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全面贯彻落实，严禁婚丧嫁娶大操大办也备受全社会瞩目。中国的婚礼大操大办之风始于何时？古代是如何禁止婚礼大操大办奢侈之风的呢？
先秦时期婚礼重人情不铺张
先秦时期婚礼重人情不铺张
《礼记·郊特牲》记载“昏礼不贺，人之序也”
结婚是人生大事，举办婚礼也是人之常情。早在先秦时期，中国人就认识到了婚礼意义之重大。《礼记·郊特牲》称，“天地合，而后万物兴焉。夫昏礼，万世之始也取于异性，所以附远厚别也……”
古人将婚姻看得很重要，为此还整出了一套结婚程序：从“纳采”开始，要经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到最后的“亲迎”等六个步骤，此即所谓“六礼”。
在“亲迎”这最后一个环节，要办婚宴招待亲朋。亲朋也会送上一份贺礼，此即人们所说的“随礼”。这“礼”，民间又称“红包”，有的直接称为“份子钱”。
但在先秦时期，古人结婚并不提倡互相随礼，《礼记·郊特牲》中说“昏礼不贺，人之序也”。不仅如此，现在农村仍在流行的结婚时吹吹打打那一套，即用来调节婚礼喜庆气氛的奏乐程序也都不要，用古话来说，叫“昏礼不用乐”。
先秦人为什么要求“昏礼不贺”？他们认为结婚是“人之序也”，即人生的一个自然传续过程。所以，先秦时期民间的婚礼大多都很俭朴，一般不会大操大办。
从相关文献来看，先秦时期民间确实没有大操大办的记载。《礼记·曾子问》中有一段孔子与曾子的对话，孔子谈到当时的婚俗时说，嫁闺女的人家，“三夜不息烛”；娶媳妇的人家，“三日不举乐”。
孔子还就此作了自己的解释，认为前者是思念骨肉分离，后者则感怀生死无常，所以娶媳妇回来传宗接代。如果当时婚礼热闹非凡，孔子绝对不会说“三日不举乐”。
这种“昏礼不贺”、“昏礼不用乐”的制度，一直到秦汉时期才被打破。
秦汉时期婚礼大操大办之风开始盛行
汉高祖刘邦颁布禁酒令“禁塞嫁娶饮酒食肉”
到了秦汉时期，先秦时的一套制度没人遵守了，婚礼开始讲究起来。
但在西汉初年，朝廷还是不提倡婚礼大操大办的，《晋书·礼志中》中记载了刘邦（汉高祖）当皇帝时曾下令：“禁塞嫁娶饮酒食肉”。
显然，这是针对婚礼大操大办的现象提出的。据《汉书·陈平传》记载，西汉的开国功臣之一、位至丞相的陈平，当年家里很穷。户牖乡富人张负见他相貌不凡，决定把守寡五次的孙女嫁给他。但定亲后，陈平无力置办酒宴，是张负予其“酒肉之资”，方得完婚。
陈平是在西汉建立前结的婚，由此可见，办婚礼讲排场在秦代已兴起，到了西汉中后期更成为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盐铁论·散不足》记载：“古者,燔黍食稗,而捭豚以相飨。其后,乡人饮酒,老者重豆,少者立食,一酱一 肉,旅饮而已。及其后,宾婚相召,则豆羹白饭,綦脍熟肉。今民间酒食，肴旅重叠，燔炙满案，臑鳖脍鲤，麑卵鹑鷃橙枸，鲐鳢醢醯，众物杂味。”意思是说，以前举行婚礼，用肉汤米饭，再加一些切细的肉块和熟肉招待客人。而现在，鱼肉重叠，烤肉满桌，大鱼老鳖，鹿胎、鹌鹑、香橙……不仅十分丰富，而且越来越铺张。
当时，一些郡国为此专门颁布了地方版“禁酒令”——“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召贺”。
但西汉第七位皇帝刘询（汉宣帝）认为此举不妥，于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秋天，下了一道诏书，指示“勿行苛政”。
《汉书·宣帝纪》记载，刘询认为，婚姻之礼，是人伦中的大事；酒食会友，是行礼乐时使用的。禁止老百姓嫁娶时摆设酒食，以相庆贺，等于将乡里亲朋间应有的礼仪废除了，令民无可欢乐，这不是教化老百姓的好办法。
刘询还引用《诗经》上的“民之失德，乾糇以愆”一语，强调自己开禁观点的正确。因为这句话的意思是人们互相之间不和，大多因为在饮食上照顾不周。所以刘询指示，禁止再搞“禁酒令”。
刘询的本意，或许是想通过正常的婚礼仪式，让婚礼办得热闹点，使民间欢乐和谐，但他忘记了操办酒席容易引起铺张浪费这一最基本的规律。刘询的“开酒令”一传达下去，民间奢侈之风大起，婚礼如果不大鱼大肉地大操大办，生怕别人看不起。
