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踩着厚厚的地毯，给客人端茶送水的时候，没有认为自己比别人低一等，而是陷于了新鲜和兴奋的状态，感觉像进了皇宫。"8月25日，在湾仔海鲜街，面对记者，谈起曾经在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酒店--石景山旅游中心做男性服务员的经历，四十多岁的李俊红仍然记忆犹新。
"经常打量着澳门人和珠海人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如今，很少有人像李俊红一样琢磨两地人士有何不同，因为澳门同胞常去的湾仔澳门街、湾仔海味市场、酒吧街成了一些珠海人最平常的去处，就像上超市买菜一样。但奇怪的是，较为集中的人流物流并没有造就一个热闹繁华、脱胎换骨的湾仔镇。今天，这个与澳门几乎连成一体的镇，旧貌依然，靠于海边、安隅大山一角，几栋高楼大厦显得有些孤寂，倒是拿着携带证件到澳门销售鲜花的花农，早出晚归，成为湾仔一景。
能让李俊红有机会打量着澳门人和珠海人的"差异"，缘于珠澳首次在旅游产业方面进行的首次合作。这个被称为在海边石头上签下的全国第一份中外合作合同，拉开了随后珠澳民间经济交往互为唇齿关系的"蜜月"。石景山旅游中心作为中国第一个旅游外资企业的成功运作，树立了两地合作的一个"新样板"。
珠海市统计局2002年的数据显示：随着两地经济融合程度的深入，澳门人有二成人乐于在珠海消费，每月消费约1.04亿元，其中购物、饮食约占珠海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6.5%。珠海市统计局分析，澳门经济持续低迷，居民收入减少，所以选择在珠海消费。而与此同时，两地的经贸关系更加趋向紧密，经海关统计，珠海对澳门出口占珠海出口商品总额长期位居第二。
20多年来的合作至今，拱北的口岸广场、步行街、万佳百货等商业旺点成了两地经济交流最大的受惠者。然而，这能代表珠澳经济合作吗？
它恰恰显示珠澳两地经贸合作仍限于日常生活消费所需的较低层次的商贸合作。
暨南大学黄乃文博士说："但从早期的贸易为主逐步扩展到投资、旅游等合作领域，两地合作局限在企业和个人为主体的投资、贸易领域的经济合作，这是属于市场引导的民间经济合作的行为，而非两地宏观、政府层面的深层合作。大工程、大项目等战略合作的缺位，导致两地共存度、关联度仍然不高，影响有限。"
澳门单薄珠海远攀香港
"珠海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难与澳门分离。"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郑天祥教授曾深刻解析过两地依存关系："原本就是为澳门而存在的珠海经济特区，其发展不能回避对方，尽管澳门是那么小。"
但现实却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两本应该互为共存的城市却一直处于不冷不热的状态。
这种忽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澳门自身在走下坡路，辐射珠海乏力。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纺织品配额及普惠制的出口优势逐渐被削弱，澳门的优势面临着来自内地的挑战。其时，香港面临产业转移，而珠三角因为劳动力资源丰富、土地资源优势成为承接香港产业转移的腹地，"前店后厂"模式渐成气候，先前澳门成为香港厂商投资首选地的地位渐失。因面积狭小、深水港缺乏，澳门无法与珠海等珠江西岸城市以及西江中下游地区背后的经济腹地经济区域一体化。这让急于发展的珠海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与香港相比，当时的澳门确实不具备比较优势，其经济增长速度80年代为8%，进入90年代以后，竟然徘徊于5%上下。独大的博彩业受限于政策，无法向珠海延伸；劳动密集型的工业规模小，竞争力弱，无法向珠海辐射，这也是珠澳门合作降温的一个客观原因。"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教授周运源说。
两地开始微妙博弈
"各自清扫门前雪，哪管人家瓦上霜"。不少珠海学者用这句话来形容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两地关系的降温。但两地关系并非一句"降温"了事。事实上，两地经济合作的步伐不仅明显减缓，而且"各自为战、产业趋同"的现象呈现，造成了两地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缺乏协调，重复建设，消耗了两地资源。
"两地同是海滨城市，澳门有独有的博彩旅游，而珠海旅游资源特色不明显，但两地没有从区域大局出发，而是受本位主义驱使，执着于本市的利益，与友邻争利，后来也意识到，珠海本身没有赌博业作为支点，仅靠旅游业难敌澳门。这样，珠海在80年代中期被迫放弃了以旅游业作为主导产业的想法。"黄乃文博士描述当时的微妙的博弈：澳门国际赛车场办得有声有色，珠海也去"克隆"一个。当然，最大的败笔就是机场建设大战。
按照专家学者公认的说法，双方博弈关系，归结于当时澳门仍在葡国政府的无为施政影响下，和珠海市政府经济发展战略决策出现偏差。
"长期以来澳葡政府对澳门经济的发展就一直缺乏长远规划和策略，抱有自成一统的观念，随着澳门回归的临近，澳葡政府更是缺乏作为，放任自流。"郑天祥说。至于珠海方面，他认为，对澳门的比较优势认识不足，忽视了与澳门的区域性合作，错失了开发横琴岛的最佳时机。
意欲绕开澳门建跨海桥
1989年，在西区一偏僻小区，一位运输公司老板一口气喝下了三瓶啤酒，兴奋地喊着"珠海有救了"，因兴奋过度，把身边木座椅上的扶手拍断了。他曾经饱受珠江东西两岸交通不便的困扰。这是记者从金湾区政府获悉的一个故事。
