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唐代奠定了科举制度的基础
唐代初年即已开科取士，并逐渐制度化。其特点是：
第一，考试科目由杂乱而逐渐突出了重点。唐代所开科目，先后有常科、制科两大类九十多科。制科是皇帝因特种需要而临时设定的，对象是少数著名人物，科目、时间均临时确定。因对象特殊，又属非常措施，所以被视为“非正途”，吸引力不大。常科有数十种，有些科因条件特殊，生源有限，或很快停止(如秀才科)，或只偶尔举行(如童子科)。举行得最经常、录取人数最多的，是明经、进士两科，几乎年年开设。这两科中，进士科最难考，录取比例只有百分之一，但以诗、赋、应用文写作为主的考试方式，比明经的考帖经、墨义(类似填充和默写)更能显示应试者的才能，所以进士科出人才最多，特别受推重，以至“缙绅虽位极入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唐摭言》)。进士科的这一特点，为后世进士科独盛奠定了基础。
第二，确立分级考试制度。一级是乡贡，即州或府对属下所送人才进行考试，合格者称举子或举人，贡于尚书省。国子监等中央学校或地方学校的生徒，学校考试合格可以直接贡送。尚书省由礼部主持的考试，是全国统一考试，时间基本上是在每年二月，考场内用插棘的席子分隔，日夜进行。每次录取以二、三十人为多。
第三，考生来源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中央和地方官学的学生，另一类是不在校的自愿应试者。考生没有年龄限制，一次考不取，可以一直考下去。但有资格限制，工商子弟、衙门杂吏、三代内有重大罪犯及守孝者不能应试。
第四，授官。进士及第分甲乙等，明经分四等，这都只是取得做官资格，并可免除徭役。正式当官还要经吏部铨选，初授官只是自从八品下至从九品下的最低官阶(唐代官阶分九品三十阶)。进士初授官阶虽低，但因是。正途”出身，以后升迁相对容易。到唐代后期，科举出身的官员虽在总体上仍占少数，却是影响很大的一支文官队伍。
第五，唐代科举，实际上是考试与荐举相结合，荐举人的作用很大。所以举子在考试前，先要向权责显要“投刺”(类似名片)、。行卷”(成卷状的自作诗文)，请求推荐。因此，权势者对科考的干扰极大，科场弊端多半由此而起。新进士与知贡举(主考官)之间自然形成。门生”座主”的特殊师生关系，这又是唐代竞争迭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 科考在宋代的发展
宋初基本沿袭唐制。陆续进行了许多重要改革，使科举制度趋于完备，并形成进士科的空前繁荣。
第一，宋太祖开宝六年正式确立殿试制度，因而形成乡，省。殿三级考试制度。宋太宗时又将及第进士分为三甲(等)。自宋英宗时起，乡试、会试都定为三年一次。殿试制度确立，新进士都是“天子门生”，唐代的门生座主及推荐制均被废止，这有利于平等竞争。
第二，陆续建立和完善了糊名、誊录、锁院，隔帘等保密规则，严格了勘磨(复查)制度。考试只在白天进行，考场管理走向严格。省试考官的官阶提高，分工也更细。
第三，进士科成为最主要科目，录取数量大增。白中期后每科都录取三、四百人，最多时超过九百。新进士立即分甲授官，初授官阶比唐代明显提高，由此形成宋代的文官政体。
(三) 元代科举的民族歧视
元代科考只举行十六次。录取人数比宋代少得多。但最大特点是把蒙古人、色目人和汉人、南人分为右左两榜，前者要求低，后者难考，具有明显的民族歧视性质。
(四) 明清两代的新变化
明清两代科举取士的方式基本相同，进士科成了唯一的常科。和前几代相比，明清两代又有以下主要变化。
第一，参加科举必从入学开始。学校有两类，一类是中央的国子监，只有贡生才能入学。
一类是县、府州的地方学校，在科考中达到一、二等，才能参加乡试。各类学校都有定额。朱熹注《四书》、《五经》是钦定的学校教材。所以，入学必读孔盂之书始，科考必从学校开始。
第二，考试增为县、院、乡、会、殿试五级。在县试中考取了秀才才能参加院考。秀才在三年一次的院考中取得六等中的前二等才能参加乡试。乡试及格称举人，方能参加会试。县、乡试均有名额限制。会试一般取三百名左右，称贡士，这就取得殿试资格。殿试一般不再淘汰。
第三，八股文是各级考试的重要文体，八股文题目必然出自《四书》、《五经》。所以只有死读《四书》、《五经》，按照八股文的固定格式和字数答卷，才有考取的希望。这使得应试者如同戴着镣铐跳舞，戕害人才，莫此为甚。
第四，科考与授官。殿试成绩分三甲，一甲三名，称赐进士及第；二甲多为十七名，称赐进士出身；其余为三甲，称赐进士出身。殿试后多半立即授官，一甲正六品与从六品，一般入翰林院；其余七品，有京官地方官之别。
此外，清代在三年一次的正科以外，还增加了不少恩科。考试方式、录取数量均与常科相同。清代还规定，多次会试落第的举人，经过吏部特选，也可授予类似知县或稍低一些的官职，但数量极少。秀才只能当幕僚，不能当官。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明清已经形成教育、科举、做官的一条龙体系。
