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娇红记》为代表的元代文言小说之后，明代文言小说的创作也并不寂寥。特别是在白话小说尚未形成气候的明代前期年间，文言小说更是显得活跃。
明初，瞿佑的一部《剪灯新话》轰动了文坛。此书共４卷２０篇，另有附录一篇。这些小说，大都写元末天下大乱时的一些故事，具有幽冥怪奇的色彩。其中不少作品以荒诞的形式，记录了乱世士人的心态。如《华亭逢故人记》写全、贾二子，于“国兵围姑苏”时起兵援张士诚，因兵败赴水而死。后游魂遇故人于郊外，坐论怀才之士在乱世之中“贫贱长思富贵”与“富贵复履危机”的两难心理，很能反映当时士人的心曲。他们又感慨韩信、刘文静等“功臣”“卒受诛夷”。这正当明太祖大杀功臣之时，其矛头所向，不言自明。在《修文舍人传》中，作者又借人物之口，抨击当世用人“可以贿赂而通，可以门第而进，可以外貌而滥充，可以虚名而躐取”，流露了作者对于黑暗社会不满的情怀。
书中多爱情婚姻故事，散发出一些市民的气息。世俗的平民、商人开始成为小说中的主人公。他们蔑视礼教，大胆地追求婚恋的自主。如《联芳楼记》写一对富商姐妹薛兰英、薛暮英，聪明秀丽，能为诗赋。一日，窥见青年商贩郑生在河边洗澡，就“以荔枝一双投下”，主动表示爱慕。晚上，垂下竹兜，就将郑生吊上高楼，“自是无夕而不会”。双方父母知道后，也没有按照礼教来加以训斥，倒是开明地成全了他们。这种新的婚恋观在《翠翠传》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小说中的女主角翠翠是一位“淮安民家女”。她与同学金定私下相爱后，向父母公开表示：“妾已许之矣，若不相从，有死而已，誓不登他门也！”而当男家贫寒，自觉“门户甚不敌”，不敢遽然答应时，女方的家长则表示：“婚姻论财，夷虏之道。吾知择婿而已，不计其他！”显然，他们对于封建礼教、门当户对之类并不在乎。后来，翠翠在战乱中“失身”，作者对她也毫无谴责之意。最终还是让一对有情人在冥冥中常相厮守。附录《秋香亭记》，写商生与杨采采自幼相爱，互约为婚，元末乱起，天各一方，终致有情人难成眷属，采采嫁给了开彩帛铺的王氏为妇。这个悲剧带有自传的色彩，但在客观上也写出了乱世带给百姓的灾难，并反映了商人势力的滋长。
《剪灯新话》中有的作品具有明显的模仿前人名篇的痕迹，诗词的穿插有时也嫌略多，但总的看来，诚如凌云翰在序言中所说的：“矧夫造意之奇，措词之妙，粲然自成一家言。读之使人喜而手舞足蹈、悲而掩卷堕泪者，盖亦有之。”这就不难理解一时间它不但能使所谓“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习”，而且也使“经生儒土，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意（忆），以资谈论”（《英宗实录》卷九十）。它的出现，标志着明代传奇小说的崛起，并有力地影响着有明一代乃至清代的文言小说创作。在它之后，明代不断地有一些传奇小说集问世，也间有一些佳作，如李昌祺《剪灯馀话》中的《芙蓉屏记》、《秋千会记》、陶辅《花影集》中的《心坚金石传》、邵景詹《觅灯因话》中的《桂迁梦感录》、宋懋澄《九�集》及附《别集》中的《负情侬传》、《珠衫》等都较有特色。另有一些单篇别行的传奇小说，如马中锡的《中山狼传》等，也脍炙人口，广泛流传。
在传奇小说史上别具一格的是，明代出现了一批“中篇传奇小说”。这类作品都直接或间接地受了《娇红记》的影响，内容都写爱情故事，篇幅突破万字，有的甚至超过了４万字（如《刘生觅莲记》）。永乐年间李昌祺《剪灯馀话》中的《贾华云还魂记》和成化末年玉峰主人的《钟情丽集》都写青年男女对于纯正爱情的执著追求，曲折生动，且都有与《娇红记》一争短长的意思。不同的是，《贾华云还魂记》拖上了一个喜剧的尾巴，淡化了悲剧的色彩，而《钟情丽集》则完全以喜剧团圆作结。在《钟情丽集》的带动下，弘治至嘉靖间出现了中篇传奇创作的高潮。较早出现的《龙会兰池录》、《丽史》、《荔镜传》、《怀春雅集》等大都注重描写男女青年大胆、主动地追求婚恋自主，冲击传统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也间有暴露社会的笔墨。特别是《辽阳海神传》一篇，写徽商程贤与海神相恋，经商发财的故事，想象奇特，文字清丽，反映了当时商业贸易的情况和商人地位的提高，备受人们的青睐。随着社会舆论对于人欲的过分张扬和世风的日趋颓靡，嘉靖年间出现了好几种专注于描写纵欲乃至性乱的作品。这些小说又几乎都同时宣扬科第功名和得道成仙，充分暴露了人的个人欲望过分膨胀必然导致人性的全面扭曲。后来问世的《刘生觅莲记》就批评这些作品“兽心狗行、丧尽天真”。它与万历后成书的《双双传》等，力图挽回颓风，重新向“情”靠拢，并也显示出对于社会正常秩序的尊重，品格有所回升，但最终也没有出现上乘的佳作。
