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劫回归”是尼采与哲学家们纠缠的一个神秘的观念。什么是“众劫回归”呢？“众劫回归”存在或者绝对吗？ “众劫回归”与“轻与重”有什么关系呢？ 在我们所经历过或者身边的人所经历过的事情里，有那么一些事情总让我们无法对自己的灵魂放松或者缓解，这些事情可以说是“劫”吗？ 它们会让人们感受到它们过去的存在对现在和将来的意义时的痛苦是因为“众劫回归”还是主观个人对于过去的事物潜在的或者自觉的在乎和不能忘记呢？ 这里也就涉及到了一个人生观和道德观的问题了。 同样的痛苦对某些人来说是包袱，意味着压力意味着“劫后重生”的难以忘怀；然而，对于有些人，即使这种痛苦在他的人生中上演过，他也许也就忘却了，在别人的泪眼中，他用微笑和冷漠轻松的为这种潜在的“劫难”钉上了十字架。米兰·昆德拉说，“曾经一次性消失了的生活，象影子一样没有分量，也就永远不复回归了。 无论它是否恐怖，是否美丽，是否崇高，它的恐怖，崇高以及美丽都预先已经死去，没有任何意义。”“预先死去”在这里意味着什么呢？ 是说当消失了的生活消失了，在它丧失瞬时性的时候它不仅带走了本身在时空里的正存在也带走了其存在着的分量了？ 可是我觉得影子虽然没有分量，摸不着，感觉不到，不能说话，但是，他毕竟是影子，是人视觉内的客观存在。唯物主义哲学认为任何的客观存在都能作用人脑的主观能动性判断，能影响人的意识并产生对该客观事物的认识和相关感知。 既然，过去消失了的生活还能在现实的生活了洒落阴影，是不是意味着它在以一种潜在意识形态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呢？ 如果，从这个方面来理解就似乎又回到了“众劫回归”的正面观念了。也就是说，我们经历过的事情，虽然消失了，象影子一样没有了分量。但是这只能说明它们不再以外在客观存在的形态来影响人们的正存在，而是以内在既思维和意识的客观存在的形态来影响人们对正存在的感知。于是，就形成了重复，形成了劫后回归。这样的分析和理解还是不够的。有句话是“不要吊死在一棵树上”。 人们不会相信那些只会对着墙壁念经的哲学家，何况我还不是哲学家，而且我也不会念经。 于是，我该怎样进一步认识“众劫回归”呢？ 我的观点在哪里？ 哲学家们说，这个世界科学领域外的很多东西，特别是思想性探讨性的哲学问题都是没有确定的答案或者认知思路的。 那么，我又该怎样科学的阐述我的意识平面呢？ 我不想象一个权威的哲学家或者作家，罗列专业的术语，铺陈深刻的结论。 我希望，我能和我的读者共同的站在一个意识的平面上，寻找这个问题的曙光，描绘思想中的路线，然后一起到达出口。因为出口不是唯一的，所以，这样的讨论似乎更加缺少争议性了。当然，我并不是在拼命的为自己的思维形式作解释。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被告知别人摘到了葡萄，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别人是真正如何摘到了葡萄的。比如说怎么知道葡萄在哪里，如何到达那里，如何选择中意的葡萄，如何得到它等等。问题分析到这，我想我应该找到了一个新的曙光了。 就是“众劫回归”和习惯的关系。刚刚讨论到“众劫回归”通过意识形态来影响人们的生活。我们都知道，习惯是由一个人的意识控制的。一个人，一旦建立了对某种事物经常性的回放，那么这种事物就会经常性的潜意识指导他的行为或思维。这种现象也可以称之为习惯。于是，“众劫回归”和“习惯”之间通过控制性或指导性意识联系起来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天下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也就没有相同的风格，包括写作和思想的风格。我的风格就很明显了，这一点在上一段体现的尤其充分。“我希望，我能和我的读者共同的站在一个意识的平面上，寻找这个问题的曙光，描绘思想中的路线，然后一起到达出口。” 可以说，这就是我的思维习惯的集中体现。但是，问题并不是我的思维习惯为什么与别人不同，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问题是为什么我会习惯性不需要提醒不需要学习的用这种风格来写作呢？ 或者说，为什么我的写作自然的就体现出了这种风格呢？ 答案是，风格也是一种习惯，是因为有一种经常性的潜意识在指导我控制我的思维和思路。从这个层面，联系“众劫回归”，我们可以完全相信“回归”的可能性和存在性了。另外，回归与习惯，顾名思义，两个词虽然归属不同的词性范畴，但外延的意义却可以只隔一线。花儿会开是因为春天到了，对此，很多人无甚异议。但是，从开花的内在原因来看，这种结论似乎太单纯了。 因为花儿会开花不只需要阳光，还需要一定的温度，一定的水分，一定的发育程度等等。这些因素是不能从放映式思维的层面去理解的，它们是隐含的。当然，这只是个类比。现在，你可以放心的理解并接受我要提出的这种永劫隐含的一个视角了。即，“这种永劫使我们所知的事物看起来是另一回事，看起来失去了事物瞬时性所带来的缓解环境，而这种缓解环境使我们难于定论。”