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国家民族的强烈责任心和浓厚的危机意识。
责任心是领导人物必须具备的第一要素，没有或缺少责任心的领导纵使才华盖世，也一样会祸国殃民，不是渎职就是滥用职权。中国的很多帝王就是因为缺少责任心，把祖辈千辛万苦打下的江山玩垮了或玩丢了，结果使中华民族陷入周而复始的循环性浩劫之中，中华文明也一步步地走下坡路，中国也因此不可挽回地衰落下去，由天朝大国沦为二流末国到最不发达国家。李世民的民族责任心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坐上皇帝宝座后，并没有象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多数权力人物一样自以为大功告成，可以坐下来好好放松一下，利用手中的职权尽情享受一下荣华富贵的滋味。相反，他比登基前更加勤于政事，一头埋在公务里，每天只睡很少的时间，整天在金殿上和文武大臣讨论国政，裁决案件和办理公事，有时一连几个小时也不肯停下来休息一下，以致常常忘记了吃饭睡觉。
和那些志得意满的权力人物不同的是：李世民大帝有浓厚的危机意识，他的眼睛看到的不是一个幅员辽阔，兵强马壮的强盛帝国（那时的唐帝国事实如此）；而是一个危机四伏随时可能被又一次民变**的新生政权。他的眼睛紧紧地盯着那个刚刚瓦解的曾经强盛无比的隋帝国，不断地琢磨隋王朝灭亡的教训，不时提醒自己不要重蹈隋王朝的覆辙，小心而又勤勉地引导他的帝国走出荆棘，走上繁荣，走向辉煌。在李世民当政的中期，唐帝国已成了当时已知世界无与伦比的超级强国，繁荣和富庶达到了连上帝都嫉妒的程度。这时李世民应该满足了，可他一点也没有满足的迹象，他看到的不是眼前的繁华和辉煌，而是帝国漫长而艰巨的未来之路，并为夯实未来的路基继续孜孜不倦地努力。
李世民的超强责任心是他高度智慧的集中体现。
二、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的执政风范。
中国的历代统治者拥有无穷无尽的小聪明，并以在人前耍小聪明为荣；很少有人想到诚实执政，坦白对人。结果当政者用诡计驭使部属；部属也依样画葫芦用诡计蒙蔽首脑。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真正做到诚实执政的唯一一人，他在任时对臣僚趟开胸怀，不行欺诈之术；臣僚也尽忠职守，不搞欺瞒哄骗的传统官场妓俩。李世民即位之初，曾花大力气整顿吏治，下决心要在官场根治贪污受贿的不治之症。为了侦查那些暗中受贿和将来有可能受贿的烂污官吏，李世民令亲信暗中向各部官员行贿，结果还真查处了几个贪官。李世民在得意之余把他的谋略告诉一位隋朝遗臣，没想到这位大臣当场泼了他一瓢冷水：陛下平时总告戒臣民要诚信待人，可陛下自己却先行欺诈之术，上梁不正下梁歪，臣民会一样用欺诈的手段报答你。李世民认为大臣的话有很深的智慧，欣然接受了这句令普通当权者恼羞成怒的逆耳忠言。还有一次，李世民下令年龄虽不满十八岁，但体格健壮的男子也要应征入伍。魏征拒绝在诏书上副署（注意这是李世民最为智慧的杰作，他的命令没有分管大臣的签字没有法律效力，没有哪个皇帝会主动限止自己的无限权力，只有李世民例外），李世民解释说：“这是奸民逃避兵役，故意少报年龄。”魏征回答说：“陛下常说我以诚信待天下，要人民不可诈欺；可你却先失去诚信。陛一不以诚信待人，所以先疑心人民诈欺。”李世民的反应是深以为然并立即收回成命。
三、胸怀宽阔，爱才如命，有海纳百川的容人之量。
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否兴旺强盛，除了掌舵人具有超人的素质外，还必须有足够的人才来执行舵手的意志。人才的重要性在今天已成为世人的共识，因为人才决定国家的命运。但并不是所有的当权人物都重视人才的，实际情况是占半数以上的权力人物漠视甚至仇视人才。只有那些胸怀宽阔胆识过人，能够认识到人才的重要并能宽容人才无伤大局的弱点且不害怕人才超越他的出色政治家才能够任人唯才。
李世民的爱才在史书上有不少的记述，最为典型的事例是对魏征的信任和重用。魏征是李世民的哥哥李建成的旧臣，两兄弟曾经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政治对手。魏征曾不止一次地劝说李建成先发制人杀掉李世民，按理李世民应该对他恨入骨髓了。李世民在这场权力角逐中获胜后，几乎所有的人都认定李世民会杀掉魏征泄愤或嫁祸于人地把他作为替罪羊杀掉；谁也想不到李世民对魏征的最大惩罚竟然是任命他当帝国宰相，还和他结成儿女亲家。这一戏剧性结局的果实是：魏征为唐帝国的强盛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李世民执掌的贞观王朝可谓人才济济，文有魏征、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武有李靖、秦叔定、程咬金、尉迟敬德。一大批精英人物围绕李世民组成一个坚强高效的领导核心。可李世民还是感到人才不够用，并一再地命令宰相封彝德荐举人才，在久久没消息后又一再催促他。封彝德委曲万状地说：“不是我不努力，实在是今世没有人才。”李世民当即纠正他：“君子用人如器，各随所长。自古人君致治，难道能借才异代么？患在自己不能访求，奈何轻量当世？”听了这样的真知灼见，封彝德除了惭愧外还是惭愧。
