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封建王朝时期如果能成为一名朝廷官员，那么不仅意味着光宗耀祖，还可以得到丰厚的收入，享受优越的生活。然而，这种观点虽然在大部分封建王朝时期适用，但在明朝前期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他期望能够打造出一个廉洁高效的行政体系。为此，朱元璋的第一件重要工作就是给各级官员规定了具体俸禄标准。朱元璋早年贫苦出身，属于被压迫阶层，所以他对官僚阶层有一种骨子里的厌恶。这种发自内心的憎恶使他在成为皇帝后，依然对自己手下的官员充满鄙视。因此，朱元璋给官员制定的俸禄标准显然不可能会有多高，具体为：正一品1044石，从一品888石，正二品732石，从二品576石，正三品420石，从三品312石，正四品288石，从四品252石，正五品192石，从五品168石，正六品120石，从六品96石，正七品90石，从七品84石，正八品78石，从八品72石，正九品66石，从九品60石。
以上俸禄均为年薪，单位之所以是“石”而不是大多数人想象中的“两”是因为朱元璋给官员们发的不是银子，而是谷物。不过，这并非朱元璋抠，而是谷物在当时就代表了硬通货，用谷物去换其他商品和我们今天用钱去买其他商品性质是一样的。
为了避免在自己百年后规矩遭破坏，朱元璋还下令将这一俸禄标准定为永制。也就是说不论时代如何变迁，明朝官员的俸禄都锁死在这个数字上。
按照朱元璋的精心计算，给官员们发放的俸禄虽然不算丰厚，但即便是最底层的九品小官也足以过上小康生活。朱元璋认为作为一名有情怀的官员，实在不应该在物质方面有过分追求，能有资格为帝国提供服务就已经是一种无上的光荣了。然而，朱元璋的情怀却只针对手下这些官员，他把自己二十多个儿子全部册封为亲王，每年光谷物这一项就高达五万石，比正一品的高官多出了将近五十倍。如果再算上其他各种的实物配给（如丝、锦、棉、布），那么朱元璋儿子的年薪就超过了正一品高官的百倍之多。
那么，朱元璋给官员们发的这点工钱到底够不够花呢？答案是从理论上来算够，但实际却不够。明朝足额给官员支付谷物作为俸禄只在朱元璋执政前期维持了一段时间，后来朱元璋发现谷物比较重要，于是就在发薪的时候用丝、棉等物品进行部分替代。丝、棉这些东西虽然比不上谷物，但在当时也属于硬通货，所以这种方式按理说也可以接受。然而朱元璋给折算的比率却并不是按市场价格，而是按人为制定的非常低的比率给予支付。更坑的是，他后来还搞出了一套叫“大明宝钞”的官方纸币，并要求官员每次领取俸禄必须配上一定比例“大明宝钞”。而“大明宝钞”由于成本只是纸张加印刷，自然比什么东西都要低廉，所以明朝官方就不断滥发，“大明宝钞”很快就因严重贬值变得更废纸差不多。
因此，在朱元璋执政期间，明朝官员的日子可谓是苦不堪言，许多底层官员甚至连维持基本生计都出了问题。直到朱元璋去世后，明朝官员们才总算是可以喘一口气。
由于朱元璋定下的官俸标准实在不合理，而这一祖制包括明朝后来的皇帝在内都无人敢打破，于是明朝官员圈子中就逐渐衍生出了一种灰色收入，时人称之为“常例”。
在明朝任何一个时期，官员贪污会被同僚嗤之以鼻，并将遭到国法的制裁。但从公众那里取得被认为是合理范围内的额外收入行为却并不算违法，甚至很少有人会认为此举违反了道德准则。比如当某人被指定为里长时，他就要送礼金给知县，但礼金的数额不能多也不能少，要按公认的行情金额赠送，否则就是坏了规矩。同样，知县也要定期按照这套潜规则给知府送上“常例钱”，以表达对上司的敬意和感激。整个帝国官僚系统就这样从下至上一层层以半公开的方式收受这种灰色收入。
除了朱元璋外的每一任明朝皇帝都知道官僚系统中的这套潜规则，但没有哪个皇帝觉得这种灰色收入有什么大问题。只要“常例”的金额在潜规则范围之内，那就算是一种模糊的不违法行为。只有极少数明朝官员会拒绝收受“常例”，比如大名鼎鼎的清官海瑞就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不过，海瑞在为官期间，经常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以至于有一天他去菜场买肉为母亲贺寿，结果却成了当地的头条新闻，而且此事还被载入了《明史·列传第一百十四》中：“总督胡宗宪尝语人曰：昨闻海令为母寿，市肉二斤矣”。由此可见，明朝官僚体系中灰色收入盛行，并非是明朝官员们的节操太差，而是太祖皇帝朱元璋定下的祖制确实不合理。坚持独善其身的海县令却连买两斤肉都要载入史册，这真是一个令人笑不起来的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