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对政体类型的划分是对
柏拉图政体划分的继承与发展。柏拉图对政体进行划分的标准是：一要看执政人数的多少，二要看执政者权力的行使是否依法办事。依此政体也可分为两大类六种形式：优良政体，包括
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恶劣政体，包括
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即暴 民政体）。亚里士多德认为，划分政体有两个主要标志：第一看国家最高治权执行者的人数的多少，是一人、少数人或多数人；第二看统治者实行统治的目的是否旨在“照顾全邦共同的利益”。依据这两个标志，他又把政体归结为正宗政体和变 态政体两大类。“这一人或少数人或多数人的统治要是旨在照顾全邦共同的利益，则他或他们所掌握的公务团体就是正宗政体。反之，如果他或他们所掌握的公务团体只照顾自己一人或少数人或平民群众的私利，那就必然是变 态政体。” 而依据第一个
分类标准，正宗政体又可分为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三种，变 态政体可分为僭主政体（即暴 君政体）、寡头政体（即财阀政体）和民主政体（即平民政体）三种。这种政体共分为两大类六种形式，其中僭主政体是君主政体的变态，寡头政体是贵族政体的变 态，平民政体是共和政体的变态。亚里士多德将柏拉图的是否依法办事的分类标准发展为是否照顾到全邦的共同利益。
由于受到
古希腊传统思想中中庸主义的影响，以及其自身作为中等奴隶主阶级的地位，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也具有着明显的取向中庸的特点。亚里士多德认为共和政体是合于中庸之道的最好的政体形式，各类政体优劣次序依它们距离中庸之道（最好的政体形式）的远近来确定。
关于理想政体。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好是把政体保存在中间形式”，“惟有以
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在他看来，共和政体是介于三种正宗政体之间并吸收它们的优点的“中间性质的混合形式政体”。共和政体由中产阶级执政，对自由、财富和才德三种因素混合得最好，能够减少纷争和内乱，能够反映多数人的意见和兼顾各阶级的利益，是最稳定和持久的理想政体。
贵族制就是有德的人的统治，寡头制就是富人的统治，而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德行与财富是严格的同义语。亚里士多德按照中庸之道的学说所主张的乃是，适度的资产才最能够与德行结合在一起：“人类并不借助于外在的财货才能获得或者保持德行，反而是外在的财富要借助于德行；幸福无论是存在于快乐，还是存在于德行，还是兼存于这两者，往往总是在那些在自己的心灵上与性格上有着最高度的教养却只有适度的身外财富的人们的身上才能够找得到，而不是在那些具有多得无用的身外财货却缺少高尚品质的人们的身上找到的”。因此最好的人的统治（贵族制）与最富的人的统治（寡头制）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因为最好的人往往只有适度的财富。民主制与
共和制之间——除了政府的伦理差异而外——也是有区别的，因为亚里士多德所称之为“共和制”的，保留着有某种寡头制的成份在内。但是
君主制与僭主制之间的唯一区别则只是伦理的。
他强调要以统治政党的经济地位来区别寡头制与民主制：当富人完全不考虑到穷人而统治的时候便是寡头制，当权力操在贫困者的手里而他们不顾及富人的利益时便是民主制。
君主制比贵族制更好，贵族制比共和制更好。但是最好的一腐化就成为最坏的；因此僭主制就比寡头制更坏，寡头制就比民主制更坏。亚里士多德就以这种方式达到了一种有限度的为民主制进行辩护；因为绝大多数的实际政府都是坏的，所以在实际的政府中，民主制倒也许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