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和苏格拉底人本思想之比较研究
孔子和苏格拉底人本思想之比较研究
庞舒，何守强
【摘要】在东西方人本思想的形成历史上，孔子和苏格拉底分别担当了“开创者”的角色，他们的人本思想是东西方人本思想形成的本原，为后来东西方人本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文章就两者人本思想的背景、核心观念以及两者人本思想产生异同的原因和对后世的影响进行了比较分析。
【关键词】孔子；苏格拉底；人本思想
【作者简介】庞舒，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2005级政治学理论专业研究生，云南 昆明 650091；何守强，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05级民族政治与公共行政专业研究生，云南 昆明 650091。
前言
无论是中国先秦时期还是西方古希腊时期，人本思想的形成都经历了从模糊到明晰，从以神为本到以人为本的过程。孔子和苏格拉底无疑是东西方“轴心时代”的最关键、最重要的开创者，他们分别为这两种文化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孔子和苏格拉底使东西方人们对自然的关注转移到对人自身的关注上来。在此之前，古希腊和中国的哲学家们都以“自然”为观察、思辨和研究的对象。孔子和苏格拉底的对于人的关怀，启发了人们转而重视人的存在、发展和价值。对于孔子和苏格拉底人本思想的梳理和比较，将有助于我们明晰人本思想在东西方后来的发展中之所以呈现出如此巨大差异的原因，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吸取中西人本思想的精华，进一步推进人本思想的发展。
一、孔子和苏格拉底人本思想产生的背景
孔子和苏格拉底生活在不同的地域和文化之中，分析其环境背景相似之处与不同之处，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孔子和苏格拉底人本思想产生差异的原因。
（一）孔子人本思想产生的背景
商朝以前，统治者为了强化王权统治，通过在意识形态领域对鬼神大加尊崇的方式，加强了对人们思想的控制。《礼记·表记》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到了西周时期，虽然承认有鬼神的存在，但是对鬼神采取不轻慢也不亲近的态度，即“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1]的思想。从西周开始直至整个春秋时期，情况开始逐渐发生变化。
西周剧烈的社会变革冲击着殷商宗法血缘等级制度和传统的政治价值观念体系，人的尊严、价值、地位得到了肯定，“轻天重人”、“轻神重人”思潮显示出越来越强的生命力，人逐渐从神学的思想框架中独立出来，极大的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人的主体意识得到加强。这为春秋战国时期人本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进入春秋以后，社会变革加剧，各种思想流派活跃，新旧交替，社会动荡不安，带来了人们思想意识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先秦时期是中国人本思想的形成时期。孔子就生活在处于奴隶制晚期的春秋时代，孔子把它称为一个“天下无道”、“礼崩乐坏”的时代。
（二）苏格拉底人本思想产生的背景
剧烈动荡的社会现实总是能够促使人们用新的眼光和态度重新审视自然和和社会，深入思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早期的希腊哲人们开始关注人。在苏格拉底之前，智者学派就对人本思想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智者学派的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首先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物不存在的尺度”[2]这个经典命题，虽然主观唯心主义的倾向使得这个命题在认识论上是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但是它首次肯定了人的主体地位，把人置于人类历史的舞台，提高了人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促进了古希腊人本思想的发展。苏格拉底所处的时代，也是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代，长达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是雅典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战乱频繁、是非颠倒、人心堕落、准则畸变的社会局面对苏格拉底的思想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而此前希腊已经高度发展的社会经济、民主政治、文化事业等为人们的思想解放开辟了广阔的视野。
