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决定文人一生前途的科举考试，其内容自真宗以后由诗赋、策论转变为集中于儒学，立论必须依据儒家经典，诸子书不合儒学的都不许采用。到仁宗以后，进一步在各州县建立学校讲授儒学，作为培养士子的基地，更深化了官方思想对读书人、文化人精神生活的控制。 在中国绘画史上，两宋绘画所呈现出的个性特征十分明显，这一时期既出现了“文人画”的萌芽，同时又因为两宋画院在创作中的主流地位，而表现出绘画题材与情趣上的“俗”的倾向。
“宋学”的概念是对两宋哲学思想的最好概括。尽管在思想界许多学者对两宋的学术有过多种称谓，我认为这些称谓只不过是对“宋学”不同视角的理解。比如：“新儒学”是侧重于儒家学说的新建来看“宋学”的：“理学”则是产生于北宋，活跃于南宋的“宋学”一分支。
“宋学”的特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力求突破前代儒家们寻章摘句的学风，向义理的纵深处进行探索：二是怀有经世致用的要求。具体而言，“宋学”立足于传统儒学，又从佛道两家摄取，偏重于义理和心性修养等方面因素，所以也可把它称为“新儒学”，它与汉唐儒家们对经书的注释繁琐章句之学有着本质不同。
两宋出现的“宋学”自然有着它多方面的政治、思想与文化根源。但出现以后它便对两宋文化观念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宋学”的核心是“新儒学”。儒学复兴表现为“崇儒”和“释儒”。崇儒，即以儒家思想作为立国之基，文人学士当然也以儒学为正学；释儒，是指以儒学为本，特别是那经世致用的原则，然后再援佛道两家入儒，尤其偏重于义理和心性修养方面。这种思想的上新气象，必然也带来文化观念的新变化。
“宋学”要求文人自觉地让“心念”成为文化基础。“宋学”不仅将纲常伦理确立为万事万物之所当然和所以然，亦即“天理”，而且高度强调人对“天理”的自觉意识。这就是说，宋人重于把价值的终极基础从宇宙的外在、可见及形式上的理，转向存在自我之中的完整和协调的过程。说句通俗话，宋人似乎在告诫自己：“要学会自己做主。”
这种文化观反映在制度上，便使文人可以断言，学者能够独立于政权来悟“道”。正像有的学者所论述的：“它以此创造了一种纽带，来联系社会和政治以及作为社会基础的自我赓续的地方精英和自我限制、不积极有为的政府。”[6]这一现象也便导致了宋代文化重心与政治重心的分离。
“宋学”在两宋的突出地位，自然难以抹杀它对艺术所产生的影响，这一文化观反映在艺术上便是人文精神的张扬，它有着两方面明显倾向：
第一，是重艺术家主体精神的表现。宋代艺术重视主体精神的表现，虽然这种主体精神还有着许多因素的限制，但相比较于前代确实有着较大程度的拓展。李成就说：“吾儒者，粗识去就，性爱山水，弄笔自适矣。”李成画山水完全是主体精神表现的需要，是“性爱山水，弄笔自适”。李公麟也有：“吾为画，如骚人赋诗，吟咏情性而已，奈何世人不察，徒欲供玩好耶？”宋代画论更是重视这种主体精神的表现，无论是《图画见闻志》、《林泉高致》，还是《宣和画谱》等都明显表现出这种倾向。
第二，艺术功用得到进一步拓展。此前艺术的功用主要体现在它的社会政治价值上，具有“宣教”之功。宋代也崇尚艺术的“宣教”功用，但这种功用又结合了艺术的形象化语汇来获得。所以孔子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被宋人所重视。这“游于艺”一个“游”字道出了“心念”的意味。进一步，宋代画学注意到画有着“心印”的功用，郭若虚说：画“系乎得自天机，出于灵府也。且如世之相押字之术，谓之心印。本自心源，想成形迹，迹与心合，是之谓印。”黄山谷说得更清楚：“夫吴生之超其师，得之于心，故无不妙。张长史之不沾他技，同智不分也，故能入神。夫心能不牵于外物，则其天守全，万物森然出于一镜。岂待含墨吮笔，ｐáｎ礴而后为之哉。故余谓臻欲得妙于笔，当得妙于心。”有着这种“得妙于心”的艺术，我们便不难想象为什么宋代会出现长于抒情的文人画萌芽了。
我们在谈论“宋学”对艺术的影响时，似乎关注更多的是士夫文人。其实，在宋代，艺术既是士人们的行为，更是普通文人诸如画院画家的一种行为，某种意义上讲，艺术创作的主体是后者而非前者。所以，我们往往从大多数宋人绘画作品中看不出“宋学”的直接影响有多大。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分析，“宋学”对画院画家的影响也还是存在的，这里有二点值得我们重视：
第一，自徽宗朝设立“画学”以来，画院画家开始对自身修养普遍重视起来，而他们加强学习的内容也为儒家之学，这是“宋学”复兴儒学的直接影响。南宋设立画院之后，虽然没有了北宋画院的“画学”系统，但大部分画家也都在宣和画院时期受过“画学”教育，他们思想观念上存有儒家文化的因素是必然的，这种思想观念一直在南宋画院中保持着。
第二，在画风上，北宋开始重视荒寒萧疏境界的表现，水墨山水画畅行，及至北宋神宗朝又有一次的画风变化，改变黄氏程式，花鸟重境界，重幽情逸趣，多画败荷雪雁，枯槎寒禽，弱柳幽雀，远离尘俗。这与王安石变法有一定联系，但更多表现为“宋学”的文化辐射。到了南宋，更加强调这种“淡逸”画风，追求“形”之外的“理”，变“繁琐”为“整一”，改“呆滞”为“灵动”，从重“形似”到重“意趣”。这一切都不能说与“宋学”的文化观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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