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以何为根据来翻译漠南非洲地名的？

Question

如题，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地名是根据什么翻译的，和英文发音完全对不上号，查找时晕头转向，如果是以当地语，那普及面也太窄了，谁知道是根据什么翻译的

Answer 1

有直接用汉语起的名字,像日本,朝鲜,越南.这不用翻译.
有意译的,如古代的"狮子国",就是后来的"锡兰",现在的斯里兰卡.冰岛也是意译.
有直接音译的,这是绝大多数.如法兰西,意大利,马来西亚....
有间接音译的,比如阿尔巴尼亚,他们自己的名字是shq这样连续的辅音字母字打头的词,我都没有办法读!这个"阿尔巴尼亚"不是阿尔巴尼亚语的名称,是从其他语言的名称翻译过来的.

有的音译留下来很奇怪的结果,比如法国就是法兰西的简化,英国就是英格兰的简称,这都正常.可是人家俄国,人家自己叫rus,汉语原来是翻成"罗刹"国的,后来清朝时,满洲语里面正好有个颤音r,翻译俄国的名字本来正好,但是,满语(还有朝鲜语)里还有个规矩,r不能做单词的开头,所以按照元音和谐律,在前面加了一个o,成了oros,跟俄语倒也差不多.但是再一简称,就成了o国,其实人家的名字前面根本就没有这个o!本来该简称为罗国才对!

Answer 2

开拓地名标准化研究新领域

　　曾世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成就之一，是关于地名标准化的研究，在地名译写、地名正名、地名罗马化以及建立中国的现代地名学等方面，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

　　促进外国地名汉字译写的统一。５０年代初，由于存在着多种翻译方法和若干技术问题，外国地名的译写非常混乱，一个地名在１０本书中曾有１１种汉字译法。曾世英１９５６年提出，名从主人是翻译外国地名的最高原则，一般地名应按主人的称说和读音、按统一的译音表译写，惯用已久的少数地名可按约定俗称的原则处理。他还就统一译写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实施步骤，作了多方面的探讨。在第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他与叶圣陶、夏坚白联名提出了“成立地名译音统一委员会”的提案。１９６５年，在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张际春主持下，成立了“人名地名译写统一委员会”，曾世英组织有关专家，仅用半年就修订了英、俄、德、法、西班牙、阿拉伯６种语言的地名汉字译音表，为社会各界提供了用汉字译写外国地名的科学依据。

　　积极推动少数民族语地名的汉字译写规范化，大力倡导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法。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国家基本地图（１：５０００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施测的，受汉字表音的局限性和测绘人员方言差别的影响，少数民族语地名的汉字译名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混乱。曾世英在分析新疆实测地图的地名调查资料时发现，在仅占全区面积３％的范围内，维吾尔语“溪沟”一词的译法竟达９２种之多，其它地名常见词也有类似的混乱，这一情况引起主管部门的重视。地图出版时译名得到了统一。《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后，曾世英积极倡议在野外地名调查中用汉语拼音字母作为记音工具，再据以译写汉字。在外业测量队年终修整期间，组织举办汉语拼音学习班，并根据各自的需要，分别学习蒙、维、藏三种文字的拼音知识，提高了他们译写地名的业务水平。１９５９年，曾世英受命在国家测绘总局测绘科学研究所筹建我国第一个地名研究室，主持制定了维吾尔语、蒙古语、藏语、柯尔克孜语、西双版纳傣语等多种地名译音规则，由国家测绘总局与总参测绘局联合发布，有力地促进了地图测绘工作中少数民族语地名的汉字译写规范化。

　　曾世英认为，汉字译名与少数民族语地名原音之间的出入，可以借助《汉语拼音方案》来弥补。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字大多由字母组成，这些字母和汉语拼音字母都代表音素，依据国际习惯，在分析两者的对应关系后，可以采用字母对字母的转换方法，如同斯拉夫字母拼写的地名可用罗马字母转写一样。有些文字虽然也由字母组成，但地名的书面形式和口语脱节，则只宜从音（即所谓音译）而不宜转写，即使这样，也比用汉字译音准确。因此，需要根据不同情况，将音译和转写有机地结合起来。曾世英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胡愈之和民族事务委员会萨空了帮助下，组织少数民族在语言研究、教学、出版部门的学者和专家，制定了《少数民族语地名的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法（草案）》，由国家测绘总局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１９６５年联合颁发（１９７６年作了修订）。其后，在我国出版的汉语拼音版地图中，维吾尔语、蒙古语、藏语地名采用音译转写法，受到了国内各兄弟民族的热诚欢迎和国际上的高度重视，成为我国地名国际标准的组成部分。１９８１年，曾世英２０多年的研究成果的总结——《中国地名拼写法研究》一书问世，进一步丰富了我国地名标准化工作的理论基础。

