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老人，随着您的离世，中国文坛上一颗最璀璨的星陨落了。青山默哀，长河呜咽。您用您的爱憎分明书写了人间的真情，您用您的真诚和朴实诠释了您坎坷的一生，也是光辉而伟大的一生。
一、爱恨交织的童年和少年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1904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地主官僚家庭。童年时代的巴金大都是在一种充满“父母的爱，骨肉的爱，人间的爱，家庭生活的 温暖”的环境中度过的。他的母亲是他童年时代的第一位老师，他在《短简我的幼年》中写到：“她很完满地体现了一个‘爱’字。她使我知道人间的温暖，她使我知道爱与被爱的幸福，她常常用温和的口气，对我解释种种的事情。她教我爱一切的人，不管他们贫或富；她教我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持的人；她教我同情那些境域不好的婢仆，怜恤他们，不要把自己看得比他们高，动辄将他们打骂。”这种“爱的教育”实质上已带有一定程度的民主与人道主义色彩，使巴金幼小的心田里从此埋下了“博爱“的种子。对巴金后来的思想发展起了重大的启蒙作用。
在母亲的熏陶下，巴金在自己的家庭里，较早地接触到了下层人民的痛苦和不幸，从而使他能以受欺压者的眼光来看自己的家。在巴金10岁和13岁的时候，母亲和父亲相继病故，这两件事对巴金来说，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大激变。特别是他父亲的死，“使这个富裕的大家庭变成了一个专制的大王国。在和平的、友爱的表面下我看见了仇恨的倾轧和斗争；同时在我的渴望自由发展的青年的精神上，压迫象沉重的石头压着。”（《忆 家庭的环境》）在这虚伪而阴森的礼教的囚牢中，巴金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的兄弟姐妹在挣扎、受难以至于死亡。于是，他的心中燃烧起“憎恨”的火焰，“接着‘爱’来的就是这个‘恨’字”，从此，巴金的目光开始从仆人、从自己同辈人的不幸遭遇中转向了社会。他说：“我开始觉得现在制度的不合理了。我常常狂妄地想：我们是不是能够改造好它，把一切事情安排的更好一些”。这表明，在这爱与恨的交织中，少年巴金的思想已经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二、火样热情的青年时期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了。反帝反封建的狂飙，各种广泛传播的“主义”与思潮，使巴金受到了从未有过的鼓舞与启示。1923年，巴金离开闭塞的四川到上海、南京等地求学。1927年，赴法国留学，在异地单调苦闷的日子里，巴金开始了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的创作。在这部作品中，他赞美了憎恨黑暗现实、追求光明未来和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作品发表后，在当时寻求进步的青年读者中激起了很大的反响。
1928年，巴金回国，居住在上海，他以火样的热情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活，从1929年到1949年底，他一共创作了18部中长篇小说，12本短篇小说集，16部散文随笔集，还有大量的翻译作品。这一时期，是巴金长篇小说的丰收期，也是他短篇小说创作的高峰期。
在早期的创作中，巴金自己所喜爱的是《爱情三部曲》。《爱情三部曲》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巴金早年对“革命”这个重大的社会问题进行紧张而又持久思索的总结，是他早期世界观的形象化展现。作品探索了革命的战略、战术、方式、道路，思考了革命者的人生观、政治观以及他们对友谊、婚姻、爱情、家庭等多方面的态度，涉及面异常广泛，因此是一部巴金心目中所认为的革命者的“生活教科书”。
巴金的代表作是《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作家晚年也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好的作品。他在《〈激流〉总序》中声称：“在这里我所欲展示给读者的乃是描写过去十多年的一幅图画，自然这里只有生活底一部分，但已经看见了那一股由爱与很，欢快与受苦所组成的生活之激流是如何地在动荡了。”作品所写的正是这样一股生活的激流：一方面随着封建宗法制度的崩溃，垂死的封建统治力量疯狂地吞噬着年轻的生命，另一方面深为革命激流所吸引的青年一代开始了觉醒、挣扎与斗争的悲壮历程。
这部作品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描写封建大家庭的兴衰史并集中抨击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重要作品。它全面揭示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特征、弊端和罪恶，指出了它必然灭亡的命运。同时，这部作品充分表达了“五四”的时代精神，反映了那一代年轻人的奋起与追求，表现了一种崭新的价值观念在中国大地上的诞生。从某种意义上说，《激流三部曲》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描写“五四”风云的一副杰出的插图，是抨击封建罪恶制度的一座丰碑。
这个时期里，巴金还有《忆》、《短简》、《旅途随笔》、《生之忏悔》等散文集，其中大部分是谈自己的生活、思想和创作的。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巴金可能是最喜欢跟读者谈论自己的作家了，而且总是那么亲切，那么坦率，从不掩饰自己的爱憎、欢乐和懊丧。这些散文清丽流畅，将叙述和抒情融合在一起：感情在叙述中回荡，事实随着情绪的急流展开，虚实相间，挥洒自如，富有魅力和光彩。
