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3-08-31
综上所述，刘禅在蜀汉政权中，并不是一个尸位素餐者。作为一个弱国的君主，在当时危急存亡的形势下，他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人材的作用，尽可能地争取了政治上的优势和军事上的主动。蜀汉政权在危局下长达四十年的支撑，刘禅的作用应该说是关键性的。而如果以刘禅一朝辅臣的显著作用，来证明刘禅在政治上的毫无主见，无所作为，这既不合逻辑，也不合史实。
再说刘禅宠信黄皓及蜀汉亡国。
刘禅在其执政后期宠信宦官黄皓，无疑是他在用人上的一大过失。蜀汉的亡国，也确实与此有关，但根本原因却不在此。
黄皓其人，确为奸佞之徒。但史有明载，直到景耀元年，“宦人黄皓始专政”，（11）时距蜀汉亡国仅五年时间（蜀汉亡于景耀六年，即炎兴元年）。一个政权，如果没有更深刻的原因，能够在五年之中就亡于一个“奸臣”之手吗？
黄皓在其“专政”的五年之中，主要的反面活动是排挤姜维：“右大将军闫宇与皓协比，而皓阴欲废维树宇”。（12）但黄皓的阴谋始终没有得逞。刘禅为了使姜维放心，甚至公开对姜维说：“皓趋走小臣耳。”（13）“趋走小臣”，这就是黄皓在刘禅心目中的真正地位。而刘禅倚重的，还是作为国之干城的姜维。既然搬不掉姜维，那么在当时的蜀汉，严格讲就谈不上什么“专政”。但黄皓还是对姜维暗中掣肘。“六年（景耀六年），维（姜维）表后主：‘闻钟会治兵关中，欲规进取，宜并遣张翼、廖化督诸军分护阳安关口、阴平桥头以防未然。’皓征信鬼巫，谓敌终不自致，启后主寝其事，而群臣不知”。（14）后来，蜀汉在这次对魏的最后一战中终于兵败国亡。这大概就是人们认为黄皓“专政”导致蜀汉灭亡的主要依据了。
其实，不能把蜀汉的亡国，简单地归结为这次战败，从而认为黄皓是蜀汉亡国的罪魁祸首。即使只就这次战败而言，黄皓的干扰也不是全部原因。据史载，蜀汉在这次战争中还存在情报不准、举措失当、将领叛变、顾此失彼等一系列问题。（15）如果考虑到黄皓的全部反面活动对蜀汉政权造成的危害，即言路堵塞，君臣疏隔等，那么可以说刘禅在其执政后期宠信佞臣黄皓，确为蜀汉亡国的一个原因，但仍然不是根本原因。
那么，蜀汉亡国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是三国后期的强弱定势。蜀汉之亡于魏，亡在弱不胜强。为什么这样说呢？
先看蜀汉总体实力的弱小。蜀汉的版图不及魏的一半，而人口仅为魏的五分之一。同时，蜀汉的军队长年保持十余万人，占其总人口九十余万的九分之一；而魏的军队既比蜀汉多一倍，又仅占其总人口四百余万的二十分之一。所以，无论经济上还是军事上，蜀汉都明显地处于劣势。但是本来处于劣势的蜀汉，对魏又以攻为守，战争连年不断，遂使国力耗尽。史载蜀汉亡国时，国库存米仅够万人一年之食，可见已到山穷水尽，不攻自破的境地。但消极防守也同样没有出路。总而言之，由于总体实力过于弱小，蜀汉是左右为难的。
再看蜀汉末年的人材危机。人材是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三国中后起的蜀汉得以立国，所凭借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人材优势。蜀汉除了当时无与伦比的人材——诸葛亮之外，还有一大批堪称一流的文臣武将。这些人材，都是刘备在创立政权的长期转战中，以其特有的网络人材的手段，“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益州）之所有。”（16）蜀汉政权的这种人材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其总体实力之不足。但是，经过刘备、刘禅两朝，蜀汉的人材已经消磨殆尽。而一州之地的蜀中，不可能再提供这样多的人材。到景耀年间，杰出的人材就只剩下一个姜维，而姜维还是从魏国归附过来的。这种人材危机，对于当时总体实力已经极其衰微的蜀汉，更为致命。比如黄皓的得宠和误国，就是在“四相”的最后一位——董允死后。董允以刚正威严著称。他在世时，“上则正色匡主，下则数责于皓。皓畏允，不敢为非。终允之世，皓位不过黄门丞。”（17）可见刘禅之惑于黄皓，固然有其自身责任，但当时朝廷中已无复具有足够权威性的中坚人物，也是一个客观原因（姜维长年统兵在外，且地位不能与“四相”相比）。再如蜀汉对魏的最后一战，魏国同时派出了钟会、邓艾两个名将，分兵两路进攻。姜维的才智，与钟、邓相当。他在剑阁前线事实上也敌住了钟会，甚至迫使钟会准备退兵。但邓艾就再无人抵挡了，终于被他取阴平，破绵竹，直捣成都。设想当时蜀汉如果再有一个相当于姜维的将才，邓艾就不一定能长驱直入了。