　　清除外来地名，维护祖国尊严。曾世英出于高度的爱国主义热忱，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残留在我国西部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图上的外来地名，作了认真的清理。这些经外人肆意篡改后强加于我们的地名，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产物。１９７６年初，他和杜祥明查找核对了我国出版的地图以及西文、俄文图书后发现，在藏北高原及其附近地区，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外国的所谓“考察者”以西方人名或地名擅自命名的山岭、河湖等自然地物名称竟达１００余个，我国制图工作者因不明底细而用之于中国地图上的尚有５４个。１９８５年，曾世英将西方出版的海图和我国自己的地图相对照，查出东南沿海岛礁名称中译自英语称说的达９６１处，其中以西人姓氏或外国地名命名的有２３６处，不仅曾被我国早年出版的地图所照搬，现在也仍有其残余，如福建马祖列岛中的“高登岛”，旧籍原作“戈登岛”，后改“哥登岛”，显系译自英国海图，因纪念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英国刽子手戈登而得名。曾世英认为，在我国的领土上存在上述各类地名，有损中国的国格，必须予以彻底废止，恢复其本来面目。他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充分肯定。现在，西部地区的外来地名已被革除，东南沿海地区也在逐步清理之中。为了祖国的主权和尊严，他正以耄耋之年从事南海诸岛地名问题的研究。

　　呼吁和扶持地名学的建立。早在１９３９年《中国分省新图》第４版序言中，曾世英就提出了实现地名标准化、仿效欧美国家设立地名审查委员会的想法。１９６０年在第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他作了《地名学应作为一个空白学科来建设》的书面发言，呼吁顺应世界学术潮流，建立中国的地名学，以提高地名译音的质量。１９６２年又与杜祥明合作，在中国地理学会年会上提交《地名学的国际现状与研究方向》一文，引起国内对这门新兴科学的关注。６０年代以来，曾世英潜心研究地名学理论，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还不遗余力地扶持学科建设。１９７９年《地名知识》杂志公开发行和１９８９年创刊１０周年之际，他分别撰文祝贺。８０年代初，又多次与年轻同志一道，深入东南沿海和西北内陆调查地名，随后又担任了３１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辞典》总编委会副主任委员。１９８２年，他以８３岁高龄登上大学讲坛，为北京师范学院地理系开设的《地名学讲座》授课。１９８３年，曾世英和林超、褚亚平、陈桥驿等２０余位学者，提出成立中国地名学会的倡议，并作为筹备者之一奔波操劳。当１９８８年中国地名学研究会成立后，他又被推举为名誉理事长。１９９０年８月，年已９１岁高龄的曾世英又不辞辛劳地奔赴西安，参加城市地名管理学术研讨会。他为我国现代地名学的发展所作的艰苦努力，赢得了后学者深深的钦敬。

　　努力推进中国地名的国际标准化。用罗马字母拼写我国地名，是实现中国地名国际标准化的需要，但以往没有统一的标准，致使同一个中国地名在不同的罗马字母文字里拼法各异。曾世英在５０年代后期的研究工作中，就较早地致力于消除这种混乱。他认为，威妥玛式拼法虽然在国内外已沿用了１００多年，却并不完全符合汉语的读音规律，１９５８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后，就应当用来取代包括威妥玛式在内的各种外来拼法，扫除半殖民地时期遗留下来的文化侵略的残迹，从而正确地、统一地拼写我国的地名。１９７４年和１９７７年，地图出版社相继出版汉语拼音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集》，曾世英积极为编纂工作出谋献策，他所倡导的按照《汉语拼音方案》拼写汉语地名、依据音译转写法拼写蒙、维、藏语地名，在科学性和适用性方面，获得了国内外人士的赞赏和支持。１９７７年，联合国第３届国际地名标准化会议以绝对多数通过了我国的提案，“以汉语拼音字母拼写的中国地名作为罗马字母拼写法的国际标准”，曾世英对此具有不可湮没的开拓之功。有人认为，威妥玛式至少在英语中根深蒂固，如果中国地名放弃这种拼法，会给国际交流造成很大困难。曾世英为此撰写《中国地名的罗马化》一文，分析了在欧美颇有盛誉的《泰晤士世界地图集》对中国地名的拼写情况，以统计数字有力地驳斥了上述谬论，阐明了废弃威妥玛式拼法的历史必然性。该文由我国代表在１９７７年２月纽约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会议上散发，进一步增强了国际上对我国确定的地名罗马化方针的支持。

　　关于为外语读者服务的我国地图上如何拼写地名通名，存在着按外语意译和按《汉语拼音方案》拼音两种主张。曾世英１９８７年在《地理学报》发表《试论我国地名的罗马化》一文，认为只有采取本国的拼写形式，按照《汉语拼音方案》拼写，才符合推行单一罗马化的要求，并根据多种外国地图统计证明，通名从音符合欧美制图习惯。针对“外交文件中见过的通名意译写法不宜改变”之说。１９８８年７月在中国地名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曾世英又宣读了论文《再论我国地名的罗马化》，以中国与缅甸、巴基斯坦、阿富汗、蒙古４国边界地图上出现的通名统计证实，按原语拼音是主流，而以外文意译是例外，力主在代表国家版图的地图上，通名采取拼音而不从外文意译，以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回顾中国地名国际标准化的进程，我们不能不铭记曾世英为此倾注的满腔热情和他所付出的巨大劳动。

Answer 3

当时以清朝的翻译为蓝本。很多都是音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