汉宣帝的“开酒令”，不仅影响了当时婚礼风俗，对后世婚礼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汉宣帝的“开酒令”是古代中国婚礼大操大办的“第一号令”。
魏晋南北朝刮起“奢侈婚风”
南朝齐武帝萧赜下诏“如故有违，绳之以法”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婚礼更为重视，刮起了“侈婚风”。因为婚礼过于讲究，这一时期还产生了许多新的婚俗，如新娘在婚礼中用扇子挡脸的“却扇之俗”、新娘打扮完毕用细纱蒙面的“盖头之俗”以及夫妻之间的“交拜之礼”，均出现于晋代。“闹洞房”风俗在这一时期，也特别盛行。
传统婚礼中的同牢、合卺之礼依然保留，但所用器物更讲档次。所谓“同牢”是新婚夫妻一起吃肉的礼俗，“合卺”则是新郎新娘在洞房里喝交杯酒的礼俗。当时的南朝，行同牢之礼时美食毕设，合卺之行则使用金银玉器，用品极为奢华。
《南齐书·武帝纪》（卷三）记载，永明七年（公元489年），齐武帝萧赜下诏，欲遏制婚礼中这股不正之风，称“晚俗浮丽，历兹永久，每思惩革，而民未知禁。乃闻同牢之费，华泰尤甚。膳羞方丈，有过王侯”。
针对“奢侈婚风”，萧赜指示相关部门拟订规约，公布于众，并限定摆设婚宴的规模，让合卺之礼不至于亏欠的同时，又能做到婚礼俭朴。最后特别强调，“如故有违，绳之以法。”
后来的齐明帝萧鸾，还组织朝臣讨论，将行合卺之礼时所使用的器皿，由金银器改为陶器。
同一时期的北朝，婚礼奢华同样不逊南朝。由于婚礼浪费严重，相互攀比严重，已影响到国家财政和社会稳定，朝廷及有识之士都不时指出侈婚的危害，提倡节俭办婚礼。《北史·临淮王谭传》记载，当时的皇族子弟元孝友曾进言：“请自兹以后，若婚葬过礼者，以违旨论。”北魏官员崔猷也曾提出类似的禁侈主张。《周书·崔猷传》中称，“时婚姻礼废，嫁娶之辰，多举音乐”，有钱人家“衣服奢淫”，崔猷上书请求“禁断”，得到了朝廷批准。
唐宋时期，婚礼内容又有新的发展，比魏晋时花样更多，如催妆、障车、百子帐、转毡、撒帐等风俗，都日渐兴起。这一时期婚礼大操大办现象不再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但自春秋时一直强调的“昏礼不用乐”，首度被官方否定。
宋太祖开宝元年（公元968年），行将灭国的南唐曾议订婚礼，经过一番争论后，知制诰潘佑的意见被唐主采纳——婚礼可以用乐。这是春秋以来，第一次由朝廷明文规定婚礼可以用乐的记载，中国人举办婚礼时请吹鼓手助兴遂成为一种风俗，一直流行到现代。
元代婚礼“聘财无法奢靡日增”
元大德八年朝廷颁布诏书“亲礼筵会，务从省约”
在禁止婚礼大操大办方面，其实历朝都有过限制，制度规定较详细、严格的，应该是元代。
元代虽然由北方蒙古族统治，但汉族风俗仍主导时人的婚姻生活，婚礼大操大办之风仍然盛行，“聘财无法，奢靡日增，至有倾资破产，不能成礼，甚则争讼不已，以致嫁娶失时。”因为办不起像样的婚礼，一些男女竟然不能及时嫁娶，可见当时的结婚成本确实太高了。
元代官员胡祗遹在《论农桑水利》中这样记述：“今日男婚女嫁，吉凶庆吊，不称各家之有无，不问门第之贵贱，例以奢侈华丽相尚，饮食衣服拟于王侯，贱卖有用之谷帛，贵买无用之浮淫，破家坏产，负债终身，不复故业，不偿称贷。”
面对奢侈的婚礼习俗，元朝对彩礼、宴席诸方面都做出限制性规定。大德八年（公元1304年）正月，元朝廷颁发婚礼“限酒令”，诏书中明确要求，“亲礼筵会，务从省约”。对聘礼和宴席的开支花销，定出如下标准（上限）——
上户，金1两，银5两，彩缎6表里，杂用绢40匹；中户，金5钱，银4两，彩缎4表里，杂用绢30匹；下户，银3两，彩缎2表里，杂用绢15匹。举办宴席，上、中户不得超过三味，下户不得超过二味。
当时，不仅婚礼互相攀比，随礼之风也大行其道。在官场上，有时干脆直接从每个人的工资（俸禄）中扣除“份子钱”，有的份子钱竟让月工资“十除八九”。此风甚至影响到官场的廉洁，朝廷特规定，以后随礼不得从工资中扣除，违反者法办。此规定还形成了法律条文，《元典章》中称：“如蹈前辙，许监察御史廉访司体察明白，以赃论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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