四、高度超强的自制力，对人性的弱点有深刻的认识，对“好话”保持高度的警惕。
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身上或多或少地都残留一点动物的痕迹；只要是人，无论是伟人还是平民百姓，都有人性的一面和兽性的一面。人类文明的真正内涵就是最大限度地宏杨人性和尽可能地克服兽性。人性的多少和一个人地位的高低有很大的关系，地位极高和极低的人身上兽性的成份容易漫延滋长，前者为了生存而不怿手段；后者会恣情纵欲乱用职权。中国的皇帝因为位高权重的缘故，长期被压抑的兽性有了释放的条件，就会象深秋的野火一样四处漫延，不是自制力极强的人不能阻止其殃及池鱼。
人类的兽性又称之为人性的弱点，最具危害性的表现是滋情纵欲滥用职权和爱听好话。普通人的弱点因为条件的限制，一般不致酿成大的社会危害；皇帝手中拥有生杀大权，其人性的弱点若不加以严格控制的话，即可酿成巨大的社会危害和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历史上的杰出帝王在控制自身的弱点方面作出了很多值得称道的典范，但作得最好且始终如一的还是李世民大帝。
爱听好话几乎是人类的通病，权力人物对好话的偏爱则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纵观历史上的那些亡国之君，只有极少数败在强大的敌人手里，绝大多数是被身边的甜言蜜语打到的。只有那些凤毛麟角的睿智人物才能够不被好话所误导，李世民大帝就是其中一人，他充分意识到绝大多数的好话都是别有用心的，因此对阿谀奉迎之言格外警惕。他常常告诫身边的官员：“君主如果刚愎自用，自以为比别人聪明，他的部下一定会谄媚他。结果君主失去国家，部下也不能单独保全。隋王朝的宰相虞世基，一味阿谀杨广，以保全他的富贵，结果也难逃一死。各位应以此为戒，对国家大事有意见，一定要直言相告，切莫报喜不报忧。”
大臣王侍中（侍中是门下省首长，级别和宰相相近）晋见李世民，看见已国破家亡的庐江王的漂亮妃子站在皇帝身边，就意味深长地看了该女子两眼。李世民看见他眼里有话，就说：“这是庐江王的妃子，庐江王闻她颇有恣色，就杀死了她的丈夫，把她强行占为已有，如此暴虐不仁，怎能不亡！”王侍中问：“陛下以为庐江王是对是错？”李世民回答得很干脆：“杀人取妻，还有什么是非可言！”王侍中反唇相讥：“陛下既然知道庐江王作错了，为何又把他的姬妾据为已有呢，这不是重蹈庐江王的覆辙吗？”这句活得不耐烦的“狂话”竟使李世民大为感动：“不是你直言提醒，我险些为恶而不自知了”，当即把该女子送出了宫廷，并对王侍中给予嘉奖。
纪元六二三年，魏征在大殿上当着文武大臣的面指责李世民的一条条过失，一点也不给李世民面子，使李世民的忍耐终于达到了极限。他当即大怒回宫，对前来迎接他的长孙皇后发狠：“总有一天我要杀掉这个庄稼汉！”长孙皇后问庄稼汉是谁，李世民说：“当然是魏征，他总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侮辱我。”长孙皇后也是一位亘古少有的杰出女子，听了此话后立即穿上皇后官服向皇帝郑重参拜：“我听说君明则臣直，魏征所以正直，正由于我夫的英明，我怎能不祝贺你呢。”面对这样贤明的妻子，李世民的火气即刻烟消云散。
贞观王朝的强盛是中国的任何一个王朝都无法比拟的。中国历史上出了几个强盛的王朝，强盛的标志不外乎国富兵强和民丰物阜。唐帝国的富庶有大诗人杜甫的一首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为证。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相适应，唐王朝的国际威望也达到了顶峰，对外战争取得连绵的胜利，连续百余年保持连续不断的进攻态势，疆土极度扩张，朝鲜、漠北、西域的辽阔疆土相继并入中国的版图，西部疆土直达咸海东岸的石国（中亚细亚塔什干城）。除了这些人所共知的丰硕成果外，贞观王朝的文明程度在当时世界也是首屈一指的，下面几条文明成果使大汉民族成为当时已知世界最最优秀的民族。
一、社会秩序空前安定
