？对这一问题，应该作具体的分析，而不应该盲目照搬西方的经验。宏观税收负担总水平代表着政府对社会财富的占有程度，确定合适的宏观税收负担总水平是财政政策的核心问题。在中国，宏观税收负担包括两个部分：一是预算内的宏观税收负担即宏观正税；二是政府税外收费（还包括各种摊派、罚款等）。
我国宏观正税负担率是比较低的，1987－1996年10年间，最高不过16％，低则只有10％。这一现象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国8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转移到城市并走上一条“放权让利”的改革道路及以税收优惠支持改革和发展的政策取向是密不可分的。若考虑到政府税外收费，情况则又不尽相同，改革开放以来，在“放权让利”、默许甚至鼓励政府部门创收的思路下，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和政府部门间、单位间、地区间的相互攀比，巧立名目、提高标准、使得非税收入持续快速膨胀，现在已到了严重失控的地步。从全国的情况看，1996年非税收入已达9798亿元，比当年税收收入的6909亿元多出近3000亿元，“费”与“税”的比例高达1：0.704，“费”大于“税”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预算内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尽管在持续下降，但由于政府税外收费，主要是预算外政府收费急剧增长，使我国的税收负担总水平基本稳定不变，只呈现出波幅很小的近似平行线。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很容易地得出一个结论：我国的宏观正税并不重，10多年来一直呈下降趋势，由1987年的15.9％下降到1996年的10.1％，平均每年下降约0.6个百分点，这比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税负还要轻，但是我国的非税收入规模严重失控，其增长速度及在GDP中的比重均快于宏观正税，企业税外收费负担繁重，苦不堪言。如果把宏观正税和税外收费相加测算我国的宏观税负总水平，就会发现我国的总税负水平10年来基本上稳定在25％左右，这与发展中国家及中等税负国家的水平基本持平。这一总税负水平与我国工业化进程所处的阶段和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上也是相适应的。因此，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不意味着要实行普遍减税的政策。更何况，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要扩张总需求，无论是增加政府采购支出，提高财政补贴、财政贴息水平，还是加大政府投资的力度，都会扩大财政支出，而财政支出的增加是建立在丰厚的财政收入的基础上的。
虽然从总体上讲，我国不存在减税的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某些税负就不存在下调的可能性。至少在两个方面是可以做文章的：一是应普遍提高出口退税率，以减轻因东南亚国家货币贬值对我国出口的压力；二是进一步加大税费改革的力度，尽快减免某些过时的不利于企业发展的税费。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再出现投资过热而很少出现投资不足问题，因此缺乏如何刺激投资活动的心理准备，以致未能根据经济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税费政策，使一些具有抑制投资效应的税费政策仍在延续，这极大地抑制了投资活动。因此，清理抑制企业投资和技术改造活动的税费，并加大其改革力度就显得尤为重要。
第2个回答 2019-03-13
摘要：如果把财政政策比作经济腾飞的左翼，那么货币政策无疑就是它的右翼。无论是西方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日益重视二者的合理配置，我国最高决策层对此也达成共识。近几年来，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促进了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引起了世界瞩目。加强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合理配置的研究，完善宏观调控，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两大重要经济政策，两者无论是在微观经济领域还是在宏观经济领域都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改变政府预算调节社会总需求，其运用工具主要是税种、税率、支出预算、公债、补贴等；货币政策通过运用存款准备金、再贴现率、公开市场业务等手段调节货币供应量、利率来实现宏观经济目标。作为现代宏观经济管理中的核心政策，实现两者的最佳配置并使其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和针对性，对于实现我国经济目标和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西方国家的经验来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近年来日益受到重视。过去20多年，由于受货币主义的影响，西方各国普遍推崇货币政策，轻视财政政策，担当宏观经济调控主要任务的是各国的中央银行。近几年来，西方各国开始强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以使货币政策产生更好的效果。宏观政策的这种调整不仅在各个国家、集团之间得到加强，而且得到IMF等国际组织的鼓励和支持。
目前，我国正在实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对拉动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效果，但从扩大内需的总体要求看，两者之间仍需进一步地协调并加大力度。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合理配置的意义
（一）独立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在理论上实际并不存在。
我们知道，政府预算是政府支出G和税收收入T之差（G－T）。如果G－T>0，为政府预算赤字；G－T<0，为政府预算盈余。在出现预算赤字时，政府一股有两种方法维持平衡：一是发行政府债券；二是增加货币供应。即G－T＝（B+（M.
