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子良，字云英，齐武帝萧赜的次子，太子萧长懋同母弟，《南齐书》。卷四十和《南史》卷四十四有传，生于宋孝武帝大明四年（侧）。武帝即位，封为竟陵郡王，都督南竟、竞、徐、青、冀五州，任征北将军、南竞州刺史。永明二年起，先后担任护军将军、司徒、尚书令、都督扬州诸军事、扬州刺史、中书监、太傅等职。隆昌元年（494）夏四月卒，年35。萧子良门下文士甚众，永明五年开鸡笼山西邸，游者更多，其中著名者为“竟陵八友”：沈约、谢朓、王融、萧衍、任随、范云、萧琛、陆倕。梁元帝萧绎《金楼子·说蕃篇》说：“竟陵王萧子良，开私仓赈贫民，少有清尚，礼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倾意宾客，天下才学，皆游集焉。善立胜事，夏月客至，为设瓜饮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贵辞翰，皆发教抄录。居鸡笼山西郧，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论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段话。陈寅格先生《四声三问》说：“南齐武帝永明七年二月二十日竟陵王子良大集善声沙门于京邸，造经呗新声，实为当时考文审音之一大事。在此略前之时，建康之审音文士及善声沙门讨论研求必已甚众而且精。永明七年竟陵京邸之结集不过此新学说研求成绩之发表耳。此四声说之成立所以适值南齐永明之世，而周颐沈约之徒又适为此新学说代表人之故也。”他认为永明声律论是竟陵王门下文士们的集体创造，周颙、沈约是这一新学说的代表人物。永明声律论的基础是辨析四声，以上周、沈之书即是辨声的著作。然而周颐的《四声切韵》、沈约的《四声谱》今已不传，即令有人认为日僧空海《文镜秘府论》天卷中的《调四声谱》是沈约原书中的一部分，亦只有吉光片羽了。今天我们要了解永明声律论，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有一段话倒很值得研究：“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这是沈约自己说的有关声律的一段很重要的文字。“由乎玄黄律吕”二句，是说颜色声音各随物所适宜；“欲使宫羽相变”四句，是说应使高低轻重不同的字音互相间隔运用，使语音具有错综变化、和谐悦耳之美。所谓“浮声”、“切响”，指字音的声调不同。大约浮声是指平声，切响是指上、去、入三声，即后人所谓的厌声。浮声切响，大概同于《文心雕龙·声律篇》的“声有飞沈”的说法。《声律篇》说：“凡声有飞沈，响有双叠。……沈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解释为：“飞为平清，沈谓仄浊。一句纯用仄浊或一句纯用平清，则读诗亦不便，所谓沈则响发而断，飞则声肠不还也。”这个说明是比较可信的。沈约要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就是规定平声与上去入三声，必须间隔运用，取得声调的变化流美，和谐动听，避免刘韶所说的“沈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陋不还”的毛病。“一简之内”四句，和《南史，陆厥传》的“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意思相同，都是强调五言的一句和一联中的字音必须有变化。沈约所说的“八病”，就是这四句的具体注脚。所谓“八病”，是指在创作中区别四声、具体运用时应当避免的八种弊病：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大纽）、正纽（小纽）。按照八病的严格规定，就能做到“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了。关于沈约的“八病”说是有争议的，因《南史·陆厥传》只提到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四种名称，钟嵘《诗品序》只提到蜂腰、鹤膝两种，全部八种名称到了宋代李淑《诗苑类格》才见，因此招致后人的怀疑。但考沈约定八病之说，唐人颇多称述。如卢照邻《南阳公集序》说：“八病爱起，沈隐侯永作拘囚。”皎然《诗式》说：“沈休文酷裁八病，碎用四声。”唐代距齐梁近，这种说法应当是可信的。又《文镜秘府论》天卷引沈约《答甄公论》说：“作五言诗者，善用四声，则讽’咏其流靡：能达八体，则陆离而华洁。”而日僧空海《文镜秘府论》西卷述及病犯时，有“八体、十病、六犯、三疾”诸名，知八体即八病，可知沈约自己也提到八病。八病中i前四病是声调方面的忌病，后四病则是声母和韵母方面的忌病。“四声八病”，是永明声律论的主要内容。永明声律论形成之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钟嵘《诗品序》言及此事时说：“王元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三贤咸贵公子孙，幼有文辩。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梁书·庾肩吾传》也说：“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足见当时文坛上讲求声律的风气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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