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文艺观深受庄子审美思想的影响。苏轼主张的文艺创作要“随物赋形”、“胸有成竹”、“不能不为之为工”等观点，主要都来源于庄子的“原天地之美”、“顺物自然”思想。
苏轼深受庄子思想的影响，他对庄子思想能够领悟其要旨而得其精华。他既能看到庄子思想与儒家相通的方面，“以为庄子盖助孔子者”，“阳挤而阴助之”（《庄子祠堂记》）。同时，庄子的清静恬退，逍遥齐物，使他在相当程度上冲破封建礼法，自由通脱，率直旷达，特别是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坚贞自守，履险若夷。他的伟大人格的形成同庄子思想密不可分。对此，学术界已有涉及。然而，对于苏轼的文艺观与庄子审美思想之间的关系却未加论叙。只要认真披阅苏轼的诗文，就可以发现苏轼的文艺观在以下几个方面深受庄子的审美思想影响：
一、“原天地之美”与“随物赋形”
庄子要求人们通过对自然的观察去了解美，寻求美，而不要人为地在自我精神世界中去寻找美，这样反而会违背美的本来面目。《知北游》中庄子指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庄子认为，因为美蕴藏在自然中，人们就应该“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天下》）。这就要求人们深刻、准确地去观察、挖掘“天地之美”，把握万物的规律，按照美的本来面目去展现美。
苏轼对庄子的看法心领神会，他指出，事物之理是本身固有的，人们应该仔细研究、观察事物本身。苏轼认为，吴道子的画艺之所以达到“游刃余地，运斤成风”的登峰造极地步，就是因为“道子画人物，如以灯取影，逆来顺受，旁见侧出，横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书吴道子画》）同时，苏轼还坚决反对那种凭有限的见解和自己的推想，去断定自己已经得到事物之理。他说：“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或莫之见而意之，皆求道之过也。”（《日喻》）对于不认真观察、实践，一味凭空幻想的时尚，苏轼严厉批评道：“废学而徒思者，孔子之所禁，而今世之所尚也。”
苏轼继承发展了庄子的美学思想，提出“随物赋形”的观点。要求文艺作品要能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去描写，不同的事物就应该描绘出它们种种不同的形态。“孙位始出新意，画奔湍巨浪，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尽山水之变，号称神逸。”（《永蒲永升画后》）苏轼认为穷形尽相就是美，“江河之大，与海之深，而可以意揣，唯其不自为形，而因物以赋形，是故千变万化，而有必然之理。”（《滟yù＠①堆赋》）因为大自然与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如果按其各自的面目和规律来描写，自然会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美哉多乎，其尽万物之态也！霏霏乎若轻云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长风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游丝之萦柳絮，袅袅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带也。”（《文与可飞白赞》）多么五彩缤纷的艺术境界！
二、“万物与我为一”与“胸有成竹”
庄子追求物我合一的审美境界，而达到这种境界的根本途径就是把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庄子认为人与自然的统一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齐物论》中那个庄子梦为蝴蝶的故事，最生动地说明了这种审美方式。它揭示了审美主体与对象经常处在一种物我不分、交融统一的状态中。主体感觉到自己化为对象，同对象不可分。在《齐物论》中庄子提出了“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天地万物本是同体并生，人类本身妄自菲薄，使自己的心灵狭窄。庄子打开了一个无穷的时空系统，目的在于透过现象间的层层界限，从宇宙总体的角度，打通我与外界的隔阂，来提升个体精神的主动性。这就是取消天地万物与我－－客体与主体的对立关系，而臻于主客一体的境界。这境界正指向了艺术精神中的和谐。
生活在一千多年后的苏轼，对庄子物我合一的审美境界十分欣赏，并引为知音。他赞扬文同的画：“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疑神。”（《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之一》）把庄子《齐物论》中“嗒焉似丧其偶”的概念、“物化”的概念，都天衣无缝地运用在自己的艺术批评之中。
一部艺术作品必须在艺术家执笔之前，先在他的灵魂里酝酿成熟。二千多年前伟大的思想家庄子已经提出了把握题材，对审美对象反复认识的重要。“梓庆削木为jù＠②。jù＠②成，见者惊犹鬼神。鲁侯见而问焉，曰‘子何术以为焉？’对曰：‘臣工人，何术之有？虽然，有一焉。臣将为jù＠②，未尝敢以耗气也，必斋以静心。斋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斋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斋七日辄然忘吾有四枝形体也。当是时也，无公朝，其巧专而外骨消；然后入山林，观天性，形躯至矣，然后成见jù＠②，然后加手焉。不然则已。则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与！’”（《达生》）庄子深刻地揭示了艺术创造的过程。通过“斋心静心”的认识事物过程，并“以天合天”，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进行审美观照，而达到胸中有成jù＠②的境地，这样才能产生“所以疑神者”的杰作。只要把苏轼《文与可画yuán＠③dāng＠④谷偃竹记》与庄子的审美观加以对照，就可以发现它们一脉相承。苏轼在此文中指出：“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腹蛇fù＠⑤，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画竹之前必须把握住事物的形象实质，使其烂熟于心，然后才能驾轻就熟，下笔不凡。
三、“法天贵真”与“文理自然”、“不能不为之为工”
