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好大，江西在哪儿？
我想从一艘船说起。
1987年，在广东阳江海域，发现了一艘南宋初期沉没的木质船。从船头位置推测，这艘古船是从中国驶出，赴新加坡、印度或中东地区进行海外贸易。
打捞和挖掘这艘沉船的秘密，此后断断续续经历了30年，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希望从中发现海上丝绸之路的秘辛，灼照我们今天的行止。
2019年，这艘沉船的出水文物官宣总数超过18万件，堪称中国水下考古之最，琳琅满目的各种瓷器塞满船舱。其中，景德镇的青白瓷数量最多，品类最繁。
历史学家考证说，宋瓷已是国际贸易的大宗商品，从中国进口瓷器的国家和地区有15个，转口到达的国家和地区远过此数。在众多的瓷器中，还有一些“洋味”十足的瓷器，如“喇叭口”大瓷碗，与阿拉伯人常用的“手抓饭”饭碗类似，显然这是为国外客户专门制作的，可以看做是最早的“来样加工”。
今天，景德镇的瓷器，早已享誉世界。可我们不知道的是，景瓷不仅是宫廷的美器，皇族的专供，它在900年前已经走出江西，远渡重洋，赚取白银。甚至，成为一个富足的东方大国的代称——China。
赣关
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图集》，这样形容江西的地理形态：以山地、丘陵为主，地形呈向北开口的盆地。
江西省东、南、西三面，依次被层层叠叠的山峦环抱，依次是怀玉山、武夷山、九连山、大庾岭、罗霄山、九岭山，中南部腹地为为红岩丘陵，在山岭群峰之间，赣江、抚河、信江、修水等大河发源于省境山地，最终共同注入鄱阳湖。
此等山川，滕王阁序开篇形容得最为精妙：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
这样的地形地理，非常适合农业耕作，尤其是鄱阳湖平原，光照充足，雨量充沛，很早就成为稻谷的主产区，土地开发和耕作技术在宋朝便达到了高峰。
北宋年间，江西的人口已近500万，为全国之首。江西的农业、工业、商业经济全面繁荣，盛产粮食、茶叶、布匹；而论工商业，不仅制瓷业，矿业、纺织、木材、造纸、制茶均高居前列，生产力水平高企，商业贸易遍及乡村市镇，从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到劳动力买卖全面繁盛，纳税纳粮全国第一。
而江西的繁华，还不止是自身的富足，还在于这里是中国南北的商路要津。
唐朝开元年间，宰相张九龄开凿了大庾岭路，使赣江-大庾岭路成了南下两广的一条交通孔道。在1000多年里，江西独享这条商道，发达的农业和工业与商路互为表里，襄助江西成为各个王朝的经济中心。
这条商路的繁盛后来登峰造极。清朝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大皇帝一道上谕，将沿海的口岸除广州之外全部关闭，清帝国进入了渐渐落伍的晦暗周期。
天朝的闭关锁国，却意外地给江西带来了80多年的红利，帝国北方和江浙地区的商品，都要借助这条商路，在广州出洋，为大清换来银子。那些年份里，赣江上舟楫连樯，商道上车轮辐辏，江西浸润在金山银海中。
从北到南，沿着大运河——长江——赣江——大庾岭——珠江——广州，这条商道成为帝国贸易的总干线，被称之为“京广大水道”的流通路线，是全国漕运和南北货物对流的运输干线。
有这样的便利，江西流通的商品达355种之多，帝国在赣州府设立的榷关——赣关，是户部直辖的二十四关之一，为帝国财政贡献甚巨。
后来，曾任江西巡抚的刘坤一曾回首赣关的鎏金岁月时说：
赣关地处梅岭之北，系广东一省通衢，从前洋商均在粤东贸易，土货洋货莫不经由赣关，是以征税畅旺。
赣关的税收有多畅旺呢？
根据史料记载，这里多数年份的税收超过10万两，商品流通量在500万两以上。在乾隆嘉庆时期，经由赣关的商品流通量，竟占全国商品流通量的70%。