所以，蜀汉对魏，由于总体实力过于弱小，加上后期的人材危机，确实处于弱不胜强的地位。当然，从历史上看，以弱胜强也不无可能。但这只能是就某一战役而言。如果要最终灭亡对方的政权，那就必须以弱者转强、强者转弱为前提，结果还是以强胜弱。而蜀汉末年，对魏的强弱关系已成定势，那么作为弱者的蜀汉当然必败无疑。这就是蜀汉亡国的根本原因。至于刘禅在其执政后期宠信黄皓，导致黄皓误国，只是使势在必亡的蜀汉政权其亡更速而已。
综上所述，我认为对刘禅应这样评价：其人并非“昏君庸主”。他在执政的四十年中，政治上总的来说是明智的，有主见的。这主要表现在他知人善任，用人不疑，以及决策之后即不动摇。他在用人和决策上也有失误，但在其执政史上不是主流。他之终为亡国之君，实因当时弱不胜强。在我看来，这应是对刘禅比较客观、公允的评价。
最后的问题是：为什么后世对刘禅长期持论偏颇，以致刘禅作为“昏君庸主”，在人们头脑中印象如此之深？
我们先看史书《三国志》对刘禅的评价：“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昏闇之后，传曰：‘素丝无常，唯所染之’，信矣哉！”（18）这段评语确实把刘禅描绘成了一个没有主见的形象，但也没有把他全盘否定，还承认他曾经“任贤相”而“循理”。可是后世之人却只记住了他“惑阉竖”而“昏闇”。这又是为什么呢？
主要原因，还是一种感情偏见。长期以来，人们受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对三国这一段历史，往往同情刘备复兴汉室的事业，所以对刘禅未能完成这一事业感到失望和愤恨。尤其是持这种正统观点的小说《三国演义》流传以后，由于其艺术魅力，读此书者几乎无不唯愿刘汉复兴，曹魏败亡，但结果却事与愿违。所以人们迁怒于刘禅，斥之为“昏君庸主”，也就是自然的了。
其次，也可能是千古以来诸葛亮的崇高形象，把刘禅反衬得很渺小。诸葛亮辅佐刘禅，确实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刘禅却没有能够灭魏兴汉，反而亡国降敌，使诸葛亮一生的惨淡经营付之东流。人们每当吟诵杜甫咏叹诸葛亮的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时，总会情不自禁地为诸葛亮这位千古名贤的壮志未酬而深深惋惜。相应地，那个扶不起来的“阿斗太子”，也就太令人可鄙可恨，在在难逃“昏庸”的骂名。这种认识，其实还是一种感情偏见。
最后，还可能是和刘禅降魏后的所谓“乐不思蜀”有关。其实，只要稍加思考，即可知刘禅当时之出此言，完全是一个阶下囚的求生之计，而决非真心如此。可以想象，刘禅无论怎样“昏庸”，也不可能以亡国为乐。司马氏之终未加害刘禅，又岂是真正相信了刘禅的“乐不思蜀”？不过是看清了刘禅决不可能东山再起而已。但后世人却宁肯相信刘禅的“乐不思蜀”。这不仍然是感情偏见在起作用吗？
本文以上所论，当然只是一己之见。动摇千古定论，谈何容易。而笔者所以试图对刘禅其人作持平之论，亦非替古人担忧，实有感于刘禅之为政，在中国政治史上有两点难能可贵之处：一是对内敢于任用贤才，二是对外敢于抗击强敌。仅此两点，足可嘉许，又何必以成败论英雄呢？
注释：
本文引述均出自中华书局1982年版之陈寿《三国志•蜀书》（裴松之注），以下只按人物传注释。
（1）、（6）、（9）《诸葛亮传》
（2） 《董允传》注引《华阳国志》
（3）、（7）、（8）、（12）、（14）、（15）《姜维传》
（4） 《王平传》
（5） 《姜维传》注引《世语》
（10） 《蒋琬传》
（11）、（18）《后主传》
（13） 《姜维传》注引《华阳国志》
（16） 《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17） 《董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