事实上，从1989年起，被兴奋情绪引爆的几乎是整个珠海人。兴奋缘于一个爆炸性的消息：1989年，珠海市第一次公布拟建伶仃洋大桥计划，也就是如今港珠澳大桥的前身。根据该计划，这座大桥西起珠海淇澳岛，向东经内伶仃岛，到香港屯门的烂角咀，全长27公里，动态投资160亿元人民币。
从东西岸城市交通阻滞到建跨海大桥的梦想，实际上是珠海实行战略大调整的一个切片。与澳门形成产业趋同，又有相互竞争，本身整体实力不足的珠海如何走出困境？是调整思路加强澳门合作，还是自力更生修桥铺路依托香港起飞。珠海选择了后者。
这种选择用心良苦，在珠三角，"大珠海小澳门"和"大香港小澳门"的观念根深蒂固。在其时大多数珠海人看来，珠海发展不如深圳就是因为深圳靠着香港这棵大树。珠海一心希望改变交通末梢的地缘劣势，利用跨海大桥打通珠海和香港通道，依托港口优势，形成陆海交通系统，直接获香港经济辐射。
但珠海颇具大手笔的战略，来得并不顺畅，最终陷入尴尬。尽管1997年12月30日，伶仃洋大桥项目获国务院批准立项，但大桥一直没有动工，一直到2002年9月20日，内地与香港达成开展"香港和珠三角西岸陆路运输通道大桥"研究的共识。而珠海准备充分，在伶仃洋大桥尚在立项研究时，便先行启动连接淇澳岛与珠海唐家湾的淇澳大桥，想造成既成事实。这一拖就是5年，给当时处于亢奋与想象中的珠海泼了一瓢冷水。
中国当初设立深圳和珠海两个经济特区，其用义就是深圳借助香港发展，珠海借助澳门发展，成为改革开放的窗口。郑天祥教授说，香港和澳门方面对这座大桥一直有不同的态度，在香港回归前，港英政府对这工程兴趣不大，念了一个"拖"字诀，将这问题推给了回归后的特区政府。澳门方面不赞成这一大桥的方案，害怕自己被边缘化，并导致澳门机场等设施的生存困难。
两地同处于南海之滨和珠江口西岸，陆地相连、公路相通，除掉一道关，实为联体兄弟，在地理上极具亲近性。为何珠澳两地经济关系不仅融入难还形成博弈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各自诸侯经济利益作怪，又有两种体制差异和文化风格不同的因素，迫使这对有地理亲缘关系的兄弟"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差异性就意味着互补性，巨大的差异就意味着广阔的合作空间。但突破这种栅栏，就现在来看，构建双方都认可的合作机制显然非两地的努力可以解决。
珠澳融为一体计划告吹
事实上珠海并非没有考虑过全方位利用澳门的优势。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深圳和珠海都曾试图收紧二线关，逐步放开一线关，希望和香港、澳门融为一体，但最终都无疾而终。
珠海特区管理线(俗称"二线")和粤港澳边界管理线(俗称"一线")分别设立于50年代初以及80年代中期。从"经济特区"的最初定义上来看，深圳与珠海就是要分别和香港、澳门融为一体，建成免税区或保税区，建成自由港。而自由港必须对外有个界线，这个界线就是"特区管理线"。一位曾经参与"二线关"建设的政府工作人员介绍，当时珠海市政府不惜借款，付出巨资，用铁丝网围成一个"二线"。这样既能把澳门的人流物流引入到珠海，又可以把珠海的生产与澳门融为一体，从而实现共赢。
所谓"收紧二线，放开一线"，按1994年国内媒体的公开说法是，"一线内的经济自由将放开，包括境外进出珠海的人员、车辆、货物，将尽量简化手续，在符合国家规定的条件下做到随进随出"。其中隐含着珠海经济特区欲"海关后移"的美好梦想。珠海希望在保留拱北、湾仔等几个口岸的一线边防检查的前提下，将拱北和湾仔的海关及其职能撤到珠海与中山交界处的"二线关"，其好处是珠海的产品可以直接以澳门名义外销。据珠海纺织业内人士介绍， 当时中国大陆的纺织品出口受配额限制很大，但澳门的纺织品配额用不完，形成一种浪费，如果珠海能借澳门出口，就可以绕开向广东省和中央有关部门申请出口配额的麻烦。除了纺织品，其他各产业都可以借助澳门自由贸易的优势，直接参与到国际市场竞争。包括突破国际贸易中"原产地"的种种障碍。
有学者分析，"收紧二线，放开一线"做法的最终失败，除了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中央政府正在进行"入关"(后称"入世")谈判，香港和澳门都是关贸总协定成员，这一做法对中国的"入世"谈判有一定影响，最终没有得到中央批准。包括深圳在内，2003年，国家对特区"二线关"的边防管理进行改革，"二线"的价值日益削弱。至此，"收紧二线，放开一线"的珠澳合作计划事实上宣告失败。
两地合作需要崭新体制
珠澳合作之路经历风风雨雨。1999年澳门回归前，珠海为迎接澳门回归，并为澳门回归后逐步实现珠澳衔接，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做了大量工作。而澳门回归后，澳门特区政府成立，2000年至今，"珠澳合作"已经改叫"粤澳合作"。两地政府为主导的合作已经不在同一个平台上协调。
澳门科技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黄枝连教授曾专门提出了"第三制度"概念。他举例说明，比如大桥的营造和营运，涉及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而它们的法律体系和规章条例，社会行为及运作模式又各有一套。
假如真的能出现"第三制"这种理论、实践、模式都有待研讨的制度，珠澳合作的市场要素、生产要素就能自由流通配置。但问题绝非如此简单。
这种制度创新形成的"第三制度"，如要实现，必然要超越CEPA的框架。但这又必然会涉及到国家管理层面的问题，必然要面对开政策新口子的问题。
如此看来，珠澳合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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