在《庄子》一书中多次强调的“真”、“天真”、“纯”、“朴”、“本”等，都是指自然人性。庄子要求人们“全真”（《盗跖》）、“守真”（《渔父》）、“保真”（《田子方》），都是强调美与真的一致性。庄子认为美的东西都应该是真实无伪的。庄子所强调的真，具有一般所说的合乎客观实际、客观真理的意思。在这基础上，庄子提出了“法天贵真”（《渔父》）的审美思想。《秋水》中庄子指出：“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在庄子看来，没有真就没有美。他已经认识到美是自然生命本身的合规律的运动。因此，他强调不要用人事去毁灭天然。庄子深恶痛绝一切虚伪做作的东西。“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渔父》）真情出之自然，故能感人；矫情伪性本于造作，故难以动人。
苏轼在论文艺的创作规律时，继承发展了庄子的观点，强调“真情”是文艺的基本特征，并坚持认为文艺必须有为而作，不能无病呻吟。《江行唱和集叙》：“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并声明自己与弟辙的诗文是：“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非勉强所为之文也。”只有强烈真诚的创作激情积于胸中，吐出自己的心声，才能成为金声玉韵。他指责“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答王庠书》）他反思自己的创作过程说：“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妄论利害，搀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答李端叔书》）可见对自身要求之严。他的大部分作品，的确是他真诚刚正人格的写照。
苏轼论文艺与庄子同调，主张自然之美。《答谢民师书》云：“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又云：“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自评文》）他推崇友人诗云：“辩才作此诗时，年八十一矣。平生不学作诗，如风吹水，自成文理。而参寥与吾辈诗，乃如巧人织绣耳。”（《书辩才次韵参寥诗》）苏轼论文艺，常以行云流水为喻。云与水常常处在流动变化之中，行云流水，无定势定态，但其或行或止，都符合一定的规律。事物在不停地流动变化，描绘事物的手法应是丰富多变的；不断变化的事物，就应用不同的手法描绘其变化。这难道不是庄子所说的天道“以天合天”吗？
四、技道相通与“技道两进”
在庄子看来，道为本，技为末，但技与道可以相通。庄子时代许多生产技艺都带有艺术创造的性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道与技的关系就接近道与艺术的关系。庄子在《天地》中说：“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艺者技也。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道在它的运动中是合规律的，合目的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为艺术创造活动的技，也是自然而然地完成了一切，这就是“以天合天”。在庄子看来，艺术创造要合规律，但又要不受规律的限制。庖丁解牛，“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不临时去苦苦寻觅牛体上的下刀之处，而是手起刀落，莫不中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这是一种掌握了规律后得心应手、左右逢源的艺术活动。
艺术创作是非常奇妙的。似有规律而又似无规律可寻。一般的文艺创作规律是很容易陈述的，但掌握了这些创作规律，还不足以创作出高妙的艺术作品。庄子《天道》中说：“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庄子运用十分形象贴切的比喻，指出了艺术创造有定法而无定法，不是单方面的因素，更没有固定的模式。而是凭着对事物深入持久的认识，在广泛实践的基础上逐步摸索积累才能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
苏轼对艺术创作的这种特殊规律领会很深，他深切地感慨：“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乎？是之谓辞达。”（《答谢民师书》）可见艺术创作的才能，既包含着对事物深入把握独特领悟的审美眼光，还需要丰富学识基础上的高超的表达才能。苏轼的“了然于心”、“了然于口”，与庄子“得之于手而应于心”都是形象地阐述了文艺创作的规律是难以简单概括的，而包容着诸多方面的因素。
苏轼深知掌握物理之难，掌握物理又能准确表达在笔下者则更难。辞不达意的情况在文艺创作中是屡见不鲜的。所以苏轼认为有道还须有艺，要掌握物理，还要掌握艺术地再现物理的技艺，二者缺一不可。“有道有艺，有道而不艺，则物虽形于心，不形于手。”（《书李伯间山庄图后》）因此，他在《跋秦少游书》中提出了“技道两进”的文艺主张。高明的技巧离不开对物理的掌握，但没有高明的技巧却很难显示物理而成为文艺佳作。
如何才能“技道两进”，创作出高超的文艺作品，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苏轼认为除掌握事物的常形常态外，还要把握事物的变态。同时，还要达到神似和形似的统一。他发展了庄子关于合规律而又不受规律限制的观点，他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中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然而，是否随口写出就是“清新”的好作品呢。正如庄子说庖丁解牛是多年的经验才如此得心应手一样，苏轼认为从胸中之竹到手中之竹，决非易事。这中间还须积学贮宝，反复实践。苏轼以自己的亲身体验为例，陈述说：“与可之教予如此，余不能然也，而心识其所以然。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故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视了然，而临事忽焉丧之，岂独竹乎。”没有丰富的学识，没有扎实的实践经验，“心识其所以然”的东西，也往往不能生动贴切地表现出来。可见，形似、神似的统一这一艺术境界，是多种因素完整结合的结晶。
列宁说：“把任何一个社会现象，看做处于发展中的现象时，在它中间随时可以看见过去的遗迹，现在的基础和将来的萌芽。”苏轼的文艺观中有庄子审美思想的影子，然而，苏轼文艺观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就文化传统的影响看，苏轼是采取兼受并蓄，去粗取精的态度，因此庄子不过是苏轼所吸收的一个方面罢了。
参考资料：http://dibo.gdut.edu.cn/wisdom/open.asp?id=6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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