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和蒲松龄的《聊斋》都是讲鬼狐故事,他们有什么区别

如题所述

    表现形式不同。

    思想内容不同。

    形象创新不同。

    表现形式不同。

    从表现形式上看古代文言短篇小说主要分笔记、传奇两种艺术形式。

    《阅微》是典型的笔记小说,采用的是笔记体小说的表现形式。笔记小说的特点是:情节简单,篇幅短小,语言简约,注重说理。作为笔记体的代表,《阅微》充分显示了笔记体小说的鲜明特点:一是叙事简要;二是注重说理。

    《聊斋》是“一书而兼二体”的志怪小说,并且成功借鉴了史传文学的许多叙事方法。《聊斋》中的大约三百篇小说,从艺术形式方面看包含了传奇志怪两种题材,并且作为志怪典型得到人们的赞誉。

    思想内容不同。

    两部作品以不同的叙事方式反映的思想内容有很大差别:《阅微》从思想内容来说,主要是“劝惩”,其次是宣扬“因果报应”。纪昀本人不避讳作品的劝诫主旨,在卷一开篇明确提出作品主题:“有益于劝惩“,在两篇序文中也加以强调,盛时彦序说:“欲使人知所劝惩。”郑开禧序说:“大旨悉归劝惩。”。可见,《阅微》的劝惩功能。

    蒲松龄之孙蒲立德认为《聊斋》思想内容“其事多涉于神怪;其体仿历代志传;其论赞或触时感事,《聊斋志异》叙事研究而以劝以惩。”虽然《聊斋》叙事也有劝惩之意,但却是以直接抨击当时社会的黑暗政治,广泛揭露科举考试的弊端,热情歌颂青年男女的爱情,反映当时重大的时代主题的思想内容为主。

    形象创新不同。

    《聊斋》艺术形象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人物、情节和语言三个方面。蒲松龄怀着满怀的“孤愤”之情来塑造形象,表现在作品中作者以幻化的浪漫主义狐形象来慰藉自己的情感世界。在狐鬼花妖的世界中作者把狐狸作为生命存在的人来描述,用狐写人,以狐写事,赋予狐以人的思想性格,并完全按照人的生活方式进行故事的描述,给予狐人性化的情感。使其作品中狐的妖气弱化,人情味增加。在狐仙题材的文学作品创作上具有创建性意义,让狐具有人们喜爱的品性和形象。对传统狐仙题材的拓展与超越,为同类题材的小说创作开创了崭新的境界。

    在语言方面,蒲松龄用的是“才子之笔”,侧重写人,长于描绘,文笔曲折细腻,文学性较强,塑造了一系列具有人性、人情色彩的狐仙形象,提升了艺术形象的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并且《聊斋》的语言特色是能把新鲜活泼的口语溶入深奥的文言中。象《阿纤》中的鼠精,美貌善良,温顺勤劳,钟情而又自尊,除“日建仓凛”,“年余仓盈”的“非常”之外,完全是一个劳动妇女的形象,这是蒲松龄的杰出创造。

    纪昀是大学问家,阅历丰富,又有文学才华,但思想保守,记神鬼物怪之事往往寓有宣扬纲常名教偏向,又强调“著书者之笔”,所以纪昀《阅微》在这几方面则缺乏艺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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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3-07-22
《聊斋》观察社会,基于底层的观点,写人写鬼,刺贪刺虐,入木三分,然有时思想却不脱乡间秀才气,带着较多偏激色彩。比如抨击科举制度不公。其实科举制度应该被诟病的是选拔的内容与标准,而不是考试的程序。有清一代,对科场舞弊的惩罚尤为严厉,蒲松龄落榜并非考试不公正的结果。事实上,比照聊斋干净利落的叙事,再读读被他敝帚自珍的骈四骊六,就明白了。以落榜者的怨愤来观察科举制度,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一种文本“抒愤懑”的意识太强,往往会影响它反映社会现象的客观。

相反的,纪昀是一个“绝对正确”的人。乾隆虽然循例推崇理学,但暗里是打击理学家的。因为一旦一种思想获得了近于宗教的地位,哪怕它本身是维护皇权的,它的狂热崇拜者却有可能把“亘古不变之理”凌驾于皇权之上,造成与日益膨胀的皇帝个人权力的冲突。纪昀无疑对“最高精神”心领神会,所以在《阅微》里有大量对理学家“不近人情”的嘲弄(鲁迅先生曾论之)。既然他反对理学家的“不近人情”,自然要极力标榜他在天理人心之间的平衡技巧。读者可以发现,《阅微》无处不努力体现自己的持平与公允,也就是说,纪昀的道德评判,并非最严厉,也不会最前卫,而是“最正确”。他表述的观点,是比较接近当时社会舆论的普遍标准的。

