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俄国文坛出现了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复活》。它和《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宁娜》一起成为托尔斯泰的三部代表作。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出生于俄国一个大贵族家庭，本人是伯爵，早年受西欧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所以在他的前期创作，即十九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作品中，既不满于专制农奴制、贵族阶级的寄生和腐朽，又憎恶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但还寄希望于“理想”的贵族，幻想通过温和的改革使贵族和人民“互相亲近”，变矛盾为“和谐”。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社会的激烈变动，加上本人紧张的思索，引起了他的世界观的剧变。他抛弃了上层贵族地主的一切传统观点，完全否定他所属的那个阶级，转到宗法制农民的观点上来，成为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广大农民群众思想情绪的表达者。同时，他又提出“勿以暴力抗恶”、”道德自我完善”、“博爱”等作为救世新术。这两个互相对立的方面，使托尔斯泰显得既伟大又可笑。而《复活》恰好是这两个对立面的体现。
托尔斯泰的许多作品往往有真人真事为基础，《复活》也一样。一八八七年六月，彼得堡某地区法院的检察官科尼来到托尔斯泰的庄园做客，讲述了他接触的一个案件：一个叫罗扎丽·奥尼的妓女被指控偷窃醉酒的嫖客一百卢布，判处监禁四个月。一位出庭当陪审员的青年贵族，认出了她就是当年被他诱奸过的亲戚家之养女，那时她才十六岁。他良心发现，要求同女犯结婚以赎回过失，请求科尼协助解决。这个故事启发了托尔斯泰的灵感，他便想据此写一本以忏悔为主题的道德教诲小说。在十年的创作过程中，几经反复思考，六易其稿，终于成书。但此时作者谈到小说的主题思想已是“要讲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欺骗”，“也要讲专制制度的可怕”。
确实，《复活》对俄国社会的揭露和批判达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它以主要的篇幅揭露法庭、监狱和政府机关的黑暗，揭露官吏的昏庸残暴和法律的反动。在堂皇的法庭上，一群执法者各有各的心思，随随便便将一个受害的少女玛斯洛娃判刑。在主人公不服上诉的过程中，又进一步暴露了沙皇政府机构从上到下都没有好人：国务大臣是个贪贿成性的吸血鬼，枢密官是镇压波兰人起义的刽子手，掌管犯人的将军极端残忍，副省长经常以鞭打犯人取乐，而狱吏也以折磨犯人为能事。作者据此愤怒地指出：人吃人的行径并不是从原始森林里开始，而是从政府各部门、各委员会、各司局里开始的。
小说又撕下了官办教会“慈善”的面纱，暴露神父麻醉人民的骗局，让人们看清俄国政府和教会狼狈为奸的实质。小说不但比托尔斯泰过去的任何作品都更为深刻地指明了农民贫困的
根源是地主的土地占有制，而且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给农民带来的双重灾难。这些方面无疑是小说的精华，可以说《复活》恰好反映了千百万农民要求彻底铲除官办教会、打倒地
主阶级及其政府、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并且进一步消灭资本主义剥削的愿望和决心，托尔斯泰实际上提出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托尔斯泰的确是伟大的思想家。
但是小说在反对政府及统治阶级压迫和奴役人民的同时，却呼吁“禁止任何暴力”，否定暴力革命；在反对官办教会的伪善时，却主张信仰“心中的上帝”，号召人们“向你心中的上帝”祈祷，“天国就在你们心里”；反对地主和资产者的剥削也只停留在软弱无力的怨诉、咒骂上。更有甚者，作者的“博爱”思想竟包括“爱仇敌、为仇敌效劳”，小说宣扬“要永远宽恕一切人”，这就不但是错误，而且在俄国革命形势日益逼近的年代，越发显得有害了。
参考资料：http://www.amazon.cn/mn/detailApp?ref=SR&sr=13-1&prodid=zhbk000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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