在《〈沉落集〉序》中，巴金曾说他的作品都是在“愤慨情绪下写成的”，而且自述：“态度是一贯，笔调是同样简单。没有含蓄，没有幽默，没有技巧，而且也没有宽容”；在《家》的《后记》中，他说：“我始终记住：青春是美丽的东西。而且这一直是我的鼓舞的泉源。”事实上，巴金正是把自己的作品看作青春的赞歌的：他歌颂青春的美丽和成长，而诅咒那些与青春为敌的摧残生命的势力。贯穿在他的作品中的那种对旧制度强烈的憎恨和热情地鼓吹反抗和变革的精神，鼓动了许多青年读者的正义感和不满现实的激情，并引导他们走向了反抗和革命的道路。
为此，鲁迅曾经称赞说：“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
三、热血澎湃的中年时期
全国解放时，巴金45岁。由于目睹了新生祖国的种种变化，他的创作热情再度如火山爆发。他说：“为了欢迎这伟大的新时代的来临，我献出我的心，我的笔和我的全部力量。”“我不住地在心里说：我要写，我要写人民的胜利和欢乐，我要歌颂这个伟大的时代，歌颂伟大的人民，我要歌颂伟大的领袖。”从此，在全新的环境的鼓舞下，他的创作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的作品不再以对人生苦难的思考，取而代之的是对光明、对新生活、对英雄人物以及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深情厚谊的热情讴歌。
他曾先后两次赴朝慰问英雄的志愿军将士；经常到工厂、农村、水库工地深入火热的斗争生活；多次出国访问，为交流文化和传播友谊而辛劳奔走；并在编辑刊物、翻译名著、辅导新人的同时笔不停挥地从事创作。建国后的十七年中，他出版的散文集有《华沙城的节日》、《保卫和平的人们》、《生活在英雄中间》、《大欢乐的日子》、《新声集》、《赞歌集》、《倾吐不尽的感情》等等。将爱祖国、赞英雄、颂友谊、怀故人的情感，抒发的淋漓尽致。
他是一个爱憎强、重感情、很敏感的作家。他非常赞赏高尔基在《草原的故事》中所塑造的那个勇士丹柯——他挖出自己的心拿在手上，心在燃烧、发光，给人们带路。他同样具有一颗燃烧的心。他在提笔写作时常常有这样的感觉：“感情太多，太深，他们争先恐后地奔赴笔端，我的笔一下子变得很重”。这种强烈感情的流溢又与作者个性的大胆袒露结合在一起，“我的任何一篇散文里面都有我自己”，他从不隐藏自己的欢乐，也不掩饰自己的痛苦，更不遮掩自己的弱点，而是把自己的心完全剖给了读者。
他的热情，他的坦率，他的真诚，整整激励了几代人。
四、深刻反思的晚年时期
“文革”带给巴金的震动是巨大的。他一夕之间被抛入生活的最底层，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牛鬼蛇神”，他连同他的整个家庭都经受了炼狱一样的洗礼。当他最终从十年动乱的阴影中走出来之后，思想感情起了巨大的变化。他原有的悲剧意识和痛苦的生命意识复苏了，他不再象过去那样热情、明朗，而显得严峻、深沉。他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本着向历史负责的态度，深刻地反思自己也反思历史，解剖自己也解剖时代，开始了他“说真话”的历程。
1977年5月，巴金在《文汇报》上连续发表了《一封信》《第二次解放》两篇文章，诉说自己在十年浩劫中的遭遇，表达了自己重新面对新生活的信心，也最早唤醒了新时期散文的悲剧意识和“说真话”的美学原则。
《随想录》是巴金文学道路上的又一座丰碑。“说真话”是《随想录》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色。《随想录》中的150篇文章，是巴金“用真话建立起来的揭露‘文革’的‘博物馆’”。他说：“我把它当作我的遗嘱写”，又说：“我的作品不是写给长官看的，”，“我不是按照别人的意志写作，哪怕是长官的意志”，“我必须用最后的言行证明我不是一个盗名欺世的骗子”。
十年浩劫原来是一场大骗局，惨痛的现实教训使巴金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为清醒，他以自己彻悟之后无比沉痛深刻的“赎罪”精神、以一个历经坎坷的长者对于社会的责任感，用自己的经历对后来者发出谆谆告诫：“我们已经吃够了谎言的亏，现在到了多讲真话的时候了”。
强烈的“说真话”的意识促使巴金对自己的过去进行严格的自审和反思。在《“豪言壮语”》中，他坦白地承认自己“文革”之前十七年中文章的“歌德派”倾向；在《说真话》中，他从当年说假话的《大寨行》，写到自己编写的上百份的“思想汇报”，剖析批判自己“别人‘高举’，我就‘紧跟’；别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的弱点；《怀念烈文》写自己在没有人强迫的情况下写了一些让自己感到脸红的反右文章。。。。。。巴金从祖国、民族的利益出发，现身说法，自揭伤疤，正是为了给后代“立此存照”，让今人和后来者都能和他一起，从中汲取教训经验和正视现实、面对未来的勇气，体现了一代文学宗师在身经历史灾难后所表现出来的光辉的人格力量。
巴金的光辉之处，在于他由自己的磨难推及到整个民族所蒙受的磨难，由自己的痛苦推及到整个民族的痛苦。他以自己反观“历史”，又以“历史”反观“现实”，把对自己的审视上升到对整个民族的审视的高度，从而形成了《随想录》在更高层次上的忧患意识和反思精神。
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表现了一位作家与思想家直面真理，不再受现实与世俗羁绊的大无畏的勇气。正是这种勇气和精神，使巴金老人的一生闪烁着朴实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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