贞观王朝的社会秩序好得令人难以置信，是真个的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六三0年，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六三二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这一年的岁末，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明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次年九月，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那时的中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挺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揣，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二、开放的国界。
唐帝国是当时世界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就象今天的美国纽约一样。那时的唐帝国是世界各国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阳光地带”，各国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唐帝国跑。来自世界各国的外交使节，在看到唐帝国的高度繁荣和文明之后，自己的国家在他们心中和没有开化的“原始森林”差不多，于是就不想回国，千方百计地要留下。中国高度发展的文化，使来到中国的各国人民，大多数以成中国人为荣（这使人想起今日美国的绿卡）。不仅首都长安，全国各地都有来自国外的“侨民”在当地定居，尤其是新兴的商业城市，仅广州一城的西洋侨民就有二十万人以上。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王朝，外国人入境和中国人出境并没有太严格的限制，即不担心中国人出去后忘本忘祖；也不担心外国人进来后喧宾夺主。仅这一点就说明贞观王朝的高度自信，深信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最文明富强的土地，不担心外来文化把自己淹没。贞观王朝的国民素质是如此之高，对外国侨民既不歧视也不奉迎，既不盲目排外也不“拿来主义”，一幅不卑不亢的大国民气度和王者风范。外国人在中国就象中国人在自己家里一样，享有和中国人一样的公民权力，不但可以发财致富，还可以从政当官。来自阿拉伯帝国和日本的侨民就有不少在中国担任官职的，有的还担任部长级高级官员。
唐帝国除了接受大批的外国移民外，还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先进文化，仅日本的官派的公费留学生就接收了七批，每批都有几百人。民间自费留学生则远远超过此数。这些日本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在日本进行了第一次现代化运动——“大化改新”，也就是中国化运动，上至典章制度，下至服饰风俗，全部仿效当时的贞观王朝，使处于原始部落状态的日本民族平空跃进了一千年。
一千二百年后，日本帝国进行了第二次现代化运动，全方位地接受西洋文化，使自己再度平空跃进几百年，并把昔日的老师踩在脚下，在老师的“庭院”里制造了两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日本民族并不高明，它只是善于学习而已。这个步子比别人慢半拍的民族有一个最大的优点——落后但不固执。当外来文明入侵时，它总是虚怀若谷地主动接受比本民族先进的文化，用最快最简捷的方式接受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使自己快速跃进到先进民族的行列。
一个民族落后并不可怕，固执才是最可怕的！
三、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
中国官场的贪污病菌是无孔不入的，以至占绝大多数的国人都认定贪污是人类社会的不治之症，只要是有“官”的地方就避免不了贪污。当从英美等国归来的留学生向他们的亲朋好友陈述这些国家基本上消灭了贪污时，没有几个人不认为他是在胡说八道。其实，贪污并不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地球上就有不少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基本上消灭了贪污。不仅是美利坚和英吉利等现代化强国，就连主要由中国人组成的新加坡也基本上消灭了贪污。
这里所说的基本上消灭了贪污并不是说完全杜绝了贪污现象，而是指贪污行为在整个官场中属极个别的现象，且贪污的数额不大（一年的贪污额一般不会超过此人一年的薪水），持续的时间也不会很长（连续作案三年以上的少之又少），都会很快败露且受到毫不留情的严惩。克林顿事件是美国政治上的最大丑闻，可一位中国人说：我国的一个村长也比克林顿要风流好多倍，美国总统真是当得太窝囊了……
