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欧洲各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并不平衡，但是，总的趋势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迅速发展，资产阶级力量日益壮大，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反封建斗争空前激烈，最后导致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这次革命的意义远远超出法国的国界，表示了整个欧洲的历史趋势。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它不是一国范围的革命，而是“欧洲范围的革命”，它“不是社会中某一阶级对旧政治制度的胜利”，而是“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它不仅反映了它本身发生地区的要求，“而且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在这个时期，欧洲各国发生了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第二次思想革命运动——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就其字面意义上讲，是指当时的进步思想家提倡用近代文化“启迪”人们的理性和智慧，“照亮”愚昧、落后、黑暗的封建社会，以消除教会和贵族统治所散布的迷信与偏见。它不仅是一个新文化运动，而且是一场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革命运动。
启蒙运动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广大人民反封建斗争高涨的历史条件下，在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哲学的影响下产生的。这一运动遍及全欧，却以法国的启蒙运动最为典型。
17世纪中期的英国革命的胜利，以及革命后英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对于法国启蒙运动的产生具有先导作用。英国革命后建立了君主立宪制政权，资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这些都给了久已向往革命的法国资产阶级以莫大的鼓舞。英国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巨大进展也为法国启蒙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牛顿（1642~1727）的力学和天文学可以说是这一时期最大的科学成就，其影响极大地促进了各种学科的发展。这一时期的另一著名人物洛克（1632~1704）以经验论批判了宗教迷信，以社会契约论批判了君主专制。托兰德（1670~1727）等所谓自由思想家，则以其激进的态度反对宗教教条和权威，提倡自然神论。
在法国，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期，已经出现了贝尔（1647~1705）和梅叶（1664~1729）等启蒙思想家的先驱。进入18世纪以来，启蒙运动逐渐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出现了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一批卓有成就的启蒙思想家。他们的著作传遍了欧洲各地。在英、法两国先进思想家的影响下，欧洲许多国家都产生了启蒙思潮。
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反封建、反教会斗争的继续和发展，不过，在资产阶级革命迫在眉睫的形势下，它比那时的人文主义运动带有更加强烈、更加明显的政治革命的性质。如果说人文主义者的注意中心是如何从宗教束缚下解放人的个性，肯定人有享受世俗幸福的权利，那么，启蒙时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更要求破除宗教迷信，摧毁宗教偶像，反对贵族特权，主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进而推翻封建统治，建立合乎资产阶级理想的社会。
启蒙主义者对封建制度及其上层建筑进行了全面的有力的批判。他们认为宗教迷信和专制政治是封建制度罪恶的集中表现，是“拴在人类脖子上的两大绳索”（狄德罗），因而把批判锋芒集中对准了这两个方面。他们把宗教迷信看作科学与进步的死敌，以唯物论批判宗教和封建制度的理论基础——唯心主义，以自然神论或无神论来否定基督教的神权和宗教偶像，他们还以“自然法则”和“天赋人权！”的理论，来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和贵族特权。他们说“一切人生来就是平等的”（孟德斯鸠），“自由是天赐的东西”（狄德罗），以此证明封建统治的不合理。有些启蒙思想家甚至对封建国家的政体、立法等都提出了尖锐的批判。自由与平等成为启蒙运动中最鲜明的两面大旗。
启蒙思想家反对封建制度的理论武器是“理性”，他们把人的理性看作是一切现存事物的最高裁判。恩格斯指出：“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作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
启蒙思想家认为，消灭了封建制度以后，人类将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那将是一个自由平等、普遍幸福的王国。这也就是他们所说的“理性王国”。
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所说的“理性”和“理性王国”都有具体的内容，不过是把资产阶级自己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要求加以理想化，并把它们说成是全人类的理想。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一种欺骗。由于当时的资产阶级与劳动人民有着共同的反封建的利益，启蒙思想家可以标榜自己不是某一特殊的阶级的代表，而是整个受苦人类的代表。
但是，18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们没有超出时代的限制。启蒙思想家的唯物论是不彻底的，他们的社会历史观是唯心的。他们过分强调思想意识的作用，把启蒙教化看作改造社会的基本途径。他们以为只要通过教育，启发理性，就可以消除社会上的一切病根，实现“理性王国”。他们的启蒙活动，一方面意味着启迪群众，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教育统治者。因此，他们往往把改革社会的希望寄托在所谓“开明君主”、“天才”人物的身上，甚至亲身到封建朝廷中去做官。
在宗教问题上，他们并不完全否定宗教的力量，为了约束劳动人民的思想，有的启蒙思想家说：即使没有上帝也要创造一个出来。至于自然神论者更没有否定上帝的存在。他们的许多社会政治理论，诸如社会契约论、“自然人”理论、“返回自然”的学说等，虽有其反封建的进步意义，然而并不能揭露封建制度的反动实质，有的甚至是崇尚原始状态而开历史倒车。
启蒙运动作为一个广泛的思想革命运动，也影响到文学的发展。许多启蒙思想家直接进行文学创作，把文学作为宣传启蒙思想、批判封建制度的有力工具。
18世纪初期，古典主义仍然在欧洲各国的文坛上占有统治地位。启蒙运动初期和中期的许多文学作品也受其影响。但是，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古典主义的宫廷倾向和它的僵化原则，已不适合启蒙文学的需要，作家们开始抛弃它，否定它，同时从理论到实践，都另辟新径。狄德罗和莱辛在打破古典主义的束缚、探索文学发展新方向上，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美学理论，他们提倡的“市民剧”，都为近代现实主义文学开辟了道路。至于英国18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法国启蒙文学中的哲理小说等，更是在启蒙运动影响下产生的新的文学成就。
启蒙文学具有鲜明的倾向性和教诲性。启蒙作家往往就是启蒙思想家，他们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特别重视文学作品在批判封建制度、批判宗教迷信与提高人们道德素养方面的意义，启蒙文学的批判锋芒非常明确，战斗性较强，它们猛烈地抨击封建制度和教会，揭露社会上的种种不平等、不合理的现象，宣传自由平等的思想。有些作品还描绘社会政治理想的图画，唤醒人们对“理性王国”的向往。启蒙文学具有民主性。当时的资产阶级文学家正在为争取第三等级的文学地位而斗争，力图使文学作品能为广大人民所接受，因此他们反对古典主义的宫廷倾向，主张文学面向广大平民。他们着重描写平民的日常生活；反对贵族文学矫揉造作的文风，采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技巧；“中等人”即资产者的形象和下层人民的形象成为正面主人公，而王公贵族、教皇、教士则往往成了嘲笑、批判的对象。
启蒙文学继承了文艺复兴以来进步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同时又表现出自己的特点。启蒙文学作家更强调真实性。他们不像文艺复兴时期许多作家那样借用传统的题材来反映现实生活，而是直接取材于现实，在日常的生活细节中来表现现实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们不仅反映生活，具体地描绘生活，而且对它进行分析和议论，因此作品带有哲理性和分析性。但是，启蒙文学作家往往不注意塑造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而把正面人物作为自己的代言人，犯有“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的毛病。
为了便于宣传启蒙思想，启蒙作家还创造了许多新的文学形式，如哲理小说、正剧（即莱辛的“市民悲剧”和狄德罗的“严肃喜剧”）、书信体小说、对话体小说、抒情小说、教育小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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