《阅微》和《聊斋》不同,走的不是唐宋传奇,而是魏晋志怪的道路。《聊斋》是上天入地、曲尽其态的描摹想象,《阅微》则是近于“原生态”的短小故事。纪昀推崇孔子的“述而不作”,致力于考据,著述甚丰,尤其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00卷,而文学创作,就只剩这本小说(诗文集系后人辑录),偏偏在这本小说里,他极力淡化创作的痕迹。《阅微》多数篇目,都要注明故事的来源。每个讲述者都有名有姓,若非自己亲闻,则必注明流通环节,辗转相因,言之凿凿,推卸“加工”的责任。他有时提供一个故事两个不同版本,甚至会质疑故事的真伪,伪装得像对待史料般认真考据过一番。同时他也狡黠地提醒读者:你相信道理就好,至于故事,就不必太认真了吧。《阅微》的分卷标题之一就是“姑妄听之”。对一本谈狐说鬼、神道设教的小说,其作者极力撇清与创作的关系,是十分可笑的。但是这无疑标明了纪昀是借神鬼小说还原人情世态的意图。

《阅微》的文字特别的好。鲁迅先生曾经赞誉:“纪昀本长文笔,多见秘书,又襟怀夷旷,故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固非仅借位高望重以传者矣。”聊斋以情节和描写引人入胜,纪昀则擅长不动声色地讲故事,寥寥数语,就包含丰富的信息,并把自己的价值判断,不知不觉传输给读者。他还非常喜欢做道德评价,往往在故事末尾,发一两句精警告白,或是作一幽默比喻。这使得《阅微》的说教既含蓄,又醒目。在说教的时候,他还格外注意“理和理打架时怎么办”的尴尬状况,有时甚至来一场真实或者虚构(借神鬼之口)的辩论,让读者看到多方的立场与判断。这一特色,使得它反映的社会伦理观更加完整。

纪昀和一切道德家兼小说家一样,都有虚伪的一面。兰陵笑笑生写的明明是“宣淫”的大“毒草”,却偏偏总要记起扮演“惩淫”的审判官。纪昀的出身和教养注定了他无论宣淫或者惩淫都不会像笑笑生那样直截了当,但是有时他“干干净净,开开心心”地讲一个个黄色小故事,转眼又要担负起审判官的职责。这角色转换得太快,脸上的笑容都来不及收敛,读者其实不难察觉其间的言不由衷。但是,我们考察文本,不单要看一个人说了什么,还要注意他为什么要这样说。纪昀既是一个“最正确”的人,他那些道德评判,可能不代表他真实的见解,但是他会有这样的见解,恰是社会“需要”这样的见解。所以纪昀道德判断的真诚与否,往往并不影响分析的结果。

从《阅微草堂笔记》的大量“原生态”故事里,我们可以窥见当时社会从底层到高层的众多趣事,人们对神仙的信仰,对鬼神的态度,对同性恋的观感,婆媳关系,主仆矛盾,京师风尚,边地民俗,窥见素来崇尚“人情练达即文章”的国人的为官之道,做人技巧,处世哲学……它无愧于一本清代乃至旧时中国的人情世故绝佳的教科书。 参考资料: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2658295.html?si=1
第2个回答  2013-07-22
鬼故事
第3个回答  推荐于2017-11-28
从目的上看:
蒲松龄一生落魄,写《聊斋志异》是借他人之酒杯浇心中块垒;(此君作为一个怀才不遇的书生,为了脱离他的阶级当官,到了六十岁还在“漫漫而修长”的科举路上“上下而求索”,写《聊斋志异》只不过是寄托怀才不遇之悲,发一发牢骚而已,但是在客观上却反映了当时社会上的黑暗,这仅仅是文学作品的社会性在起作用,并不能归因于蒲松龄。)
纪晓岚生平显赫,撰《阅微草堂笔记》是以他山之石攻天下璞玉。
蒲松龄的作品是抒写性灵,没有时代局限,可享誉万代。
纪晓岚的作品重在劝惩下民,有时代局限,可垂教一时,不可垂教万代
从内容上讲:
蒲松龄长居乡野,书中多街谈巷议,且多鄙野之事难登大雅之堂,更兼之情节多重复,
使人不得不发"蒲翁才尽"之叹。
纪晓岚久局馆阁,多见秘书典籍,发言微中,析理入微(尽管现在看来,有些“理”
迂腐可笑,但那不是他的错。)内容浩瀚无涯,情节变化叵测,鲜有重复,实乃大手笔。(鲁迅语)
从笔法上说:
蒲松龄多用散句,灵活多变,有才子之气,但确失之于琐碎;
纪晓岚多用整句,典雅醇正,有学者之风,有时失之于呆板,但文中多隽言妙语,
足补呆板之失,而蒲松龄纵有孙猴子72变,也难逃琐碎之诃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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