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惟一没有贪污的王朝，这也许是李世民最最值得称导的政绩。在李世民统治下的中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份，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尢为可贵的是：李世民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檠告贪污，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明王朝的朱元璋对贪污的处罚最为严酷，贪官一律处以剥皮的惨刑，可明王朝的贪官之多在历史上仍属罕见。可见防范贪污主要取决于一套科学修明的政治体制，光靠事后的打击只能取效于一时，不能从根子上铲除贪污赖以兹生的社会土壤。
四、分权制度的初步尝试。
中国封建体制的主要特征是权力高度集中，地方服从中央，中央又唯皇帝马首是瞻。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极大地限制了国民的创造性、主动性和灵活性，且极易酿成暴政。
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政府组织实行“三省六部制”，但贞观王朝的三省职权划分则初步体现了现代化政治特征——分权原则。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一个政令的形成，先由诸宰相在设于中书省的政事堂举行会议，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诏书发布之前，必须送门下省审查，门下省认为不合适的，可以拒绝“副署”。诏书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颁布。只有门下省“副署”后的诏书才成为国家正式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这种政治运作方式很有点类似现代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制，西方在十七世纪兴起的分权学说，李世民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运用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进一步说明了贞观王朝的文明程度是何等之高。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李世民规定自已的诏书也必须由门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从而有效地防止了他在心血来潮和心情不好时作出有损他清誉的不慎重决定。中国历史上出了八百五十三个帝王，只有李世民一人拥有如此杰出的智慧和胸襟（美国的开国皇帝华盛顿有点象他的学生）。
五、高度发达的商业。
中国封建王朝的经济特征是“重农抑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低，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种田人要低好几个等次。这也是中国的封建经济一直得不到实质性发展的主要原因。
贞观王朝是唯一不歧视商业的封建王朝，不但不歧视，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李世民的高瞻远瞩之处。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象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杨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肃敦煌）、凉州（甘肃武威）。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
举世文明的“丝绸之路”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可这条商业通道在唐帝国时才达到她的最高使用价值。唐帝国的疆域空前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四个军事重镇（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属哈萨克斯坦），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稠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稠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
…………
