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祈自1923年起，陆续写作出版了音乐专著16种，并在中外报章书刊上发表了一系列音乐论文（现见中文音乐论文16篇；外文音乐论文存目14篇，其中2篇已译成中文）。他怀有借助音乐之力唤醒民族，完成民族文化复兴运动的理想，主张一面先行整理古代音乐，一面辛勤采集民间流行的谣曲，然后再利用西洋音乐的科学方法，创造出“可以代表‘中华民族性’的国乐”。为此，他对西洋音乐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并分门别类地写成专著和论文，向国人介绍。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德国人的音乐生活》（通讯10篇，1923年10月11日起在《申报》发表）、《德国音乐教育》、《欧洲音乐进化论》、《西洋音乐与诗歌》、《西洋音乐与戏剧》、《德国国民学校与唱歌》、《西洋乐器提要》、《西洋制谱学提要》、《音学》、《对谱音乐》、《西洋名曲解说》和《西洋音乐史纲要》等。
他认为国乐“必须吾人自行创造”，而“不能强以西乐代庖”，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为此，他又对中国音乐和东方民族音乐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他最先系统地采用比较音乐学的方法，将中国音乐和某些东方民族的音乐同西洋音乐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了把世界各地区的乐制分为“中国乐系”（五声体系）、“希腊乐系”（七声体系）和“波斯阿拉伯乐系”（四分之三音体系）三大体系的理论，同时还对中国历代乐律史料作了初步的整理，提出不少有价值的见解。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东西乐制之研究》、《中国乐制发微》、《中西音乐之异同》、《东方民族之音乐》，《翻译琴谱之研究》，《中国诗词曲之轻重律》和《中国音乐史》等。此外，他还写了不少向西方各国介绍中国音乐的文章，其中包括为1929年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和《意大利百科全书》撰写的《中国音乐》专稿。 1957年5月，王光祈《中国音乐史》（上下册）由音乐出版社据1934年中华书局版于北京重印出版。
王光祈的其他论著尚有：关于国防、外交、政治、戏剧、美术的译作19种，《王光祈旅德存稿》2卷，以及散见于中外报章书刊的文章、通信数十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