明代各类笔记数量之繁富，品种之齐全，都远胜唐宋。志怪类，如祝允明的《志怪录》、陆粲的《庚巳编》、杨仪的《高坡异纂》、闵文振的《涉异志》、徐常吉的《谐史》、洪应明的《仙佛奇踪》、钱希言的《狯园》、王同轨的《耳谈》、郑仲夔的《耳新》、碧山卧樵的《幽怪诗谈》等，有的嘲讽了朝政的腐败，有的曲折地反映了市民百姓的愿望，有的歌颂了人间的真情，也有的在形式上有所革新，写得委曲动人，饶有兴味。志人类，重在记琐闻轶事的如陆容的《菽园杂记》，以精美的文笔叙掌故，记风情，论史事，时有一些独到而通达的见解。张应俞的《杜骗新书》，集中了种种诈骗的故事，广泛地暴露了明末浇漓的世风。梅鼎祚的《青泥莲花记》汇录了历代妓女的事迹，将她们歌颂为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表现她们对自由、爱情的追求和悲惨的遭遇。另有一类专记琐语清言的志人笔记，如何良俊的《语林》也较有名。它网罗了自汉至元二千七百馀则旧闻，经过剪裁熔铸之后，自有其时代特色和个性色彩，且全书风格统一，“有简澹隽雅之致”（《四库全书总目·何氏语林》）。总的说来，明代的这些志怪、志人类的笔记小说，在当时的文人圈中还有广泛的市场，但在艺术上毕竟缺少开拓。至晚明，富有市民气息的幽默笑话类的作品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这可能与当时商业经济活跃，思想比较自由开放，以及与文人尚“趣”等社会风气有关。现存的明末笑话作品不下三十馀种。其代表作是冯梦龙的《古今谭概》（后改名为《古今笑》、《笑史》）和《笑府》。这两部书汇辑了古今民间笑话近二千五百则，以明快清峻的文笔，讽刺了封建官吏、不法奸商、无能医生、迂腐塾师各色人等，从一个侧面暴露了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弊端和人性的弱点，把笑话艺术推向了高峰。
随着文言小说创作的兴盛和读者的爱好，收集、汇刊各类文言小说也蔚然成风。上述《幽怪诗谈》、《青泥莲花记》、《语林》、《古今谭概》等书，实际上都带有汇辑的性质。在这类书中，冯梦龙的《情史》也较有名。它编辑了历史上的爱情故事共八百七十馀篇，分成２４卷，其中不少篇章肯定了反抗封建礼教，赞美了纯洁、忠贞的爱情，表现了一种比较新的爱情观，为以后戏曲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此外，比较著名的小说选集或丛书有《艳异编》、《虞初志》、《古今说海》、《合刻三志》、《顾氏文房小说》、《广四十家小说》、《稗海》、《稗乘》、《五朝小说》、《说郛》（重编本）、《花阵绮言》等，另外一些通俗类书如《国色天香》、《燕居笔记》、《万锦情林》、《绣谷春容》等也选录了大量的小说。这些书籍收集、保存了自古至明大量的文言小说，功不可没，但多数编者是为了适应市场的需要而加以辑录，态度不太严肃。
明代的文言小说创作，尽管未曾造就出一流的作家和作品，但在文学史上也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它们对于清代的文言小说，起了一种承上启下的作用。《聊斋志异》等作品，无论在题材的选择、情节的构思，还是在表现手法、审美意向、风神韵致等方面，都受到它们的影响。明代的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也互相影响，互相补充。白话小说广阔的题材、通俗的语言、曲折的情节、较长的篇幅，甚至话本的某些体式等都对文言小说的发展有过影响；而文言小说精美的语言、细腻的笔法、雅洁的内容、含蓄的韵味，也对白话小说的提高起过作用。特别是明代的文言小说为白话小说和戏曲创作、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例如《续艳异编》等书所收的《王翘儿传》，全文仅１２００字，后来成为白话小说《胡总制巧用华棣卿，王翠翘死报徐明山》（《型世言》）、《胡少保平倭战功》（《西湖二集》）、《绿野仙踪》和戏曲《两香丸》的题材来源，最后，由“青心才人”编成一部长达２０回的白话小说《金云翘传》。在世界文坛上，明人的文言小说也是颇有影响的。１８１３年，越南诗人阮攸曾将《金云翘传》移植为同名的诗体小说，成为一部饮誉世界文坛的名著。《剪灯新话》１５世纪中叶传到韩国，金时习随即仿作《金鳌新话》一书，成为韩国小说的始祖。１６世纪传到日本，很快就出现了多种翻译本和改写本，至德川幕府时，各种版本“镌刻尤多，俨如中学校之课本”（董康《书舶庸谭》卷一下）。１６世纪初，越南人阮屿也在《剪灯新话》的直接影响下，创作了越南第一部传奇小说《传奇漫录》，对越南小说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在我国，《剪灯新话》却在正统年间就遭到禁毁，以至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越来越受到国人的冷落，这不能不使人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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