回顾贞观王朝的灿烂文明史，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华民族曾经是世界上最最优秀的民族，中国人也曾经是最最优秀的国民！当今天的中国人回首先辈辉煌的过去时，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是死抱着“四大发明”和“文明古国”等早以消逝的光环自欺欺人；还是痛心革面地反省自己，改造自己？还是每个中国人自己来作出决择吧！
一代名君唐太宗
贞观政绩流芳千古
唐太宗在位共二十三年，虽然他在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远远比不上清朝的康熙和乾隆，但其业绩却是在历史上最杰出的，正是由于他的努力，才使唐朝在当时的世界成为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日本古代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几乎是唐朝的翻版，至今日本中央的省（相当于我国的部）就是来源于唐朝中央的三省制。所以，后来人就用“贞观之治”来表达对唐太宗政绩的肯定和对贞观时期太平盛世的景仰和向往。
一、总结经验教训，选官任贤，大度纳谏。
唐太宗在即位之后便听从了尉迟敬德的建议，这主要是如何处理原来属于太子李建成东宫集团的人，尉迟敬德说杀人过多了不利于国家的安定，因此，唐太宗便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原来太子一派的人，有才干的还委以重任，魏征便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唐太宗的宽容化解了许多矛盾，也使许多原来站在对立面的人能够有机会转变过来，成为治理国家的有用之才。
因为唐太宗采取了宽容的政策，使得新的中枢决策班子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起来，除了唐太宗的原来属下，还有李建成原来集团的人，在新的领导集团里，因为李建成的消失，使原来互相之间的矛盾得以消除，共同为国家筹划方略，人才的最大限度的保留是贞观之治能够出现的很重要的原因。
领导集团顺利组成之后，唐太宗又和大臣们共同总结了隋朝的灭亡教训。对于隋朝的兴亡，唐太宗是亲眼所见，有亲身体会的，在他眼里，隋朝本来是一个很有实力的大帝国，经济实力尤其雄厚，所以隋炀帝才能有条件向西域商人炫耀，请他们来，还用上等的物质生活招待，最后还赏赐很多财物。据估计，隋朝当时储备的粮食够五十年用的，但隋炀帝仅仅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就使这个庞大的实力雄厚的帝国分崩离析，自己也落得个悲惨的下场。
为了使唐朝长治久安，唐太宗认真地总结了隋朝灭亡的教训，他总结出了三种原因。第一，奢华浪费，劳民伤财。隋炀帝为了享受，大修宫殿，为到南方巡游，大征民工修造运河。第二，生活腐化堕落，荒淫无道。为满足自己的贪欲，让全国进献珍奇宝物和大量美女。第三，战争太多，耗费国力。好大喜功的隋炀帝东征高丽，得不偿失，加上其他战争使得民不聊生，最终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隋朝的灭亡。
在惨痛教训的对照下，唐太宗下决心进行彻底治理，加上下属大臣们的通力协作，贞观之治在中国历史上展开了它美丽辉煌的画卷。
治理国家很重要的一条便是官员的选拔和任用，这是唐太宗治理国家的第一出发点。在唐朝建立之初，从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重武轻文的传统还没有改变，许多大臣都是行伍出身，作战时勇猛无敌，但治理国家处理政务就不再是内行了。因此唐太宗将选官的标准定在了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才干，一是德行。这从根本上影响了唐朝的选官制度和考课制度，唐朝六品以下官吏由吏部和兵部选拔，以身（体貌丰伟）、言（言辞辨正）、书（楷法遒美）判（文理优长）为基本的四个标准，除此之外，还用德、才、劳三个标准逐级次第选拔。五品以上的官吏根据政绩考核，最后由皇帝亲自裁定。正因如此，唐朝的楷书才在历史上首屈一指，出了颜真卿这样的楷书书法家，也因为科举考试靠的内容是诗词歌赋，唐朝才有了那么多的诗人。
唐太宗选拔官吏时虽然如饥似渴，但他没有因为求贤而降低了标准，他是用才干和贤能严格衡量的。他有句名言，就是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说得很有道理，但后来的一些贪官污吏却以此作为自己任人唯亲高裙带关系的借口。在正确标准的衡量下，许多有才干的人被唐太宗纳入高层领导集团，这包括原来太子李建成手下的许多人，在李建成死后，东宫集团里有很多人想找机会加害唐太宗，最少也是在心理上和唐太宗处于对立地位。唐太宗却将这些人看成自己人来真诚对待，根据才干大小委任官职，从而争取了许多人为其效力，魏征的例子是最好的证明，他的直谏说明他对唐太宗是很感激的。我们现在有句话叫做“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是教坏。”这原是说民间教育孩子的，是恨铁不成钢。这和魏征的进谏相比似乎不太恰当，但也能说明一些问题，直言进谏说明魏征是真正的忠臣，不进谏只知道讨好皇帝的人才是历史上常出现的奸佞之臣、误国之臣、亡国之臣。
