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的王安石和苏轼，两人之间的私人感情如何？各位，这个话题非常好。首先，它涉及到的是平时老百姓喜闻乐见，经常讨论的话题，属于社会热点话题，比较接地气，也比较能引起大伙儿的共鸣。其次，这个问题具有科普的性质。我们知道，作为文字工作者，其职责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阐述事实，澄清谬误，引领社会舆论，起到为大众发声，为正义呐喊的作用；第二，文字工作者应该宣扬正确的价值导向，弘扬正能量。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文字工作者应该认识到，自己具有传道、解惑的职责，为百姓做好科普工作，是我们的应尽职责。今天的话题，正是具有科普价值的，所以是个好问题。小编就来聊聊这个话题。王安石和苏轼的私人感情如何？据史料记载，熙宁二年，王安石准备改革科举考试，请求开办学校，在科举考试中废除诗、赋等科目，专考经、义、论、策。苏轼随即上奏朝廷表示反对。
王安石怒不可遏，说：“苏轼才高，但所学不正”，最终宋神宗听从王安石意见，罢黜了苏轼，苏轼离去后，朝中大臣开始预谋打击王安石，后罢相辞官，回到江宁老家。两人一前一后离开朝廷，终有机会冰释前嫌了。元丰元年，苏轼因“乌台诗案”受到诬陷，被逮捕入狱，择期问斩，除苏辙外，无人为其辩护，此时，身处江宁的王安石得知此事后，想到国家危难，想到苏轼的才情，立刻派人快马加鞭赶至京城，将自己的亲笔书信呈给皇上，为国家保住了一位人才，为后世保住了一位文坛才子。
元丰三年，苏轼奉命从黄州调往汝州。途径江宁，想起救命恩人感动不已，于是专程拜访王安石，从而化干戈为玉帛。王安石听说苏轼要来江宁，马上风尘仆仆赶到渡口与苏轼相会。两人在江边煮酒和诗，通宵达旦，畅谈甚欢。事实上，两位集文学底蕴和政治卓见于一身的风流人物，从未成为真正的敌人。二人的初衷无非都是为了风雨飘摇的大宋江山，王安石与苏轼，相互敬佩，相互欣赏，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文人相亲”的典范。
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
苏轼与王安石之间的政治交往、私人交往和学术交往三个方面都有关系。
在政治关系上，苏轼起先反对王安石变科举，继而反对王安石变法，因而被贬。被贬之后，他又写了不少政治诗来讽刺新政。而后王安石失势，司马光当权，欲全部废除新法，而苏东坡又主张对新法“较量利害，参用所长”，以致又被―贬再贬，流落岭南海南。对于王安石―苏东坡是“对立”的，还是“持平‘’的？是政治上的对立，还是个人之间的思想？
在私人交往上，苏东坡从御史台之狱出来后，到黄州做了4年零2个月的团练副使，之后往汝州，途经金陵，与退职在家的王安石相会，共览江山之胜。据朱弁《曲洧旧闻》载：“东坡自黄徙妆，过金陵，荆公好服乘驴谒于舟次。东坡不冠而迎揖曰：·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荆公笑曰；·礼岂为我辈设哉！东坡曰：“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着。，荆公无语，乃相招游蒋山＂又，蔡倏《西情诗话》云：“元丰网，王文公在金陵，东坡自黄北迁，日与公游，尽论古昔文字。＂《宋史》也有类似的记载，苏王一见，谈笑风生，乐而忘返。以致东坡之后有“从公已觉十年迟“之叹。
在文学于与学术关系上，据野史小说记载，苏东坡很有些小视王安石。王安石咏菊诗有‘’昨夜西风过国森林，吹落黄花遍地金”，苏轼说“老夫糊涂？春花凋谢，菊花怎么会零落呢？便续了两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王安石《字说》谓“坡者，土之皮也＂，苏以“滑者，水之骨也”来反唇相讥。
拓展资料：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汉族，临川人，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进士及第。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政绩显著。熙宁二年（1069年），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因守旧派反对，熙宁七年（1074年）罢相。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罢相，退居江宁。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郁然病逝于钟山，追赠太傅。绍圣元年（1094年），获谥“文”，故世称王文公。
王安石潜心研究经学，著书立说，被誉为“通儒”，创“荆公新学”，促进宋代疑经变古学风的形成。在哲学上，他用“五行说”阐述宇宙生成，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其哲学命题“新故相除”，把中国古代辩证法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文学上，王安石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简洁峻切，短小精悍，论点鲜明，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充分发挥了古文的实际功用，名列“唐宋八大家”；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晚年诗风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世称“王荆公体”；其词写物咏怀吊古，意境空阔苍茫，形象淡远纯朴，营造出一个士大夫文人特有的情致世界。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