由赣关的商品流通类目可知，由江西输往全国的商品，主要有油、豆麦、白糖、夏布、烟叶、纸和木材等，这些商品多为江西本地所产，在此或南下或北上销往全国。
而经由赣关到广州出口的商品，除了景瓷，生丝和茶叶亦为大宗；进口则有香料、檀香和棉花等，这段时间，也是清帝国外贸入超、广收白银的黄金年代。
其中，特别要指出的一项商品，赣南是纸张产区，石城县的横江重纸以“明如玉，质如扣”闻名于世，又名玉扣纸。那时，玉扣纸经由广州，行销于日本、印度、新加坡以及南洋各地，是江西仅次于景瓷的硬通货。
赣人
赣道拥塞，赣关流金，江西处于这条黄金通道的两厢，坐享其过境贸易的繁荣，尤其是赣江两岸，呈现出一派繁华景象。
有此等天时地利，江西孕育了一支商业劲旅——江右商帮。
研究者认为，分布最广的第一商帮。随着江西人口快速增长，一批批江西人向人烟稀少的地区迁徙，向商业欠发达省份迁徙，其中两湖、两广、云贵川的移民最多，如云南省，就有近一半是江西移民，而移民绝大多数都是经商。
浩浩荡荡的江右商人遍布中国大多数市镇，流传着“无江西人不成市场”、“无江西人不成码头”之语。和曾经的晋商商帮、徽商商帮相似，江右商帮居于同样的地位，称雄中华工商业900多年。
不过，江右商帮有个明显的不同，晋商和徽商常常依附于高官勋贵，密织复杂的关系网，在金融或盐业等领域获得垄断权，进而快速集聚财富、坐享厚利。江右商人则自诩为“老表”，他们精明善商，不惧劬劳，只在商品流通中辗转取利，绝少涉足特权领域。
江右商帮里没有出现像晋商的乔致庸，徽商的胡雪岩的传奇人物，因此这一群体常常被后人忽视。他们更像是起于乡闾之间的买卖人，平实人家打拼商海，总体上勤奋务实，不尚虚饰，是一批隐匿于江湖的商人。
听起来好像有些朴拙，但怎知守拙中怀着大智慧。
还有，江右商帮十分注重宗族关系，眷恋乡土，小有积蓄的商家，一定以耕读传家，诗书继世。而这一特征，又与江西浓烈的文教氛围息息相关。
从两宋到明朝，江西的书院数量一直高居全国首位。从南宋开始，理学家大多像朱熹一样，有很深的书院情结，他们肩负着“为往圣继绝学”的时代使命，以书院为基地，各自集合大批学者，努力经营自己的学派，被后事概之为江西学派。
这种或官办或民办的文教机构，在繁荣学术、启迪民智、教化社会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然几度兴衰、沉浮，但作为江西地域文化的有机构成，对赣文化的精神气质养成，有着重要的功用。
这便不难理解，江西书院除了在科举场上打造了仕宦成群的奇观外，也为文、史、理学界输送了灿若群星的人才，筑造了江西“文献之邦”和“文章节义之邦”的美誉。
别的不说，在唐宋八大家中，除了唐朝的韩愈与柳宗元和北宋的三苏外，八个人中有三个就是江西的，著名的宰相王安石与文天祥，也是江西人。
明朝初年，江西士子在科举上的表现更为耀眼。在建文二年（1400年）、永乐二年（1404年）两次科考中，江西人包揽了前十名中的大部分，而其中的庐陵人（吉安人）又几乎包揽前三甲。而在这几次的科考中，江西籍进士又占到了全国进士的20-30%，这在历朝历代都极为罕见。
作为书院繁盛的一体两面，当历史踱入清王朝，在苛刻的意识形态控制下，朝廷加强了对书院的控制与干预，使书院越来越明显的官学化趋势，学术氛围逐渐淡化，最终沦为科举的附庸。
亦有学者认为，江西书院的官学化，不可避免地导致江西士子思想僵化，墨守成规。这种风气因袭到现在，也逐渐内化为江西人的精神气质，勤奋务实却也安于现状，不尚虚饰但也不思进取。
这当然并不绝对。实际上，要给一方地域的群体人格做评价非常难，也很容易得罪人。
不过，曾任中国广电总局新闻发言人、并在江西省副省长、常委秘书长履职多年的学者型官员朱虹先生，在其《江西符号》一书中，曾这样品评江西文化，他说：
朱子理学作为南宋以后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既有稳定统治地位，促进小农经济发展积极的一面，又有过分强调维护等级秩序，不利商品经济发展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