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古代也古代的有普通话，也就是所谓的“官话”。
马可波罗曾经说过，中国“全境通用一种语言和一种书写文字，尽管各地的方言是不同的”。
明代作家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记载：“(王)雅宜不喜作乡语，每发口必官话。”“乡语”就是方言，而“官话”就是当时的普通话了。
冯梦龙《笑府》载有一则笑话称：“有好嫖者，妻谓之曰：‘我看妓家容貌，也只平常，你爱他有甚好处！’夫曰：‘我爱他官话好听耳。’妻即应云：‘这也何难！’”
而官话究竟是基于哪种方言形成的呢？
西班牙奥斯定会会士拉达《出使福建记》、《记大明的中国事情》：“各省有不同的方言，但都很相似——犹如葡萄牙的方言、瓦伦西亚语(Valencia)和卡斯特勒语(Castile)彼此相似。中国文书有这样一个特点……用中国各种方言都能阅读同一份文件，尽管我看到用官话和用福建话写的文件有所不同。不管怎样，用这两种话都能读一种文体和另一种文体。”
耶稣会负责印度、日本、中国地区教务的印度传教团视察员范礼安神父1583年发送给罗马耶稣会总部的手稿，讲述到中国人谙熟多种学科，“特别是书法与官话，官话需要长时间的学习才能掌握，官话之于中国人就像拉丁语之于我们一样。”
《利玛窦中国札记》中也着重讲述了中国的官话：“甚至在中国的各个省份，口语也大不相同，以致他们的话很少有共同之点。然而共同的书写却构成彼此接触的充分基础。除了不同省份的各种方言，也就是乡音之外，还有一种整个帝国通用的口语，被称为官话(Quonhoa)，是民用和法庭用的官方语言。这种国语的产生可能是由于这一事实，即所有的行政长官都不是他们所管辖的那个省份的人，为了使他们不必需学会那个省份的方言，就使用了这种通用的语言来处理政府的事务。官话现在在受过教育的阶级当中很流行，并且在外省人和他们所要访问的那个省份的居民之间使用。懂得这种通用的语言，我们耶稣会的会友就的确没有必要再去学他们工作所在的那个省份的方言了。各省的方言在上流社会是不说的，虽然有教养的人在他的本乡可能说方言以示亲热，或者在外省也因乡土观念而说乡音。这种官方的国语用得很普遍，就连妇孺也都听得懂。”
可见，明代的官话是以南京方言为基础形成的，鲁国尧先生考据发现，利玛窦学习中国话的老师，是一位太监赠送的南京男孩，似乎可以佐证这一观点。“负责远航队的太监高高兴兴地乘船走了，并把他在南京买的一个男孩作为礼物留给了神父们。他说他送给他们这个男孩是因为他口齿清楚, 可以教庞迪我神父纯粹的南京话。”一个在宫中当差的太监，给洋人的老师是会说纯粹的南京话的南京男孩，足以说明学会了南京话即意味着学会了说官话。
古代没有统一的普通话，人们是怎么交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