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3-08-31
综上所述,刘禅在蜀汉政权中,并不是一个尸位素餐者。作为一个弱国的君主,在当时危急存亡的形势下,他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人材的作用,尽可能地争取了政治上的优势和军事上的主动。蜀汉政权在危局下长达四十年的支撑,刘禅的作用应该说是关键性的。而如果以刘禅一朝辅臣的显著作用,来证明刘禅在政治上的毫无主见,无所作为,这既不合逻辑,也不合史实。
再说刘禅宠信黄皓及蜀汉亡国。
刘禅在其执政后期宠信宦官黄皓,无疑是他在用人上的一大过失。蜀汉的亡国,也确实与此有关,但根本原因却不在此。
黄皓其人,确为奸佞之徒。但史有明载,直到景耀元年,“宦人黄皓始专政”,(11)时距蜀汉亡国仅五年时间(蜀汉亡于景耀六年,即炎兴元年)。一个政权,如果没有更深刻的原因,能够在五年之中就亡于一个“奸臣”之手吗?
黄皓在其“专政”的五年之中,主要的反面活动是排挤姜维:“右大将军闫宇与皓协比,而皓阴欲废维树宇”。(12)但黄皓的阴谋始终没有得逞。刘禅为了使姜维放心,甚至公开对姜维说:“皓趋走小臣耳。”(13)“趋走小臣”,这就是黄皓在刘禅心目中的真正地位。而刘禅倚重的,还是作为国之干城的姜维。既然搬不掉姜维,那么在当时的蜀汉,严格讲就谈不上什么“专政”。但黄皓还是对姜维暗中掣肘。“六年(景耀六年),维(姜维)表后主:‘闻钟会治兵关中,欲规进取,宜并遣张翼、廖化督诸军分护阳安关口、阴平桥头以防未然。’皓征信鬼巫,谓敌终不自致,启后主寝其事,而群臣不知”。(14)后来,蜀汉在这次对魏的最后一战中终于兵败国亡。这大概就是人们认为黄皓“专政”导致蜀汉灭亡的主要依据了。
其实,不能把蜀汉的亡国,简单地归结为这次战败,从而认为黄皓是蜀汉亡国的罪魁祸首。即使只就这次战败而言,黄皓的干扰也不是全部原因。据史载,蜀汉在这次战争中还存在情报不准、举措失当、将领叛变、顾此失彼等一系列问题。(15)如果考虑到黄皓的全部反面活动对蜀汉政权造成的危害,即言路堵塞,君臣疏隔等,那么可以说刘禅在其执政后期宠信佞臣黄皓,确为蜀汉亡国的一个原因,但仍然不是根本原因。
那么,蜀汉亡国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是三国后期的强弱定势。蜀汉之亡于魏,亡在弱不胜强。为什么这样说呢?
先看蜀汉总体实力的弱小。蜀汉的版图不及魏的一半,而人口仅为魏的五分之一。同时,蜀汉的军队长年保持十余万人,占其总人口九十余万的九分之一;而魏的军队既比蜀汉多一倍,又仅占其总人口四百余万的二十分之一。所以,无论经济上还是军事上,蜀汉都明显地处于劣势。但是本来处于劣势的蜀汉,对魏又以攻为守,战争连年不断,遂使国力耗尽。史载蜀汉亡国时,国库存米仅够万人一年之食,可见已到山穷水尽,不攻自破的境地。但消极防守也同样没有出路。总而言之,由于总体实力过于弱小,蜀汉是左右为难的。
再看蜀汉末年的人材危机。人材是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三国中后起的蜀汉得以立国,所凭借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人材优势。蜀汉除了当时无与伦比的人材——诸葛亮之外,还有一大批堪称一流的文臣武将。这些人材,都是刘备在创立政权的长期转战中,以其特有的网络人材的手段,“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益州)之所有。”(16)蜀汉政权的这种人材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其总体实力之不足。但是,经过刘备、刘禅两朝,蜀汉的人材已经消磨殆尽。而一州之地的蜀中,不可能再提供这样多的人材。到景耀年间,杰出的人材就只剩下一个姜维,而姜维还是从魏国归附过来的。这种人材危机,对于当时总体实力已经极其衰微的蜀汉,更为致命。比如黄皓的得宠和误国,就是在“四相”的最后一位——董允死后。董允以刚正威严著称。他在世时,“上则正色匡主,下则数责于皓。皓畏允,不敢为非。终允之世,皓位不过黄门丞。”(17)可见刘禅之惑于黄皓,固然有其自身责任,但当时朝廷中已无复具有足够权威性的中坚人物,也是一个客观原因(姜维长年统兵在外,且地位不能与“四相”相比)。再如蜀汉对魏的最后一战,魏国同时派出了钟会、邓艾两个名将,分兵两路进攻。姜维的才智,与钟、邓相当。他在剑阁前线事实上也敌住了钟会,甚至迫使钟会准备退兵。但邓艾就再无人抵挡了,终于被他取阴平,破绵竹,直捣成都。设想当时蜀汉如果再有一个相当于姜维的将才,邓艾就不一定能长驱直入了。
