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剧是集编、导、演、音、美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经过百年的探索、革新、发展，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形成了影响深厚的各大流派，而越剧音乐作为舞台语言的核心，它不仅仅为演员唱腔伴奏，还对配合舞台动作、推动情节进展，对调剂舞台节奏、渲染情节气氛以及整出戏的结构统一和完整起着重要作用，因此音乐水准的高低直接制约着舞台上的艺术水准，在整出戏有着画龙点睛的作用。
—、越剧音乐的发展过程：“两段“六期”，曲调和流派形成
越剧和越剧音乐自1906年诞生以来，迄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它发源于浙江省一个钟灵毓秀的文明古县—嵊县，兴盛发展于上海，经过田头说唱、沿门卖唱、走台书、小歌班(又称的笃班)、绍兴文戏，越剧的几个革新阶段，才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回顾百年越剧音乐可分为两个阶段，六个时期的发展历程：在前50年(1906年-1950年)越剧音乐经历了初创期(1906年-1923年)：落地唱书艺人马潮水用八仙桌搭成草台，上演了《珍珠塔》，所用的曲调就是当地流传的说唱音乐[呤哦调]，就这样越剧音乐诞生了，越剧初创期的演员全为男演员，因此当时称为男腔。(1923年—1942年)为越剧音乐的转型期，1923年农历5月27日，王金水与金荣水创办了以施银花为代表的女子越剧第一副科班，标志着男、女声腔开始进入交替阶段，越剧女腔基本调的形成，为越剧音乐体制的转换奠定了先决性的物质基础，[四工调(腔)]也成为当时最流行的音乐，越剧音乐迎来了它第二个高潮，这是越剧音乐史上最大、最成功、最根本的一次变革。
(1942年—1956年)为越剧音乐的完善成熟期。20世纪中国音乐文化是接受西方音乐文化影响的年代，作为诞生于该世纪初，盛行于上海的越剧音乐，这时期也面临着来自内外两方面不和谐的双重因素，因此在1942年“越改”和1953年“戏改”两次改革大潮的推动下，越剧女腔音乐机制得到进一步完善，丰富了内涵，在[四工调(腔)]上运用变调原理，先后产生了[尺调(腔)]、[弦下调(腔)]、[新六字调]、[反四工调]和[南调]等调式唱腔，出现了许多板式，如慢板、中板、慢中板、快中板、连板、快板、嚣板、散板、流水板、二凡等十几种板式，同时也形成了袁雪芬、范瑞娟、尹桂芳、傅全香、徐玉兰、戚雅仙六大流派唱腔，标志了越剧音乐的成熟。后50年(1956年—至今)越剧音乐经历了繁荣期(1956年—1966年)，1956年上海派出了大批越剧团支援全国各地，越剧音乐也因此成为流行于全国各地的一大声腔，“遍地开花”演出市场的日益繁荣，又形成了以王文娟、张云霞、吕瑞英、金采凤、陆锦花、毕春芳、张桂凤为代表的流派唱腔，越剧音乐迎来了鼎盛繁荣期，由于“文革”的到来，越剧作为“怪现象”而遭到了批派，越剧音乐进入了沉默期(1966年—1976年)，直到1977年1月，上海一批著名越剧演员首次登台演出，才使越剧音乐又一次进入新发展时期，而今的越剧音乐丰富多彩，博采众长，更加的注重“歌舞化”、“主题化”了，作曲、演员、琴师三结合，通过“按谱寻声”和“自我发挥”两种方式的有机统一，构成了越剧音乐的“群体创作”机制，这种互相激活的机制使越剧音乐再一次进入了新的和谐发展时期，越剧音乐在整出戏中的作用也大大的提高了，正如张庚先生所说“戏曲的第二度创作，是从全剧的音乐化开始的”。
二、音乐—舞台语言的核心
越剧音乐的形象是构成越剧表演艺术形象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具备抒情性(直接或间接地表述人物的情态和内在的气质)、戏剧性(营造舞台气氛，暗示，烘托和推动戏剧矛盾)、节奏性(统领舞台所有艺术因素，包括表演，灯光，布景等变化的节奏)三大功能，并由声乐(唱腔)和器乐(配乐)两部分组成，在越剧音乐中，器乐除了为演员的唱腔伴奏外，还对配合舞台动作与推动故事情节的进展，对调剂舞台节奏、描写环境、渲染情节气氛以及对整出戏的结构统一和完整起着重要作用。
越剧舞台表演艺术是以音乐为核心来组织自己的舞台语言的，整出戏音乐的布局，包括每场戏、每个段落的音乐情调的错落、节奏的张驰变化、旋律的情绪反差、唱腔拖腔和过门的长短都对舞台演出有着直接影响。舞台表演艺术的首要任务是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而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最基本的手段就是通过“四功五法”即“唱、做、念、打、手、眼、身、法、步”来完成的。
