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手的
年代越久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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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的价值
史料千差万别，种类很多，使用起来，价值并不一样。特别是有文字的史料，其价值的大小差异很大。根据作者与他所记叙的历史事件的时间和地点的距离远近，我们可以把它们分为几类：
一，事件发生时的当事人、当时人的记述，这类史料的价值最高，是所谓第一手材料。比如甲骨文是研究殷代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因为它是殷王占卜的记录，是当时人、当事人的记录，与事实出入较小，因而价值最高。现在我们研究殷商历史主要根据是甲骨文，而不是《史记·殷本纪》等，因为后者不是当时人或当事人的记录，所以史料的价值就差多了。
研究西周历史的史料，除了《周书》和一部分《诗经》外，第一手材料便是金文即铜器铭文。铜器铭文殷代已经有了，但一般文字很少，最多不过二三十字。到了周代，特别是周代中期以后，铭文动辄三四百字，所以有人说，一篇铭文便顶得一篇《尚书》。这些铭文自宋以来已有记录，往后越来越多，清代后期铜器大量出土，一部分流落在海外，上面的铭文大都已著录成书。解放以后，考古学家用科学方法发掘出土的铜器更多，尤其是在陕西、河南古代文化中心，又有新的发现。这些出土铜器的铭文，是价值极高的文字史料。这里举几个例子：
1976年，临潼出土了一件铜器《利簋》，铭文中讲到武王伐纣，没讲年、月，但讲了日子是“甲子”。甲子日武王灭纣，过去史书都这样讲，但究竟可靠不可靠呢？很难肯定。而现在由铭文得到了证实。
1965年，宝鸡出土了一个《何尊》，记载成王五年曾经迁居于洛阳。这件事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现在有了《何尊》的铭文，这件事就清楚了。武王临死嘱周公建洛邑，周公秉承武玉遗志营建洛邑，而成王在五年时迁居洛阳。至于什么时候又迁回镐京？现在还不清楚，但《何尊》的出土却补充了成王迁洛的史实。
1975年，在扶风县发现了一个叫“裘卫”的大贵族做的盉和两个鼎，上面的铭文记载了他与其他贵族做的土地交易。这些都是古书中所没有的，我们只是从铭文中才得以了解。
1977年，在河北省灵寿县发现中山王的壶和鼎，上有长篇铭文。中山是战国时的一个小国，春秋时叫鲜虞，属于白狄，是当时北方的一个民族。中山王■（有人读作错）的壶和鼎上，都用长篇铭文记载了中山国的历史，其中讲到了在齐宣王伐燕时，中山国也趁机伐燕，夺了一些土地财物。齐伐燕事，见《孟子》、《战国策》，可是中山王也趁机伐燕的事却不见记载。铭文又记载中山王的“相邦”（即国相）名赒，《战国策》中叫司马喜，他是司马迁的远祖。司马迁曾在《史记》自序中讲到：司马氏在卫国，有人相中山，指的就是他。关于中山国的记载，过去很少，而这些中山铜器的出土，就补了这个缺。这些铜器在制作上，采用了错金、错银的方法，非常精美，这说明当时的中山国已经完全接受了华夏文化。在文字和文法上，它与西周的铜器铭文基本上一致，带有战国时的作风。但是有的字写法很特殊，比如“言”字旁的字，它用“心”字。说明在秦始皇统一文字以前，各国文字差异还不小。过去有人认为秦以前各种文字基本相同，从这些铜器铭文看，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搞古代史，除了地下发掘物以外，第一手材料很少：而搞近代史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比如太平天国，光是现在整理和出版了的第一手材料，就已经很多，并且还在不断发现。尽管其中多数是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写的，他们的论述当然站在反动阶级的立场，但总还是从不同的侧面和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太平军活动的情况。再如辛亥革命，因为时代更近，所以保留的第一手材料就更多了。有些亲身参加了辛亥革命的老人现在还在世，他们写的回忆录都是亲身的经历，当然是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以上举了几个例子，说明第一手材料的重要性。但也有一点应该注意：当时人的记载也并非全都靠得住。例如明末清初讲农民起义的材料，有些私人笔记尽管是当时人写的，但其中很多内容得自传闻，或抄自宫书，就不一定靠得住了。所以不能一概而论，而是要一部书一部书地作具体分析。