在一千三百年问，科举制度逐渐发展成一种极为完备而又严密的选拔官吏的制度体系。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曾有过的。
十多万进士的文化奇观
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是我国这段历史上选拔官员的基本制度，也是培养人才的基本途
径，由此选拔出来的作为官员队伍和文化队伍主体的进士，数量就非常惊人。下面是分别录自《登科记》、《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和《清代续文献通考》(同时参考了历代正史及《资治通鉴》等史籍)的统计资料。
唐代：270科，共录取进士6606人。
五代：48科，共录取进士503人。
两宋：118科，共录取进士36804人。(缺1 2科数字)
辽代：52科，共录取进士2486人。(缺一科数字)
金代：21科，只存三科数字，共为130人。
元代：1 6科，共录取进士1105人。(左右榜合计)
明代：88科，共录取进士24618人。
清代：112科，共录取进士26391人。
以上共为725科，进士总数为98749人。如果按宋、辽各自的平均数加上所缺数目，总数则必超过10万。这还远不是全部。要推算总数，还要考虑两个因素。其一，宋及以后各代，
都曾特赐过一批进士。宋代常对累举不第者。特奏名”赐进士出身。明代仅顺天考场大火及崇祯十五年未能会试二次，就特赐进士353人之多。其二，五代时的南唐、前蜀，北宋亡后中原的刘豫傀儡政权，还有张献忠大西国和太平天国等农民政权，都曾开设进士科。南唐至少开科十次，太平天国也开科十次，还独创过女科。这样，历代开设的进士科将近800科，进士总数至少11万。平均每年近1 OO人。
举入的数目，即使以最保守的十与一之比估算，那么科举制度造就的举人就是上百万了，平均每年达一千！
十多万进士大军，是我国一千三百年历史上官员队伍中平均文化素养最高的基干、主体，也是官员队伍中最活跃的成分。民族的兴衰。朝代的更替，国家的治乱，都和他们密切相关。
十万进士和上百万举人一起，又构成一千多年间文化活动的主力，民族文化传统的承传与弘扬，文学艺术的繁荣与发展，教育事业的兴革，学术思想的演变，也都与他们的活动密不可分。
他们作为前承后继的群体，立下了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功勋。民族发展的日趋停滞，又可以
从这个群体的历史局限性上找到许多重要原因。因此，不论从哪一种意义上说，科举制度及其造就的进士大军，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文化奇观，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一大文化奇观。
四、状元——进士大军的桂冠
唐代的周匡物，中进士后赠给同年一首诗，“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烂银文似锦，相将白日上青天”中了进士就如同成仙上天，中了状元更有无上荣耀。
状元这名称是怎么来的?原来，唐代各州贡送到京城的举子。应试前要向礼部呈递州里的解状和本人出身履历等亲状，称为投状。录取后，礼部又要将新进士的身分材料及成绩一起呈报皇帝，称为奏状。排在最前面的就是状头。不过。最初只有甲乙等之分，无状元之名。武则天在天授元年(690年)首创殿试之例，对礼部的考试再复试一次，这才开始把按成绩排在最前的称状头或状元，两名通用。卢储诗“第一仙人许状头”，温庭筠诗“耳边忽闻状元声”，就是一事二名。在唐代，其他科的第一名也可称状头或状元，张又新，武翊黄在进士科中状元之后，又在其他二科夺冠，因此被称为“张三头”、“武三头”。
北宋初年，曾以状元高居榜首而称榜首，建立殿试制度后才称状元。太平兴国后因录取进士名额大增，分为三甲，一甲三人均赐进士及第，因而这三人曾经都可称状元。以后第一名被突出，才专称为状元。有头(元即头)必有眼，二。三名改称榜眼。至少到南宋时，榜眼已专指第二名，第三人专称探花。探花的名称起于唐代探花宴，新进士及第，正值春暖花开，为了表示庆贺，新进士中间挑选两名最年轻的充当探花使，带领大家遍游名园。孟郊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就是写的这种习俗。北宋初仍然如此，直到状元、榜眼专指一、二名，第三名才称探花。不过这都是世俗称呼，在金榜和题名碑上，只是分别称“第一甲第一名”……