塑造人物的音乐形象则是舞台演出的重要任务，作曲根据剧情的需要、情节的展开，围绕人物性格设计唱腔音乐，演员在原有旋律的基础上，通过自己对人物内在情绪的把握，剧情的理解，并结合自身的润腔、咬字、嗓音及流派的韵味进行二度创作，呈现出一种不断改进“柔性”的变化之中，好的唱腔音乐不仅能充分体现剧中人物的情感，还能进一步刺激和帮助导演、演员进行情感体验，提供更多的形象联想和启发，设计新的细节动作和创造新的舞台调度。当然一段优美动人的唱腔往往离不开伴奏音乐对它的有力配合，为了把唱腔烘托出来；把唱腔的色彩渲染得更加鲜明；把唱腔的情绪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琴师们进行了辛勤的劳动、默契配合，运用“抑、扬、顿、挫”“闪、占、腾、夺”多种伴奏表现手法，通过引子、尾声、过门、托腔、行弦来补充唱腔的未尽之情，共同完成舞台音乐形象的创造，在舞台演出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我团的《玉蜻蜓》“庵堂认母”一折中，当王志贞眼看分别十六年的亲生之子徐元宰跪地哭斥“人都说母子连心如骨肉，为什么我娘对我冷如冰？为什么我满腔热情换无情？为什么她将我当作陌路人？”时，作曲采用[正调腔]中的[流水]板式，乐队琴师拉起了京剧中常用的板胡，紧拉慢唱与演员的唱腔密切配合，充分渲染了当时王志贞欲认不能、欲罢不忍的痛苦矛盾心理，也把故事情节推向了高潮，作为徐元宰扮演者的我，被当时激越中带凄惨，哀怨中带抗愤的越剧音乐深深地感染了，再一次进入了体验与表现，从而更好地把握了人物内在的思想感情，充分准确地展现了舞台艺术形象。其实象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一台经典的越剧传统大戏，都会有一些经典的老段子，如《红楼梦》中的“哭灵”“焚稿”“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梁祝》中的“十八相送”“山伯临终”；《碧玉簪》中的“手心手背都是肉”“女儿是娘亲生来娘亲养”等等，都是剧中主人公的主要演唱段子，当人们痴迷流连于这些美妙的音乐旋律之时，也深深地记住了这些经典大戏，这也就是越剧音乐的魅力所至。
越剧音乐除了给唱腔伴奏外，还贯穿于整个演出之中，是无时无处不在的艺术力量。西方歌剧的配乐除了为唱伴奏外，只用来表现剧情的情绪气氛，而越剧音乐却始终伴随着演员的表演：除了唱腔、前奏和煞尾中都需配乐外，念白、表演、打斗的节奏也都要统一在配乐的规范之中，情感表演甚至一个眼神都离不开配乐，开幕曲、主题曲、场与场的间奏转换、人物上下场、场境气氛等都需要配乐，音乐具有深化主题、刻画人物、揭示心声、渲染气氛、协调节奏等功能。如表现环境气氛的音乐：风雪旷野、喜庆的欢乐、祭奠的悲痛等；模拟风、水声；鸟、雁、鸡叫声等等各种音响效果。越剧舞台演出中的音乐，应该说是演员表演艺术的一种扩展，它对演出起到了美化、强化、深化和推波助澜的作用。如《玉蜻蜓》剧中，当长达五十分钟“庵堂认母”演出下来，无论是观众的视觉也好还是演员的感情释放也好都已达到了淋漓尽致的满足与宣泄，所以作曲陈国良老师就在场与场的间奏转换中用了一段如泣如诉的二胡独奏音乐，这样即使拖沓冗长的越剧显得格外干练，而且还达到了超乎想象的听觉艺术效果，那忽低忽高、或泣或诉的音乐，再一次让观众和演员浸湿了眼眶，真正达到渲染气氛、揭示心声的作用。
越剧舞台演出中的音乐包含着文场和武场，文场是指管弦乐队，武场是指打击乐，打击乐也是舞台演出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演员的唱做念打，还是舞台演出中的各种场景音乐都离不开打击乐的密切配合。打击乐运用富有逻辑的节奏组合和乐器音色的变化组合构成句式、段式、套式等音乐程式结构，通过节奏、力度、速度、音色、音响的细微变化和鲜明的对比，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美化演员的表现形式、强化戏剧矛盾冲突、渲染舞台的环境气氛、摹拟特定的音响效果，以便完成戏剧结构和整个舞台节奏的统一性。
百年越剧百年音乐，现在的越剧艺术对音乐的要求更具备了时代感和浪漫主义色彩，尤其是主题音乐的使用，对于主题思想的挖掘和艺术价值的升华都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如大型传统戏《木兰传奇》，开幕前便由女声合唱一首民谣式的主题歌“花木兰，木兰花；红似火，烂如霞；说它是花红似火，说它是火本是花”。把花木兰的艺术形象即刻勾画出来呈现给观众。这段主题曲在花木兰暴露女儿身份时，第二次响起，唱出了木兰十二年男扮女装戎马征程的艰辛，在戏将结束时，主题曲再次唱起，木兰挥毫写下“荣辱得失身外事，兴国安帮赤子情”，抒发了一名巾帼英雄的高尚情怀！进一步升华了主题思想，因此说音乐是语言，是其他语言所取代不了的一种语言，也是丰富舞台表演艺术的重要手段之一。
越剧音乐作为舞台语言的核心，在越剧舞台演出中的作用已不容忽视了，音乐设计的好与坏将直接影响舞台演出的效果，也会直接关系到艺术作品的生命力，所以说音乐水准的高低会制约着艺术水准，其艺术价值也终将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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