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3-07-30
马三立艺术风格浅探
贾立青
[本文发表于《曲艺》1992年第9期,1995获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华曲艺学会颁发的"全国曲艺理论研究科研成果评论二等奖"(第一名,评论一等奖空缺).]
国画大师齐白石说:"人言之,我寡言之;人寡言之,我言之,曰不俗."这种"不俗"是任何一种艺术风格形成的重要前提,马三立的艺术风格,就是在他努力追求,探索"不俗"的过程中形成的.
但艺术风格的形成,既同艺术家自觉的追求与探索分不开,又同社会历史因素密切相关.一个历史时代的审美需要对艺术家风格的形成,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规定着艺术家朝着怎样的方向去形成和发展自己的创作个性,并给他的艺术风格打上深刻的社会历史烙印.
马三立的艺术风格的形成,同哪些社会历史因素密切相关呢?
马三立本世纪20年代后期学艺,随师傅及师兄弟们上明地演出.所谓明地,是指那些适宜曲艺演出的庙会,集市,码头,街头等处的空地.艺人在这些空地上演出,叫撂地.随着演出的兴旺,这些空地上逐渐搭盖起席棚,布置了桌凳,有的甚至由席而砖,变成了正式的茶馆,如鸟市的声远,南市的联兴.但比起正式的杂耍园子来,终嫌简陋.艺人在这些茶棚,茶馆演出,习惯上也叫撂地.30年代,撂地,串巷子是他主要的演出方式.所谓串巷子,就是去妓院给嫖客与妓女演出.这期间,他也上过两次杂耍园,一次在沈阳的祥云阁,一次在济南的青莲阁,但时间都不长.1940年,他在天津才首次上杂耍园,出演于宝和轩,同林红玉,石慧儒,张玉昆,张翠兰,赵小福,陈亚南,荷花女等人同台.他在广告,戏报上的位置,4月25日为第七,5月1日为第六,5月14日为第九(见1940年4月5日,5月1日,5月14日《东亚晨报》).当时,演员在广告,戏报上排名的先后,标志着演员的声誉,影响的大小.1941年1月18日至20日,他在北洋戏院与林红玉,程玉兰,石慧儒等人同台演出,攒底为反串戏,杂耍节目,排在第一位的是林红玉的京韵,第二位就是他的相声(见1941年1月18日《新天津报》).这说明,此时他已为内外行所接受,跻身于曲艺名演员的行列.不过,在40年代,他除上杂耍园说相声,参加联义社(兄弟剧团前身)演笑剧外,还经常到鸟市等处撂地.尤其是1945年至1946年,基本是在地上度过的.1947年至1948年,他大红起来,与小蘑菇,侯宝林,郭荣起,张寿臣一样,成为京津最受欢迎的相声演员之一.他的表演风格,主要形成于建国前天津的地上.建国后虽有发展,却没有质的变化.所以,探索马三立的表演风格,研究马三立与前人及其同时代人有何不同,不能不注意"建国前","天津","地上"这些时空因素.
马三立的表演风格究竟为何呢?我认为它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特点:
一,下层小市民心理的剖析者.
马三立的艺术风格形成的年代(三十,四十年代),天津观众依着社会地位,经济条件以及兴趣,爱好的不同,分别集中在不同档次的演出场所欣赏曲艺.位于租界繁华地区的小梨园,大观园,新世界,中原游艺场,观众主要为那些服务于金融业,商业,文化教育界,新闻出版界,政府机关,交通邮电部门的职员,教员,编辑,记者,前肖的王公贵族,下野的军阀政客及其子弟,以及中小商人与资本家.小商人,小职员等中层市民则集中在天睛,宝和轩,群英,玉壶春等杂耍园.至于鸟市,南市,六合市场,地道外,谦德庄,北开等明地,则系工人和那么做小买卖的,扛大个儿的,蹬三轮的城市贫民所消遣解闷的地方.沈鼓年先生在《少年游》一文中说:"我的父兄一辈多是不大不小的商人,都是天晴至小梨园的杂耍听众.南市,鸟市,地道外的相声,时调棚子,落子馆儿,他们是裹足不前的,说是有碍身分"(载《曲艺艺术论丛》第7辑).