二，后人写的东西。古书绝大多数都属于第二手、第三手的材料，只有少数例外。例如《史记》，从黄帝写起，直写到汉武帝时代（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武帝本纪》是后人取《封禅书》补作的，原来叫《今上本纪》，因为原作很多地方触犯忌讳，所以失传）。《史记》记汉初以来的史事，可以当第一手材料看。至于讲秦以前的事，就差多了，因为很多都是传闻，究竟是否靠得住很难讲。大家都知道，西周在厉王和宜王之间有14年的“共和时期”。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是中国有确切纪年之始。什么叫“共和”？司马迁解释为周公、召公共同管理国事。他这样讲的根据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先秦古书，如《左传》、《吕氏春秋》等都不这样讲，而只说是共伯和（共是封国名，和是共伯的名字）代替周王管理政事。这就形成了两种说法。从一般情况推测，司马迁的说话更合理一些。因为周、召二公是周之世卿，由他们摄政比较合理。但推理究竟不是证据，到底是怎么回事？不好说。因为这一类记载都是属于传闻性质的，如果没有更原始的材料，就很难确定。
再如《竹书纪年》是战国时魏国的史书，所以它记载战国史事是极可靠的。原书虽已亡佚，但在后人的书上，如《水经注》、《史记索隐》等颇多引用。为什么唐人司马贞作《史记索隐》要引用《竹书纪年》呢？因为它与《史记》记事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现在我们比较二书，《竹书纪年》记战国年世多正确，因为它是魏国的史书，是当时人的记录。《史记·六国年表》有很多错误，我们现在能够知道这些错误，并把它们改正过来，就是靠的《竹书纪年》。但是《竹书纪年》记春秋战国以前的事，如记夏、商、周的事就不一定靠得住了。所以同一本书，不同的部分，作为史料来说，价值也是不一样的。一般讲，讲当时的比较靠得住，讲先代的就不一定靠得住，越古的事越靠不住。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家学者从不同角度描述了自己认为最理想的政治，引用传说故事作为自己理想的根据，这种情况在先秦诸子中几乎普遍存在，不过有多有少罢了。《史记·五帝本纪赞》就指出：“百家言黄帝，其言不雅驯。”由此可以看出，同是上古一个人，后世强加、附会于他的形象和思想均不同，往往言过其实，或被歪曲，难以取信。
前面说过，后人写的东西大多数只能做二、三手材料看，但有少数例外。什么是例外呢？有的东西，虽然是后人记载的，但是，第一，相距年代不是太远；第二，除此以外没有比它更早的记载；第三，它的内容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对这类东西，我们就不妨当作第一手材料看。比如《论语》是孔子的再传弟子记录的，所以其中除了孔子的话，还有弟子们的话，这些话虽然不是孔子写的，也不是他亲自教授的弟子写的，但我们没有比它更可靠的东西了，所以，讲孔子的行事、思想，只好把它看做第一手材料。其它的有关孔子的材料是否可信，就要以《论语》做标准来衡量，合于《论语》的，大概就可信；不合的，就不可信。例如汉儒编写的《礼记》中讲了许多孔子的话，有些可信，多数不能看作孔子的言论。
