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成大事者,不惟有旷世之才,亦有坚韧不拔之志!”出自宋代苏轼的《晁错论》。
【原文】
晁错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于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于我。
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以察,以错为之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于成功。
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于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未免于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于其间。使吴楚反,错已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创作背景】
《晁错论》为苏轼在宋仁宗嘉佑五年至六年(1060—1061年)写就并呈与朝廷的文章之一。《晁错论》的具体写作时间有两种说法:其一认为本文写于宋仁宗嘉佑五年,是在制科考试前所上二十五篇《进论》之一;另一种说法认为该作品写于嘉祐六年,是苏轼在制科考试中的一篇应试文章。
其一宋仁宗嘉佑五年,苏轼被任命为河南福昌县今河南伊阳西主簿属正九品。苏轼未赴任,经欧阳修、杨畋等推荐,寓居怀远驿,精心准备制科考试。试前,苏轼上杨畋、富弼等人二十五篇《进策》、二十五篇《进论》。苏轼所上策、论词理俱佳,被推荐参加秘阁考试。
其二嘉祐六年八月十七日,苏轼在制科阁试中合格,得以参加殿试。嘉祐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宋仁宗在崇政殿亲试制科应试者,称为“殿试”。苏轼首先呈上《中庸论》、《汉高帝论》等二十五篇文章,接着答《策问》,即《御试制科策一道》,举条而对,作了五千余字,并入三等。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