这一公式便是政府预算恒等式。由它可知政府应付赤字的办法，一是通过借贷获得债务收入（B，二是通过增加货币发行征收通货膨胀税（M.假定（M=O，也就是说货币供应既不增加也不减少，即在没有货币政策配合的情况下，任何财政扩张政策（即增加政府支出G）都只能靠借贷（B来维持。假定单独使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不变，即公式等号左边为零，就有：0=（B十（M，即CM=一（B，货币供应增加的数量（M必须正好等于公众手中的政府债券减少（即中央银行买入）的数量一（B.由此可见，财政政策（G－T）和货币政策（M之间并不相互独立。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合理配置可以取长补短。
如果单独使用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支出，会马上见效，使总需求增加，从而总产出上升，但由于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将使得利率上升。由此直接产生两方面的副作用，其一是影响国内的投资环境，使中小企业投资下降，而中小企业是提供就业机会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用财政政策不能有效地改善失业状况；其二是利率上升会导致汇率上升，从而使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货币政策通过货币增加，使得利率下降，不会产生财政政策的副作用，从而在刺激经济时能改善整个经济环境，对投资和净出口都有利。但由于货币政策不能直接导致总产出的提高，用它来对付经济衰退时就有可能难以把握准确的操作时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单独实行各有利弊，只有把两者合理配置使用才有可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合理配置的取向
（一）充分发挥国债经济“蓄水池”的功能与作用。
国债作为连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惟一纽带，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是调节经济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我们应充分加以利用。一方面利用国债具有“金边债券”的独特优势，推动国民高额储蓄从间接融资渠道流向直接融资渠道，从金融领域转移到财政领域。另一方面应解除政策限制，扩大机构主体尤其是广大金融机构持有国债的规模水平。据报载，在当今各种类型市场经济国家中，商业银行持有各种国债大都占其资产总额的10％左右，而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持有政府债券都在50％以上，与之相比，我国60％国债依靠居民购销，国有商业银行只持有5％的低比率，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距甚远。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国债的另一调节功能，也是中央银行最灵活的货币政策手段——公开市场业务对经济、金融的调节作用。
（二）积极探索研究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内的总需求管理规律，从而为实现政策目标提供高效优质服务。
目前，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面临着以市场为轴心的结构性调整，引导市场主体居民和工商企业实现有效需求，是现代市场经济中总需求管理理论赋予我们的使命。西方国家曾经运用直接大量增加财政投入刺激经济、恢复市场信心而取得阶段性成果应该是对我们有益的启示。但是这一政策的实施，应当建立在财力较充足的情况下进行，特别是政府支出投入上，要在正确合理选项上下功夫，防止重复投资。
（三）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综合协调，把增加投资规模与刺激、拓展最终消费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供给与需求始终是市场的平衡力量，在某一时点上应寻找最佳平衡点（当然是相对的）。当前有效需求不足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需要刺激的重点是消费需求。刺激投资和生产固然也是提供需求，但它能否提高经济效率，是由最终消费的状况来决定的。因此，在当前情况下，充分运用货币政策手段对资本的流向和流动性进行适时调节以及运用财政政策手段对有效规模进行合理调整，以增强国内需求为目的，把增加投资和生产与刺激最终消费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
（四）正确分析和认识经济状况，合理把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力度，防止新一轮通货膨胀的到来。
纵观我国20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高通货膨胀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震荡和痛苦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近两年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双向扩张实施力度较大，加之在当前体制转轨尚未完成、适应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还很不健全、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多的情况下，如果片面强调和实施全面松动的总量扩张政策，特别是长期使用，很有可能诱发新一轮通货膨胀。因此，我们必须把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松紧力度，引导国民经济走健康发展之路。
三、结束争论，开辟未来
在经济学界，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争论由来已久。两者之争表面上是不同的政策主张之争，实质是主张市场调节多一点还是政府干预多一点的理念之争，相信市场的人一般偏向于货币政策，相信政府干预的人一般偏向于财政政策。美、日、德等国政府都是号称财力庞大且管理有效的政府，但对运用财政政策普遍深怀戒意。