马三立长期撂地,观众主要是下层市民,因而,他的表演不能不适应这些观众的审美要求,他的艺术风格也不能不受这些观众的欣赏趣味的影响.
他所表演的相声,多是反映世俗生活的.比如反映小市民幻想发财致富的《开粥厂》,《白事会》,《卖五器》,《暗八扇》,表现小市民不懂装懂的《迎春曲》,《练气功》,《黄鹤楼》,《画扇画》,讽刺小市民占小便宜的《拣行》,《吃元宵》,《似曾相识的人》,反映小市民世俗心理的《偏方》,《起名字的艺术》,《今晚十点钟开始》……他将目光集中在形形色色的市民特别是下层市民身上,分析,解剖,或嘲讽,或调侃.即便是"大成至圣先师"孔老夫子,经他演来,也变成了一位典型的下层市民.他落魄陈蔡,想吃元宵,可兜里只剩下一文钱.他灵机一动,将元宵店"一文钱一个"的招牌改为"一文钱十个".元宵少,吃不饱,就光喝汤:"这汤沾沾糊糊,甜唧唧,跟杏仁茶差不多".他先是品滋味,后又三次要求"再来两碗","来两大碗汤,大碗凉得快".付钱时,指着招牌耍赖:"是你们错了,不是我们蒙嘴吃!"卖元宵的自认倒霉之后,他又自鸣得意地显摆:"告诉你,是我孔圣人笔下留情,十字头上再添一撇儿,我吃你一千个!"看,这位孔圣人一言一语,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不都带有典型的小市民色彩吗?《似曾相识的人》中的那位曲艺团长,身上充满了小私有者的积习.马三立通过二度创造,将这位身居领导岗位的小市民演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在下层市民的审美情趣影响下,马三立善于发现生活中那些充满世俗情趣的笑料.比如他"纂弄"的垫话《找糖块儿》:"我说具笑话,这是个真事儿.这一天,电影院里正放彩色故事片,咱也甭提什么片子,反正已经开演了,观众都看得入了神,忽然,有一位老大爷从座位上蹲下去用手直往地下摸,正好摸到旁边观众的一只脚.人家不知道怎么回事:'大爷,您找嘛?''找从我嘴里掉的糖块儿.''掉地下了,那还要它干嘛?''不行啊,我那假牙还在上边呢!'"类似笑料,还有不少.它们教师打有鲜明的马三立的印记.其他相声作者与演员,注意这些笑料的不多.
马三立对小市民的剖析有时十分准确,十分深刻,在《开粥厂》中,他"纂弄"了这么一个包袱:
马 善嘛!我睡觉的床上发是有个臭虫,这该怎么办?
乙 捻死!
马 太损啦,那也是个性命,我马善人绝对不能这么做.
乙 您可真是善人哪!
马 甭说是臭虫,就是找我身上翻出个大虱子来,这应当怎么样?
乙 挤死!
马 又损啦!那也是个性命啊.
乙 把它扔地下?
马 扔地下就饿死啦!
乙 那怎么办呢?
马 不论看见谁,往他脖子上一搁,嘿!善嘛.
生动而深刻地揭示了小市民既虚伪又损人利己的恶劣品质.
总之,马三立对小市民生活的反映大多是真实的,对小市民心理的解剖大多也是准确的,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不过,由于他长期生活在市民当中,耳濡目染,不能不受其审美情趣的影响,因之,毋良讳言,他的笑料,有时格调不那么高.
二,滑稽中见幽默.
这里,首先有必要说一下,滑稽是喜剧美的一种形态,是美,不是丑.否则,绝大多数相声节目以及上海滑稽戏就没有生存的必要了.