对于官吏的个人品德唐太宗也非常重视，尤其是地方官吏的选拔更为严格，他认为地方官是代表国家直接管理百姓的，他们的素质高低关系到百姓对国家的态度。他下令，县令由京城五品以上的官吏推荐，而刺史则由他亲手选派。为了选好刺史，唐太宗下了很大的功夫，他将全国刺史的名字等情况让人写在了自己寝室中的屏风上面，根据各方面的信息及时地记录他们的功过，作为以后考核的重要参考。另外，地方官还要在每年的年终进京述职，其政绩则由吏部全权考核，最后根据平定的等级来决定升级或降级。
除了这些选拔和考核的措施之外，唐太宗还利用了在隋朝便开始实行的科举考试制度，这使选官的途径增多了，选择的范围也扩大了，为一般的读书之人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比原来的推荐制度更有它的合理性。有一次，唐太宗看着众多新考中的人，高兴地说，天下的良才都来为我服务来啦。科举考试分两种，一是常举，定期举行，一是制举，由皇帝决定临时举行，考中后，原来有官职的人便可以升官，原来没有官职的由吏部考核之后再授予官职。后来在武则天时期，还曾经举行过武举，考步马武艺，作为武官选任的条件之一，后来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下战功的名将郭子仪便是从武举中脱颖而出的。
同时，唐太宗又精简了机构。在隋朝时，中央的官员达二千五百人之多，李渊建立唐朝后基本上没有变动。李世民命房玄龄负责调整精简机构，最后确定官员的编制为六百四十人，提高了办事的效率，也大量地节俭了政府的开支。
为严肃地方吏治，唐太宗还依照地理形势将全国分为十道，即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然后从京城的高官中选任观风俗使，巡行四方，考核地方官，以定奖惩。
唐太宗对人才的任用也很有特色，他能知人善任，做到人尽其才，而且是充分发挥其长处。对于历史上有名的房玄龄杜如晦就是一个典型，他们不善于断案和处理杂务，但却善于谋划和决定国家大事，所以用为宰相，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而戴胄则相反，他不通经史，但做事正直，所以让他做大理寺少卿，负责审理案件，结果他办事异常干练，案子从不积压，深得唐太宗赏识。
有了正确严格的选官标准，加上君臣的共同努力，使贞观时期出现了众多贤良有才干的名臣。在公元643年（贞观十七年），唐太宗让画师在凌烟阁画了二十四名功臣的画像，这就是贞观时期的杰出大臣，其中包括我们比较熟悉的长孙无忌、魏征、房玄龄和杜如晦，还有尉迟敬德、柴绍、李靖、秦叔宝等，连一些有名的画家和书法家也榜上有名，如阎立本、欧阳询。这些名臣共同促成了贞观之治，也共同促成了盛唐的灿烂文化。
唐太宗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被人尊崇，和他纳谏的过人气度是有直接关系的，纳谏方面他也是最突出的。他和魏征成了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名君和名臣。
魏征有句名言“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句话至今还被我们经常引用，当时，唐太宗就将魏征的这句忠言牢记在心，有了好的指导思想，纳谏也就有了良好的基础和前提。魏征被唐太宗重用和他的宽容也有很大的关系，当初唐太宗质问魏征：“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关系？”魏征并不求饶，反而倔强地说：“如果太子早听我的话，一定不会是今天的结局。”唐太宗很赞赏他的直率，便以礼相待，根据他耿直的秉性，让他任谏议大夫，贞观三年又任参予朝政，行宰相职权，成为贞观名臣。
唐太宗的大度宽容也体现在对待尉迟敬德上，原来尉迟敬德是刘武周手下的大将，在620年（武德三年）他和另一员大将寻相一起向唐太宗投降。时间不长，寻相便又叛乱，众将便疑心尉迟敬德也将要叛乱，就囚禁了他，还建议唐太宗杀掉他。唐太宗却说：“他如果要叛乱，难道还会落在寻相的后边吗？”然后就放了尉迟敬德，安慰道：“大丈夫以意气相许，请不要将这点小误会放在心上，我绝不会听信旁人之言加害忠良勇士的。”尉迟敬德深受感动，以后为唐太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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