明清时期，除一甲三名外，其他第一也有了专称，如第二甲第一名称传胪，第三甲第一名也称传胪。会试第一名称会元，乡试第一名称解元，县、府、院试第一名均称案首。另外，明清科考必从《五经》各命一题，每经照例有第一名，称经魁、魁首或魁元，合称五魁。后来往往只以乡试前五名为五魁，而不一定是每经第一名。
历史上并非每一科都恰好一个状元。唐代和辽代一些科，只取了一名进士，就无所谓状元。还有些科复试后一个未取，当然也没有状元。也有的科会试后没有殿试，虽有名次。却无状元。还有个别科的状元，事后因各种原因取消了。又有相反的情况，元代十六科都是两榜，因而每科有两个状元。清初也开过两科两榜，各有二名状元。把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历史上的状元大约是七百五十名左右。如果按唐代习俗，其他科第一也称状元，历史上获得状元称号的人就有一千上下了。
状元大魁天下。就有了殊荣。宋代已有特赐状元袍笏、七名宫廷卫士护送回府及在他家乡建状元坊等优待。不过，殊荣主要是表现在授官上。唐至北宋初，状元授官都不高。但从北宋前期起授官就明显高于众进士，而且多半进入翰林院这一重要机构。明清两代，除特殊情况，新状元照例授正六品的翰林修撰，榜眼探花授从六品的翰林编修。因为翰林院接近皇帝，以后升迁至尚书、宰相者不乏其入，所以翰林有“储相”之称。但实际上，嗣后的升官受着多种因素影响，厉史上的状元宰相，在状元中只是少数，而且一般要经过十几年、几十年地爬台阶。旧小说中的状元马上当大官，几年后就当宰相，那是艺术夸张。
历史上的七百多进士科状元，都是进士队伍的“排头兵”。他们当中，有许多成为著名的历史人物，有政治家，军事家、工业家，更有大批文学艺术家。唐代的郭元振、贺知章、张九龄、王维、柳公权，宋代的吕泉正、王曾、张孝祥、陈亮、文天祥，明代的商辂、杨慎、康海，清代的翁同和、张謇，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也有不少品格很坏的，留梦炎就是一例。更有许多昙花一现就默默无闻，历史作用远远不如一些进士、非进士。这既有他们自身的原因，又有社会政治的和科考本身的原因。本书是从状元跳龙门的千姿万态、科场的种种情形及状元的不同心态生活等三个方面，对部分状元进行了介绍。所选材料，大多较为奇特，(如果平淡无奇，早已默默无闻。许多状元根本没有留下生平资料，这又何尝不奇!)因而许多为人们熟知的状元就不谈或少谈。但目的不是猎奇，而是希望奇中见正，通过一系列奇人奇事，对作为进士代表的状元，进而对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这一历史奇观，管中窥豹，略见一斑。这该有助于了解我国的古代文化，也可以从中引出一些于现实有益的启示。
五、科举制度的广泛国际影响
我国的科举制度，早已引起国际上的注目，产生了重大的国际影响。
空前繁荣的唐代文化艺术，无疑和开科取士有极大关系。这种当时领先于世界的文化艺术，对近邻远邦都有极大吸引力。当时的长安，有许多外国留学生，他们带来了域外文化，又帮助了中华文化的传播。有许多人还曾特地参加中国的科考，唐代如此，宋及明、清仍然不断。不少人登上了我国的科举金榜，可见对中华文化仰慕之深。
高丽(今朝鲜)、越南等邻国，还曾把我国的科举制度引了进去，也照中国的方法考秀才、
举人、进士，点状元，选拔他们的官员和文化骨干。
鲜为人道的是，我国的科举制度虽对西方文官考试制度有过重要影响。十七、十八世纪来华的许多欧洲传教士。对我国的科举制度大为惊叹，称羡不已。因为他们虽已文化复兴，有新起的科学，却没有像样的官吏选拔制度。传教士们纷纷向国内介绍推荐中国的。文官考试制度”，首先引起启蒙派思想家和重农学派思想家的注意，经过他们的宣传，又引起英国的亚当•斯密和边沁等著名学者的关注。在中国科举制度的启示下，法国首先于1 791年开始了文官考试制度(十年后一度停顿，1 840年恢复)。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是由于其在广州人员的建议，参考中国的科举考试方法，在英国设立学校，训练行政人员，经考试后派出任职。十九世纪前期来华的英国译员梅笃士，曾写下专著，宣传以中国考试制度为范例，在英国实行类似科举的分级公开竞争考试，改善英国的行政机构。连英国人也承认。英国于1855年建立的文官考试制度，受到中国科举制的影响(参见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香港中文大学1982年出版)。此后，英法的文官考试制度又为其他西方国家借鉴采用，以至于今。同样一种制度，西方人能从中得到有益启示，突出其自由平等公开竞争的特点，发展成适合自己国情的新制度。在科举制度的故乡，这个制度却积弊日益深重，终于走向灭亡。这种现象，同样是很值得深思的文化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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