二、孔子和苏格拉底的神人观
孔子和苏格拉底生活的时代，是传统的神的观念陷入危机，人神关系面临着重大变革的时代。孔子面对的是商周以来人们相信能够将祸福降于人类的鬼神，而苏格拉底面对的则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诸神。他们关于人神之间关系的观念都从这种传统的人神观念出发。而在这种传统的观念中，人是完全受支配于神的，没有自主性和自我意识。
（一）孔子的神人观
孔子承认鬼神的存在，但是对鬼神采取的是避而不谈、敬而不亲的态度。主张“祭神”，同时也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孔子反对传统认为通过占卜祈祷能够求神免灾的“鬼神”“天命”观念。当人通过占卜祈祷求神的时候，人还只是盲目服从神。而当人“祭神如神在”的时候，人显然已意识到自己，并从自己出发来确立神。从“祭神如神在”我们可以看出，孔子的神是高尚情操和道德的象征，人应该对神虔敬。孔子所完成的神的观念变革，不是人对神的否定，而是从神的人到人的神的转变，只是所谓“神的人”这里是指盲目信奉神能主宰人的吉凶祸福，“人的神”则是指孔子用一个“如”字所概括的人对神既非迷信，亦非否定的理性意识。
（二）苏格拉底的神人观
在苏格拉底之前，普罗泰戈拉就宣称“至于神，我既不知道他们是否存在，也不知道他们像什么东西”[3]
苏格拉底听见神谕称他是最聪明的人的时候，他说：“当我听到这回答时，我对自己说，神的这句话的意思能是什么呢？他的这一个谜应该怎样来解释呢？”[4]意识到自己的无知是自我意识觉醒的开始。经过思考，苏格拉底认识到自己的无知，神成了智慧的化身，人与神的关系变成了求知者和知者的关系。苏格拉底说：“我认为‘智慧’这个词太大了，它只适合于神，但‘爱智’这类词倒适合于人”。[5]由此，苏格拉底从盲目信神转向了由于意识到自己的无知而自觉信神。
对于人和神的关系，苏格拉底说：“人的本分就是学习神明已经使他通过学习可以学会的事情,同时试图通过占兆的方法求神明指示他那些向人隐晦的事情。”[6]可见他实际上将人的领域和神的领域区分开来。神人相分，实际上是限制了神的地盘，为人自己开创了空间。
（三）孔子和苏格拉底神人观之比较
孔子和苏格拉底都不是以无神论，而是以新的神的形式来完成神的观念转变的。这就使得他们所唤醒的自我意识同时笼罩着浓厚的神的色彩。但他们所完成的神人观念的转变，跳出了神主宰一切、控制一切的牢笼，使得东西方真正开始了对于人本身的研究和关注。从神的人到人的神转变的结果是人与神的分离。孔子和苏格拉底所完成的神人观念的转变，分别为东西方指出了理性和道德的发展道路。
孔子的神与人是有德者和求德者的关系，而苏格拉底的神与人则是知者与求知者的关系。在他们看来，神都不再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力量，而是人追求的对象和目标。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发挥能动性，达到人与神的相通，从而将神人问题从对人的否定，转向对人的肯定。孔子的神是从主宰吉凶的神转向道德之神，对神的崇拜和信服的过程从盲目服从情欲转向自觉克制情欲。而苏格拉底的神是从控制、主宰之神到智慧之神的转变，是从盲目信服的感性意识转向通过自身的追求而自觉信服的理性意识。孔子与苏格拉底的神人相分、神人观虽然在表现形式和特点上有所不同，但在实质上却都是肯定了人的存在，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高扬了个人的自主意识，都完成了形式不同，但本质相同的人神关系的观念转变。
三、孔子和苏格拉底人本思想的核心
“仁”与“善”是孔子和苏格拉底人本思想的核心，是他们关于人的理想境界的概括，是他们的最高理想和追求。
（一）“仁”的基本内涵
孔子的人本思想是以“仁”为核心的。“仁”的提出，是对“人”的发现。在孔子那里，用“微言大义”来形容“仁”字实不为过。孔子根据不同的对象，给“仁”以不同的界定。《论语》中孔子对“仁”进行了的多方位多层次的论述，包括克己、复礼、孝悌、忠恕，包括义、智、勇、恭、宽、信、敏、慧，也包括温、良、敬、敛、让、刚、毅、木、讷等等。仁的内容虽然丰富，但其基本内涵可以归纳为三点：克己、爱人、复礼。克己复礼是为了更好地去爱人，爱人是为了更好地完善自己的人格从而达到仁的完美境界，这两方面互为表里，精神层面与行为礼数相辅相成，无不体现着一种强烈的人本主义精神。孔子认为，“仁”是人格发展的最高境界，是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之所在，是人一生所应该追求和努力的方向，“仁”的境界的实现，是一个无限的过程。所以孔子不轻易许人以仁,也不以仁与圣自居，而是不知疲倦地以其全部生命为“仁”做见证。
（二）“善”的基本内涵