本回答被网友采纳在政治关系上，苏轼起先反对王安石变科举，继而反对王安石变法，因而被贬。被贬之后，他又写了不少政治诗来讽刺新政。而后王安石失势，司马光当权，欲全部废除新法，而苏东坡又主张对新法“较量利害，参用所长”，以致又被―贬再贬，流落岭南海南。对于王安石―苏东坡是“对立”的，还是“持平‘’的？是政治上的对立，还是个人之间的思想？
有人认为，苏轼之于王安石，“不在法而在人”苏轼有一首题为《山村》的诗，其中有两句：“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意思是说，由于王安石的“均输法，食盐买卖由国家统一经营，山村之民，由于供应不上，吃不上盐了，这便是讽刺“均输法”。邓之诚先生在《中华二千年史》中说：“按均输法，于物价调节最有关系，且为刘晏成法，论者亦攻之不已；以为扰民，其意不在法而在人可知。其攻击最力者，为苏轼兄弟。”然而有人综合考察了苏东坡的为人，根据他在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两头挨打的事实，认为苏东坡“非随时上下人也”。（刘安世《元城语录》这倒是说苏东坡在政治上是以“持平”态度出现的，并不是个人之间的恩怨。据1962年在湖北对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问题的讨论会看来，少数人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是代表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而“苏轼却替统治阶级说话，反对变法；大部分人则认为，苏王之争是属于“认识和方法上的分歧”。也有人认为：“苏王交恶的主要原因，是双方政治见解的不同，整个说来，在苏王的争论中，苏是偏于保守的”综合来考察，由宋到清，大体是抑王扬苏，而现代人则相反，是抑苏扬王。象林语堂那样极力贬斥王安石，即使在保守封闭的封建社会，也是少见的。
就王安石方面来看，还很少有材料说到是王安石与苏武过不去，据《宋史》与《宋元学案》载。有两次王安石欲治苏轼，但都较轻，看不出是泄私愤来，至于御史台之狱，却是吕惠卿、舒檀辈搞的。他们虽然也是新党，但他们给党营私，与锐意改革的王安石不可同日而语。至于王安石，即令他的政敌司马光亦说；“介甫（王安石的字）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宋史·王安石传》也说：＂安石与（司马）光素厚。＂在变法上，司马光却是王安石景激烈的反对派。由此也许可以想见苏王关系之一斑。
在私人交往上，苏东坡从御史台之狱出来后，到黄州做了4年零2个月的团练副使，之后往汝州，途经金陵，与退职在家的王安石相会，共览江山之胜。据朱弁《曲洧旧闻》载：“东坡自黄徙妆，过金陵，荆公好服乘驴谒于舟次。东坡不冠而迎揖曰：·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荆公笑曰；·礼岂为我辈设哉！东坡曰：“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着。，荆公无语，乃相招游蒋山＂又，蔡倏《西情诗话》云：“元丰网，王文公在金陵，东坡自黄北迁，日与公游，尽论古昔文字。＂《宋史》也有类似的记载，苏王一见，谈笑风生，乐而忘返。以致东坡之后有“从公已觉十年迟“之叹。看样子；这次相会，使他们有所沟通。但王安石谢世后，苏轼替哲宗小皇帝撰写了首《王安石赠太傅》的“制词”，南宋初年的郎晔说：”此虽褒词，然其言皆有微意＂。苏又作有《吕惠卿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的·制词”，其中除两句以外“都是把王安石包括在内加以指斥的，据此，苏王之间的政治对立似乎并未消除。
在文学于与学术关系上，据野史小说记载，苏东坡很有些小视王安石。王安石咏菊诗有‘’昨夜西风过国森林，吹落黄花遍地金”，苏轼说“老夫糊涂？春花凋谢，菊花怎么会零落呢？便续了两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王安石《字说》谓“坡者，土之皮也＂，苏以“滑者，水之骨也”来反唇相讥。不过，对于《字说》的语源研究不满意的，还大有人在。王安石说“诗字从言从寺，法度之言也”，驳者则说，那么‘’侍者，法度之人；峙者，法度之山；痔者，法度之病也”显然，这样解字，是很牵强的。因此有人认为问题的确出在《字说》本身，倒并不是苏跟王过不去。而更多的佚闻，反映的是苏王之间的互相钦慕。如在金陵他们“尽论古昔文字”，王安石叹道：“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而苏亦说：“王氏之文未必不佳”王读苏东坡的“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抚几而叹：“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一句。”苏读王安石的《金陵怀古》词也极口称扬：“此老乃野狐精也”当今学者王季思先生曾说：“苏轼在政治上反对王安石，但是他们在文学上却互相钦佩”不久之后，却又说：“苏轼在诗文里攻击王安石的地方非常多，难道这样一次会见就表现了他们的爱才服善吗？”―人之言，前后相抵，虽有原因，但苏王关系之微妙，不是很有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