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认为两宋时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但不同的是，这个转折的时间对比不是两宋之前与之后的对比，而是北宋之前与南宋之后的对比，分界更加明显；二是这个转折是从民族性格角度看，中国从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变成了一个理想的现实主义者。
对于第一个转变，即转变时间，为什么是北宋与南宋之间，而不是大历史观念上的两宋之前与两宋之后，原因主义是在民族性格这个维度上，南北宋差别之大，已经突破了一般历史问题的渐变特征，它更接近于一种突变的变化。如渐变性事件，像经济重心南移，从魏晋南北朝就开始明显出现，直至南宋最终完成，前后历经千年。但南北宋的民族性格转变是十分突然的，而且不是波浪式转变（进两步退一步），而是一气呵成，北宋灭亡之前，中国更多是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基本没有例外，南宋之后，中国变成了一个理想的现实主义者，此后也没有反复，基本没有例外，这是很有意思的历史转变。
对于第二转变，何谓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又何谓理想的现实主义者？对于前者，最明显的是先秦时期，中国是实打实的现实的理想主义者，甚至可以说是理想的理想主义者，重心落在理想主义者上，就是说中国人的最高理想、最高追求、梦想中的社会是理想主义，如君子死节、士可杀不可辱等等，充满理想主义色彩。
然而，先秦之后直至北宋灭亡，中国的民族性格更多是以现实的理想主义者而存在，即我们的追求、最高理想仍然是理想主义，仍然是大同社会、是桃花源、是贞观之治，但是，在具体的追求手段上，已经十分现实了，所以才会出现刘邦、曹操之流，他们的做法在先秦时代是被鄙视并以行动加以拒绝的，然而先秦直至北宋灭亡，追求理想主义的路上采取的现实手段，已经不再为大家所不齿，刘邦弃父、曹孟德奸雄，尽管大家觉得没那么光彩，但为求目的达成，大家已经不苛求过程的完美了。甚至唐太宗治下出现贞观之治，大家也不吝惜对他的赞美，反倒是宣武门之变杀兄迫父之举，也变得没那么不可宽恕了，这在孔子所倡导的“周礼”之下是不可饶恕的。
最后，南北宋的区别，最明显的一个区别就是“北宋无将、南宋无相”，注意后半句“南宋无相”，也就是说，文官阶层的最顶层在南宋已经烂掉了，北宋一朝赵普、韩琦、寇准、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任何一个人拿出来都可以说是良相，尽管有些人的政治主张没有实现、变法失败，但并不影响社会对这个人人品的认可。然而，南宋的宰相如秦桧、韩侂胄（这个争议很大）、史弥远、贾似道等，无一不是史上有名的奸臣。如果是一代两代的个案，可以认为是历史的随机，但是如此系统性、大规模集中出现名臣或是奸臣，就不得不说是历史的必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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