在这类史料中有一种值得我们注意的情况，古代许多书籍，特别是先秦诸子，侧重于从思想史的角度论述问题。他们对古史的追溯，往往反映了思想家的历史观，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他们借以表示这种观念的古史体系呢？比如韩非的历史观，是反映一种进化论，还是退化论的观点？他从远古蒙昧状况及其发展中，理出了人类发展的程序，如他说的有巢氏、燧人氏等，可是他又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五蠹》）这将如何解释？再如《礼记·礼运》篇中关于“大同”、“小康”之世的表述，有人认为是孔子的理想国或历史观，可是这样重要的思想不应不见于《论语》，并且和孔子的思想不合。它也被一些学者作为说明上古历史的史料来使用。这些做法是否正确，我认为值得商榷。古代思想家的历史观和他们借以说明这些观点的古史体系之正确与否是两回事。我们可以从他们的历史观中吸取对我们认识的历史有积极作用的思想，但不能局限于他们在千百年前依据推测而得出的结论，在运用材料上更是这样。我们应当从科学的角度出发，运用有充分根据的可信资料去论证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而不是利用历史传说、甚或某些人编造的古史系统来确立自己的观点。
三，更晚的人讲述的古代历史。这种东西没有多少史料价值。三国末年有谯周写的《古史考》，西晋时有皇甫谧写的《帝王世纪》就是这类东西。这两部书已亡佚，但唐代人注《史记》时，引过他们的书。司马迁写《史记》，从《五帝本纪》开始，是表示五帝之前全是神话，不足置信。但司马贞却补写了一篇《三皇本纪》，实在是无识。到了宋朝，类似东西更多，如邵雍的《皇极经世书》，苏辙的《古史》，胡宏的《皇王大记》，罗泌的《路史》等很多是无用的东西。清初马骕作《绎史》，几乎把所有的神话、传说都搜罗进去，以多为胜，不问它是否可信。这些书都是讲秦以前的上古史，离著书人的时代是很远的。它们的内容是根据什么呢？主要就是根据历代相传下来的东西，没有什么真正可靠的材料。所以这类书是没有什么史料价值的。
与此相仿的还有一种情况：从汉以来，很多人习惯于抄书，东抄一点，西抄一点，拼凑成书。比如《韩诗外传》，是解释《诗经》的，怎么解释法呢？是先讲一个故事，再引诗，这叫以事证诗。《荀子》书中大量用过这个办法，韩婴也用这个办法，好多地方直抄《荀子》。汉人写的《礼记》，有的也是大篇抄《荀子》。刘向的《说苑》、《新序》都是讲故事，这些故事都是抄来的，抄《吕氏春秋》的很多。所以刘向虽然是有名的学者，但他写的这类东西却并不一定有多大价值。
东汉末年王充写的《论衡》非常有名，他很讲究记事要“实”，而反对“虚”。是不是《论衡》里讲的都靠得住呢？也不见得。《论衡》里有个《讲瑞篇》，其中说到孔子聚徒讲学，曾经出现“三盈三虚”的情况。“四人帮”批孔时抓住这段话大作文章，说少正卯当时也在鲁国讲学，孔子的学生都被少正卯吸引走了，这样先后反复了三次，所以叫做“三盈三虚”，只有颜回一个人没有去。“四人帮”用这个来贬低孔子，其实是毫无根据的。有人说这段文字抄自《孔子家语》，也不可信。汉代《家语》己失传，即令存在也不会有这类贬低孔子的话。因为《家语》是推崇孔子的。至于今本《家语》是魏晋间人王肃所伪造，远在王充后，王充怎能抄他的书？何况令本《家语》亦不载此事。再从事实看，相传孔子的高足弟子就有72人，《史记》里列举了那么多，孔子死后，子贡在墓旁守庐三年，这些《史记》都有记载。反之，少正卯如果讲过学，那么他讲的是什么？有哪些重要的主张？他的弟子有谁？没有任何记载。所以，这件事就和两个儿童以晨之日与午之日孰近而难孔子，借以否定孔子为圣人一样，均属于儒家的反对派为否定孔子学说而杜撰出来的故事，不可据为信史。《论衡》这本书以反虚妄出名，很有唯物主义的味道，却讲出这样荒唐故事，而信以为真，可见对古人也不可迷信。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经验：对主要侧重于论述思想及政治主张的著作，我们应和历史专著等记述有所区别。它们在论述历史时所取的态度有很大的不同。前者是以一种形而上学的和主观的态度对待历史，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往往歪曲历史的真实，以达到说服别人和树立自己学说的目的。后者则尊重于史实，以求历史的真实为目的。所以当两种书在记述同一历史事件有矛盾时，我们将何去何从就很清楚了。何况后代的著作中，从思想史的角度去追溯古史，其观点可能有许多可取之处，但从史料价值的角度去看，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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