苏格拉底的人本思想的核心在于“善”。那么，何谓“善”？苏格拉底认为自然的因果系列是不可穷尽的。只有“神”才能做到穷尽一切自然因果系列。因而这种事情只能由“神”做，而不能由“人”做，因为既然人不能穷尽自然的因果系列，那么关于自然的具体知识，无论如何确切，总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他认为人应该做的，不是去找出事物的本质，而是要发现那个把世界万物安排得如此合理，如此井然有序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善”。苏格拉底认为这个“善”就在人的心灵中。所以人最重要的是“认识你自己”，考虑生活和道德、善和恶的问题。他认为人的心灵中已经包含了与有关世界本原的原则，所以应该首先在心灵中寻找这些原则，然后再依照这些原则规定外部世界。心灵是人认识外部世界的中介。这些原则就是努力使自己过上“善”的生活，当人真正过上了这种有“德性”的生活，他就找到了世界之本原，从而就能真正指导自己的行动。苏格拉底认为“善”对于人来说是最珍贵的，是灵魂能否得救唯一的决定因素，它能够决定人的智慧和命运乃至城邦国家的命运，“财富不会带来善（美德），但是善（美德）会带来财富和其他各种幸福。”他进一步指出：善是一切行动的理性，正是为了善我们才做一切我们所做的事，而我们不是为了别的什么目的才去实践善的。所以苏格拉底向卡利克勒问道：“你也赞同我的看法吗？善是一切行动的目的，一切事物皆为此目的而行事。”[7]
（三）“仁”的实现途径
孔子认为“仁”是人心中的一种固有的爱的感情，积极发挥自己的自觉性和主观能动性，就可以达到“仁”的境界。子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8]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9]表现了孔子对自觉性的高度赞扬。孔子所谓的“仁”重在发自内心的情感，诉诸于心理原则，强调将外在的规范转化为自身内在的自觉要求。同时表现了孔子对主动性的强调，“由己”要依靠自己的主动，“欲”字则充分说明求“仁”是来自内心的要求，是主动的而非被动的过程，只要有毅力去追求并发挥个体主观能动性，“仁”的美好境界并非神话。“仁”的目标诚然高远，但并非可望而不可及。“仁”的实现总是要落实到人的日常生活中，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君子贤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能够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能够积极地调动自己的自觉性和发挥能动性，心中竖立一个“仁”的目标，并为此终身不懈地努力。
在孔子看来，克己、爱人、复礼既是“仁”的目标，同时也是实现“仁”的手段和途径。把“仁”落实到行动处，就是克己、爱人、复礼。
克己，就是克制自己、约束自己。孔子非常讲究克己，提倡用“修己”、“约”的方式来约束、整治自己。孔子认为，人还应该“自戒”，提倡“自讼”、“自省”、“自责”，同时，在《论语》中，多次提到，要“慎言”、“慎行”。
把克己的精神用来对别人，就是爱人，即忠恕。忠是从积极方面来讲的，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0]意思是自己希望达到的，也希望别人可以达到。恕则是从消极方面来说，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1]无论从积极还是消极的方面来看，爱人的过程都从自己出发，用对待自己的方式去对待别人，这在理论上把所有的人都放在了平等的地位上，同时这种平等以自我为中心展开，在理想上跳出了等级的限制和隔阂。这种论点中强调了人我之间的平等和个人意志的相对独立。
克己与爱人在行为上的归属是“复礼”，即用规范的风俗习惯和国家的章典制度、礼仪规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
（四）“善”的实现途径
苏格拉底认为，没有人会故意去做恶，当一个人去做恶时，是因为他不知道“善”的好处，不知道“行善”的好处。如果一个人自称知道一件事是“善”的，而又不去做这件事的时候，他不是真正的知道这件事的“善”。在苏格拉底看来趋善避恶是人的本性的要求。他将趋善避恶建立在对“善”的真正认识上。当一个人用理性去观察“善”，获得了“善”的知识时，他必然去行“善”事，而且一定会去避免自己陷入“逆”境。
苏格拉底认为，探讨人的问题，不能用探测自然事务的方法，也不能凭经验观察和逻辑分析，而是要根据人的意识活动，审视自己的内心，审视人的生活状况，以洞察人的特性，从而发现“善”并履行这个最高的原则。他认为，幸福归根到底是心灵的、精神的“好处”，人们都愿意去过“好的生活”、“幸福生活”。当人们真正具有“善”的知识时，就一定会去实践这个“善”。同时，还要有自知之明，要“自知其无知”，只有这样，才能放弃原有的经验性，感性的东西，去认识理性之时，认识真理。如此，人的行为才是正确的，人才能够成为自己的主人。
苏格拉底还提出了“知识即美德”的说法。在这里，我们可以将“美德”看作是“善”的另一种说法。他认为“善”的获取与知识的广博是分不开的。一个“善”的人也必定是一个知识渊博、高瞻远瞩的人。