其次,还必须指出,相声喜剧美的主要形态是滑稽而不是幽默.二者的一个重要区别是:滑稽显而幽默隐.滑稽往往可以一眼看透而引起捧腹大笑,幽默却需要发掘,需要沉思.马克·吐温在谈及幽默故事与滑稽故事的区别时说:幽默故事要轻声细语的讲出,滑稽故事则应象炸.弹那样迸发出来,话音刚落更会引起哄堂大笑(马克·吐温《讲故事的艺术》,载《幽默理论在当代世界》一书.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从而形成了鲜明的天津人性格:粗犷,豪放.反映在曲艺欣赏上,就是喜欢火爆的节目.1947年7月,高扬撰言语分析"平津杂曲之不同"时说:"鼓曲在天津,最大的现象是火炽,无论大鼓,相声,杂技等都染有一种豪放气质,正如当年河东,水西,关上,关下的杂霸地的狂奔.武大鼓当然不用来说,即如文质儒雅的梅花调,在天津也多是唱出了一种强烈的声音.相声杂技当然是流入豪壮的地步.虽然唱者,练者同是一人.而他们在表演曲艺上也多是因为地域上的不同而所表演的也不同,象白云鹏,小彩舞,花小宝,侯宝林等,最为清晰,在天津是放得开,而在北平则多拘谨,这也许是听者的哲欣赏关系,而北平的角色,那种文绉绉的气息,颇令人生出一种不快的感觉."天津观众"在兴致豪爽时,可以喊一声好!"而北平观众"无论唱得如何精彩,台下只报以掌声,而无人肯喊.这种不同,充分反映出平津两地人民气质之差异."以相声来说,离开滑稽,是难以达到"豪壮"的效果的,必然令天津观众"生出一种不快的感觉"(见1947年7月6日《民国日报》.
马三立较好地继承了相声的滑稽特色,而且有自己的发展创造:
1,他有意识地利用自己的长相和姓名抓哏.
他身材细长,挺瘦,建国前有"牙签"的绰号,上台就能将观众的"神儿"拢住.因而,有人这么评论他:"相貌清奇,先占三分便宜"(见1948年11月23日《新民日报》).马三立意识到这一点,常以自己的长相组织包袱,比如:在《相面》中,他说:"总觉乎着长得这模样儿怪对不住你们各位的."他还常常调侃自己的名字:
乙 ……那你这马三立怎么讲?
马 马剩下三条腿,对付着还立得住.
2,在真实可信地表现人物的同时,追求荒诞离奇的手法.
传统相声中那些怪诞的节目,他演来得心应手,并且往往加大离奇的幅度.比如在《开粥厂》中,他这么夸张"黄土马家"的富有:"由北京往北,只要瞧见黄土地,那就是我们家的地.""我那花园有60多个小白塔.""最矮最小的那个,也跟天津中原公司差不多."在《卖挂票》中,他加深了"挂票"的荒诞程度,买了"挂票"的观众被挂在墙上后马 哟哟,不行!
乙 怎么不行呀?
马 在上头打转呀,
乙 那怎么办呢?
马 "在我脚上再给加道绳子吧!"
乙 你说这叫受什么罪呀!
马 "再加道绳子呀,您得再加一毛二.""行!我给两毛四都行."
他所"纂弄"的新段子,大多十分怪诞:给人寄信,将寄信人的地址写到了信封的左上方(《给老热写信》);帮人上火车,把送行的搭上了车(《送人上火车》);厕所干干净净,一中苍蝇也没有,都消灭了?不,"这不是到中午十二点了嘛,都奔食堂了!"(《查卫生》)
3,他常以滑稽可笑的小市民形象出现于舞台之上.
喜剧表演艺术家往往都有自己独特的舞台形象,卓别林的舞台形象是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流浪汉,侯宝林的舞台形象是一个睿智文雅而幽默的学者……马三立的舞台形象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市民.同时,他以小市民知心人的面目出现,与他的观众聊天,谈心,调侃,逗笑.他还常常进入角色,而且经常不"跳出来",象《开粥厂》中的马善人,《卖挂票》中的马洗澡,《似曾相识的人》中的曲艺团团长,《黄鹤楼》中的不会装会者……这些人物,无一不是小市民.马三立以自嘲的方式,暴露他们的灵魂,分析他们的心理,对他们进行嘲讽与鞭挞,由于以角色的面目出现,由于以挖苦,嘲弄自己的方式制造笑料,效果十分滑稽.这些人物,经马三立演来,虽然身份各异,性格有别,但又都与马三立的舞台形象融为一体,成为类似于卓别林的流浪汉,石国庆的王木犊那样的一系列喜剧故事的主人公.