（ 米兰·昆德拉）如果先把这个视角缩小来思考这种环境使我们难于定论的原因，是因为，人们习惯性的将过去发生的事情放在当前的环境里来考虑和比较，但是，过去存在的意识当然远远没有直接的从生活里感受到的临时冲击来得激烈。人们无法抛弃“众劫”的阴影，却又无法将它们在生活中活生生的重现。于是，很多人，包括一些哲学家，他们因此否定了这种“众劫”的永恒性，从而否定了其回归性，进而否定了事物回归的永恒性。很显然，这样未免不公平，未免片面。同样，如果把这个视角放大来思考同样的问题，是因为，人们在进行主观能动的实际行动时会依据一个特定的场合或者形势，而不是怎么想就一定怎样去做。比如说，在战乱年代，某个国家和另外一个国家之间的仇恨或者难以折衷解决的问题可以诉诸武力，因为双方国家的人都比较容易接受战争的事实；再说，在某个正进行中的活动里，主体的行为或意识倾向很容易影响主体内次主体甚至外主体的意识判断，所以说，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矛盾国家之间是最容易欣起血腥的战争的。我们先举一个例子。当然，我不同意他说的“这暴露了一个世界道德上深刻的堕落”的结论。相反，我认为这种“淡泊瓦解”是自然的，甚至是必然的，于是，也就与道德的堕落无关了。米兰/昆德拉的仇恨的记忆并没有随着时间销蚀，只是，时代变迁，时势已过，这种仇恨的心理渐渐的失去了直接的刺激，从而处于一种平和的休眠状态。当他读到关于希特勒的书时，这种仇恨被唤醒了，依然真实，只是仇恨所向的人和事物已经失去了以来与特定时空的真实性。于是，他觉得这种心理似乎淡泊了甚至瓦解了。而理智的分析，我觉得这更应该是一种人脑思维在当前客观存在的形势下对于记忆中仇恨的理智分析和处理后的心理效应。这种心理效应可以控制人的行为意识的稳定，但是，却难以定格人的心态和思维意识。于是，这就应该是米兰/昆德拉说的这种使我们难于定论的缓解环境吧。综观全文，问题讨论到这，似乎应该回到文首提出的几个问题了。米兰/昆德拉的阐述是：我们经历过的事情，它们重演如昨，甚至重演本身无休无止的重演下去。我的理解是：我们经历过的有些事情，那些能对我们产生“劫”的意义的事情，它们通过经常性的回放在我们的脑海里建立一种特殊的思维习惯或行为习惯控制，从而不断影响我们的生活。当然，这里，“劫”并不一定是灾难性的事情，在哲学的范畴里这样来理解未免会幼稚了。辩证的说，“劫”可以理解为对人生具有一定意义的事情，这种意义让我们很多时候失去对新的事物的全新独立的判断思考能力，使我们在这种回归性的潜意识控制下去认知未知。巴门尼德提出过将世界分成对立的两半的问题，即积极与消极的。在他认为，轻为积极，重为消极。而米兰/昆德拉却说，这种分法实在幼稚。因他认为，这是个疑问，并且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轻/重的对立最为神秘，也最模棱两难。在某种程度上，我欣赏巴门尼德的提法，同时也同情米兰/昆德拉的辩驳。这并不是说，我完全赞成对立世界的划分。 恰好相反。之所以欣赏巴门尼德的提法，是因为被他的勇气所叹服。在绝大多数人都走出了事物绝对论的小房间后，巴门尼德却敢于以一个哲学家的胆量和信心提出绝对的对立两极世界的说法，尽管必然引起很多争议，但是，既然问题本身就有其不确定性，那么在绝对的结论里也同样可以找到存在的理由和依据了。另外，同情，使引用米兰/昆德拉的理解。在他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里，给了同情一种有趣同时也很有道理的解释：根据词源学的暗示，这个词有其更广泛的意义，“同情即同感，意思是不仅仅能与苦难的人生活在一起，还要去体会他的人和情感。于是这种同情表明了一种最强烈的感情想象力和心灵感应力。”也就是说，在“轻与重”的问题上，我是理解和支持米兰/昆德拉的“模棱两难”的说法的。只是，如果将其与“众劫回归”联系起来，这样的理解等于没有理解，这样的阐述等于逃避和遮掩。形象起见，我想提出“圆与直线”的观点。通过“圆与直线”来理解上一个问题。在这里，圆代表了事物的回归性，而直线代表了“轻与重”在时空上延续而产生的渐进式变化。这种渐进式的变化表现为：以过去或现在某事物的发生为起点，以时空的发展为直线，以圆穿过之下的累积滚进代表回归，那么，在这种变化的直线上，重与轻之间进行着微妙的递进式转化，即由开始的重到后来的轻。当然，这种变化的进程和程度并不确定，也很难分析，只是一种趋势，一种规律所在。举个例子。战争对于人们的意义应该是很深刻的，尤其是那些在战争中经历过生死离别的人，那种仇恨心理是回归的，也就是说永恒的。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时空的变迁，这种仇恨必然“淡泊”，这种仇恨心理对思维意识和具体情形下的行为意识的控制能力，刺激效应会减弱，即由重到轻的变化。t20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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