孔子和苏格拉底推崇和追求的“仁”与“善”，都是人内心的一种美好的道德精神。关于“仁”与“善”的阐释，都向我们描绘了他们心中各自理想人格范式的模型。但孔子认为天赋的“仁”是君子才可能有的美德，而且君子有可能失掉它，而小人是无论如何不可能有仁的。苏格拉底则认为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善，但先天具有的并不等于人们可以直接意识到它，这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努力才能把它诱导出来。然而他们把解决问题的途径都放在加强人的主观意识修养上，认为只有主体的主观修养的提高才能真正达到“仁”和“善”的境界。
四、孔子和苏格拉底人本思想异同的原因以及对于后世的影响
孔子和苏格拉底的人本思想产生的时代大体相同，社会经济、文化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动荡的社会环境提供了一定的自由，整个社会对于人本身关注的增加使得他们面临共同的社会任务，思考相同的社会问题，因此孔子和苏格拉底虽然远隔千里，但二者的人本思想中无论在内容上或者实质上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由于东西方文化渊源的差异，民族精神和社会环境的区别，使得他们的人本思想无论在核心内容还是在实现途径以及对于后来东西方人本思想发展方向的影响上来看，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春秋时期的中国处于奴隶社会的晚期，中国大陆的地理特征使得农业发展最为显著，农业的发展要求居住地的相对固定，使得中国先民从整体上来说流动性较小，几乎与外界相隔绝，思想较为保守闭塞。虽然春秋时期曾经出现过短暂的“百家争鸣”的现象，但是从根本上来讲，中国没有形成民主自由的传统。
同时，中国的哲学传统中，注重群体的利益，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把人放在了天、国家、公（集体）之后，因此，孔子才会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命题。修身的最终目的和归属，落实到“平天下”上，而不是寻找自身的快乐和幸福。这种注重群体的思维方式，为中国后来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思想奠定了基础。孔子关爱人的人本思想，也对后来的思想家们重视人的地位、尊严和价值产生了影响。孟子的“仁政”，荀子的“人治”，以及后来许多封建统治者的休养生息等政策，都得益于孔子人本思想的影响。
但是，孔子提倡的克己、爱人、复礼的以“仁”为核心的人本思想，更多的是从人的行为规范方面来阐释，他所推崇的仁的思想，既是最终目的，同时也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和方式，在客观上为统治阶级实现有序和稳定的政治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给人规定了行为准则。同时，孔子的人本思想还是建立在严密的宗法等级制度的基础之上，以封建的人伦关系为前提的，他的人本思想是建立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基础上的。因此孔子的儒家思想才会在后来的几千年中，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推崇，借以巩固统治，服务政治。
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是以追求智慧为己任。古希腊处于地中海地区，航海的便利使得海上贸易频繁，海上贸易和工商业较为发达，为古希腊先民与其他地方的人往来接触提供了条件。工商业的发展带来了人们平等自由意识的增强，而古希腊城邦民主制度又为他们的思想自由提供了条件，在古希腊的传统文化中，就有着平等自由的渊源。无论是对于自然的思考或者是对于人本身的思考，其研究和思辨本身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自然世界和人自身。
从苏格拉底开始，古希腊的哲学就从对自然世界的追问转向了对人自我精神世界、人的存在和价值的追问和解答。苏格拉底的人本思想以善为核心，同时认为善是做一切事情的最终目的，开启了西方理性主义的研究人的历史。其研究的目的在于弄清什么是人性，什么是善等问题，认为思辨的过程是幸福和快乐的过程。因此，这种思维的角度和方法为后来西方人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更重视人本身的作用和价值，注重个人自由，强调的是个人在社会上应有的地位和权利。但这也为西方的经久不衰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理念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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