所以,蜀汉对魏,由于总体实力过于弱小,加上后期的人材危机,确实处于弱不胜强的地位。当然,从历史上看,以弱胜强也不无可能。但这只能是就某一战役而言。如果要最终灭亡对方的政权,那就必须以弱者转强、强者转弱为前提,结果还是以强胜弱。而蜀汉末年,对魏的强弱关系已成定势,那么作为弱者的蜀汉当然必败无疑。这就是蜀汉亡国的根本原因。至于刘禅在其执政后期宠信黄皓,导致黄皓误国,只是使势在必亡的蜀汉政权其亡更速而已。
综上所述,我认为对刘禅应这样评价:其人并非“昏君庸主”。他在执政的四十年中,政治上总的来说是明智的,有主见的。这主要表现在他知人善任,用人不疑,以及决策之后即不动摇。他在用人和决策上也有失误,但在其执政史上不是主流。他之终为亡国之君,实因当时弱不胜强。在我看来,这应是对刘禅比较客观、公允的评价。
最后的问题是:为什么后世对刘禅长期持论偏颇,以致刘禅作为“昏君庸主”,在人们头脑中印象如此之深?
我们先看史书《三国志》对刘禅的评价:“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昏闇之后,传曰:‘素丝无常,唯所染之’,信矣哉!”(18)这段评语确实把刘禅描绘成了一个没有主见的形象,但也没有把他全盘否定,还承认他曾经“任贤相”而“循理”。可是后世之人却只记住了他“惑阉竖”而“昏闇”。这又是为什么呢?
主要原因,还是一种感情偏见。长期以来,人们受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对三国这一段历史,往往同情刘备复兴汉室的事业,所以对刘禅未能完成这一事业感到失望和愤恨。尤其是持这种正统观点的小说《三国演义》流传以后,由于其艺术魅力,读此书者几乎无不唯愿刘汉复兴,曹魏败亡,但结果却事与愿违。所以人们迁怒于刘禅,斥之为“昏君庸主”,也就是自然的了。
其次,也可能是千古以来诸葛亮的崇高形象,把刘禅反衬得很渺小。诸葛亮辅佐刘禅,确实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刘禅却没有能够灭魏兴汉,反而亡国降敌,使诸葛亮一生的惨淡经营付之东流。人们每当吟诵杜甫咏叹诸葛亮的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时,总会情不自禁地为诸葛亮这位千古名贤的壮志未酬而深深惋惜。相应地,那个扶不起来的“阿斗太子”,也就太令人可鄙可恨,在在难逃“昏庸”的骂名。这种认识,其实还是一种感情偏见。
最后,还可能是和刘禅降魏后的所谓“乐不思蜀”有关。其实,只要稍加思考,即可知刘禅当时之出此言,完全是一个阶下囚的求生之计,而决非真心如此。可以想象,刘禅无论怎样“昏庸”,也不可能以亡国为乐。司马氏之终未加害刘禅,又岂是真正相信了刘禅的“乐不思蜀”?不过是看清了刘禅决不可能东山再起而已。但后世人却宁肯相信刘禅的“乐不思蜀”。这不仍然是感情偏见在起作用吗?
本文以上所论,当然只是一己之见。动摇千古定论,谈何容易。而笔者所以试图对刘禅其人作持平之论,亦非替古人担忧,实有感于刘禅之为政,在中国政治史上有两点难能可贵之处:一是对内敢于任用贤才,二是对外敢于抗击强敌。仅此两点,足可嘉许,又何必以成败论英雄呢?
注释:
本文引述均出自中华书局1982年版之陈寿《三国志•蜀书》(裴松之注),以下只按人物传注释。
(1)、(6)、(9)《诸葛亮传》
(2) 《董允传》注引《华阳国志》
(3)、(7)、(8)、(12)、(14)、(15)《姜维传》
(4) 《王平传》
(5) 《姜维传》注引《世语》
(10) 《蒋琬传》
(11)、(18)《后主传》
(13) 《姜维传》注引《华阳国志》
(16) 《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17) 《董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