4,于滑稽中见幽默.
同小蘑菇,郭荣起等也以滑稽见长的天津的相声表演艺术家相比,马三立的滑稽有自己的特色,即往往于滑稽中见幽默.我国的喜剧美学界一般这样认为:幽默是一种内在的机智与诙谐的才华,是一种能够轻松地再现审美客体喜剧性的能力:是审美客体由于理性的倒错而产生的某种使人经过回味,咀嚼而发笑的滋味或情境.马三立的幽默,具体表现为:第一,他能够轻松地再现市民的滑稽特征.前面说了,他善于发现并"纂弄"生活中那些充满市民情趣的笑料,此处就不再罗唆了.第二,他将不少滑稽包袱改为幽默包袱.比如《画扇面》的底,一般都这么演:那位不会装会的"余大闲"给人画扇面,柳树枝加"知了"没画像,就画干枝梅:可干枝梅又没画好,
乙 这怎么办?
甲 "没关系,咱画别的,墨菊爱不爱?"
乙 又问你.
甲 "我不告诉过您吗?您画什么我都爱.""那就画墨菊啦!拿墨往上一盖,一点儿也看不出来."过了几天又见面,他还不提这事,我就说:"您那墨菊画好了吗?"
乙 画好了吗?
甲 "没有,我给你改了个黑扇面."
乙 全涂黑了啊?!
表现了余大闲的尴尬,不好意思.马三立的演法与众不同:
马 ……"您那墨菊还是画不像吧?""没关系,咱画别的."
乙 画什么呢?
马 "黑扇面你爱不爱?"
乙 啊?!
余大闲不但不尴尬,而且架子不倒,继续附庸风雅——而这,却是需要一定的思索才能得出的结论.第三,他创作了一些精巧,细腻,委碗,含蓄的节目.一包解痒的药,被一层又一层的纸包裹着,剥到最后,却是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两个字"挠挠"(《挠挠》).一位自我标榜是歌唱家的人,应观众欢迎唱迎春曲,他又练声,又给观众讲解声乐常识,可等其放声一唱,却是"有打灯笼的走出来哟,没打灯笼的抱小孩儿哟"(《迎春曲》)……不仅令人解颐,而且耐人咀嚼.
三,本色.
马三立不擅柳话,不擅倒口,而以说见长.他在语言上最明显的特色就是本色.所谓本色,乃指本然之色.本来面目.它原系前人评诗的一种标准,在明清的戏曲理论中,指曲文质朴自然,接近生活语言而少用典故或骈俪语词的修辞方法和风格.
马三立之本色,首先表现为语言自然.他的语言非常口语化,没有一点儿舞台腔,从不高台教化,摆专家,教授架子.他往往采取聊天的方式,亲切,松驰,自然,从不大喊大叫,声音低得象平常讲话,却能吸引观众的注意,拢住他们的"神儿".他擅长贯口,《开粥厂》,《暗八扇》,《卖五器》,《绕口令》等皆是他的代表作,几百字乃至一两千字的大段贯口,诵来不但顿挫得当,而且清晰自然.其次,表现在包袱的铺垫与抖上.他的包袱,每一个都像现抓,现想起来的,新鲜,生动,随机应变,灵活自如.铺垫细致充分.他特别善于使观众在不知不觉,似信非信中协助他抖包袱.抖的时候,往往若不经意,尺寸之准确,火候之老到,令人击节叹绝.1947年就有人这样评论他:"娓娓絮语,时生脱颖之句"(见1948年11月23日《新民日报》).
不过,因为他的本色基本形成于建国前天津的地上,以下层市民为主要对象,所以,存在一些不足,比如:有语病,较罗唆.
以上三个特色,即下层小市民心理的剖析者,滑稽中见幽默,本色,相辅相成,融为一体,形成了马三立区别于其他相声演员的独特风格,成为马三立之所以是马三立的艺术标志.这就是我对马三立艺术风格的一点不成熟的看法,还希望专家和读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