我国的公共投资效率之低在世界上名列前茅，计划经济体制尚未完全消除，大规模使用财政政策的最大危险莫过于有可能强化计划体制，导致体制复归。在我国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全依赖财政政策而排斥货币政策或者完全依赖货币政策而排斥财政政策的主张都是不足取的，必须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更快地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财政部长项怀诚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分别撰文指出：两年来的实践证明，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得了明显成效，维护了社会稳定，保持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从当前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来看，这项政策还需要保持必要的力度，以最终实现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目标，为国民经济在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中高质量、高效益发展提供保障。
因此，合理配置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选取最优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工具达到调控经济的目标，是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在宏观调控中所追求的，也是我国经济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两者的合理配置，是我国政府进行宏观调控采取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这不仅提高了我国驾驭宏观经济的能力，也必将对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大有裨益。
第3个回答 2008-12-10
当前，流动性过剩已成为中国经济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所谓“流动性过剩”，通常指经济层面资金充裕，银行信贷投放冲动较强。在国际经济失衡的背景下，中国国际收支近年来持续呈现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外汇储备持续攀升，导致出现流动性偏大。这一问题已波及经济各个层面，并由此造成贸易摩擦增多、通胀压力加大等问题。
针对流动性过剩问题，央行频繁动用货币政策这一直接、灵活的宏观调控手段，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利率、发行央行票据轮番上阵。
今年央行已先后5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2次加息。特别是5月18日，央行加大政策调控力度，同时调整了准备金率、利率和汇率，显示了政府缓解流动性过剩的决心。
此外，央行于今年1月底重启三年期央行票据，适时延长央行票据期限。央行票据发行力度也进一步加大，截至6月21日，今年累计发行的央行票据已超过2．5万亿元。
财政政策逐渐发力
在货币政策频繁推出的同时，提高印花税、调整出口退税、国债发行等财政政策也正渐渐走向中国宏观经济的前台。
5月30日，财政部将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由1‰调整为3‰。
6月18日，我国正式发布通知，规定自2007年7月1日起，调整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共涉及2831项商品，约占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的37％。
“这次政策调整的目标主要是为了减少顺差。”财政部税政司副司长王晓华日前接受中国政府网专访时表示。专家认为，出口退税的调整将对抑制外贸出口的过快增长、缓解流动性过剩起到积极作用。
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9日表决通过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授权国务院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可停征或减征利息税。
“这是一个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结合起来的、很好的对经济进行调控的办法。”北京大学国民经济核算研究中心蔡志洲研究员说。他指出，对利息税的调整，直接指向流动性过剩问题，直接的效果和目的，就是回收流动性。
6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由财政部发行15500亿元特别国债购买外汇的议案。
“这有利于抑制货币流动性，缓解人民银行对冲压力。”财政部部长金人庆表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博士殷建峰认为，财政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可以从货币市场回笼货币，有助于减少央行对冲流动性的压力，从而对当前货币市场流动性过剩格局产生影响。
根治流动性过剩还需两大政策“组合拳”
根治流动性过剩不能单靠央行通过货币政策来解决，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央行票据等各种货币政策手段虽然对流动性过剩起到一定的收缩作用，但在准备金率和利率屡次上调之后，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逐步缩小，这就需要财政政策及时跟上并对货币政策加以配合。
6月1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努力缓解流动性过剩矛盾。综合运用金融、财税等手段，引导和调控资金流动。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近日开会研究下一阶段货币政策取向和措施时也指出，应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稳中适度从紧，进一步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产业、外贸、金融监管等政策的协调配合。
专家认为，我国流动性过剩的背后是投资与消费的失衡。在国内消费不足的情况下，过剩的生产能力必然要寻求外部需求平衡，从而导致巨额的贸易顺差。因此，必须扩大内需，增加消费，才可以减少顺差。
对此，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建议，中国要实行“分红、收租、减税”的财税改革，分红是指国企分红，收租指要征收资源税，减税就是要降低个人所得税，或是提高社保投入，以此来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而提高消费，降低储蓄率。
作为国家宏观调控两大政策工具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各有所长。今后在宏观调控方面，我国将会更多地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组合拳”，使宏观调控更加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