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三部曲》包括《家》、《春》、《秋》三部连续性的长篇。其中《家》的艺术成就最高，是巴金的代表作。
《激流三部曲》主要从“五四”新文化思潮与封建家族制度剧烈冲突的角度，描写青年反抗家庭的革命，控诉了封建大家庭的罪恶。小说多侧面地暴露了宗法家庭统治者的顽固和专制，以及“长子继承制”的内在矛盾，揭示了封建家庭父辈人物伦理道德的虚伪和沦丧；歌颂了受新文化思想激荡的子辈人物的叛逆行动，表现了青年女性的悲惨命运，以及她们的觉醒与抗争。《激流三部曲》在现代长篇大家庭衰败史小说中占有显著位置。
小说写了高老太爷、克明、克安、克定、周伯涛、觉新、觉民、琴、梅、瑞珏、鸣凤、淑英、淑华等许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其中，觉慧是封建宗法伦理文化的幼稚而大胆的叛徒，是“五四”文化思潮培育的大家庭逆子的新典型。觉新是三部曲中写得最成功的人物形象。他是宗法制大家庭溃败过程中的“长子”典型，性格复杂，徘徊挣扎于多重人事矛盾和精神冲突的漩涡之中，负载着极为深刻的时代的和历史的文化内涵。高老太爷是大家庭衰败过程中的封建专制家长。他的威权受到来自“败家子”和“叛逆者”两方面的挑战。他在内心矛盾痛苦中死去，象征着一种制度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这些都与现代文学中的同类人物（如曾皓、蒋捷三等）见出不同。
《激流三部曲》把现代小说自郭沫若《漂流三部曲》开始的“三部曲”形式推向成熟，为现代小说形式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家》以抒情笔调，运用心理分析和内心独白等多种艺术手法，成功地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扩展了现代小说人物创造的“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的审美思想。《春》和《秋》中，家庭日常平凡琐细的生活描写，逐渐取代了单纯直露的情绪抒发，预示着巴金艺术风格的转变。
巴金的作品激动了几代人的心灵。他的作品爱憎分明，总能给予读者一种精神的鼓舞，奋斗的力量，伴随读者去推毁旧的世界，催化新的萌生。一个世纪以来，巴金始终生存于崇尚理想、追求光明、坚信未来必胜于现在的精神空间里。这使巴金的创作带上了鲜明的崇高品格，他总是在作品中叙说信仰的力量，呼唤春天，讴歌理想、赞美未来。他的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总是太阳、星光、明灯、圣火等充满光与热、能给人带来信心与力量的意象。在巴金的笔下，英雄们的思想境界是高尚的，爱情是高洁的，他时时在传递着一种美好的信息，即不合理的制度和罪恶的势力终将退出历史舞台。许多读者正是读了巴金的作品而选择抗争选择奋斗，从而开始不懈的追求。当年奔赴延安的进步青年，许多是由于读了巴金的作品而走向革命道路的。
青年时期的巴金（1923年，巴金19岁），跟他三哥冲破令人窒息的封建大家庭，乘船来到上海南京求学。4年后，苦闷的巴金又踏上了游学法国追求光明的征程。在法国，本想学经济学的巴金却深深地迷于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契诃夫、左拉等文学大师的作品中。文学穿透心灵的深沉力量给了巴金些许的慰藉，然而，这并不能抹平巴金心中的创伤和痛苦。正如巴金所讲：“我想到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希望和挣扎，我想到那过去的一切，我的心就像被刀割着痛，那不能熄灭的烈焰又猛然地燃烧起来。为了安慰这颗寂寞的年轻的心，我便开始把我从生活中得到的一点东西写下来。”于是巴金的第一部小说《灭亡》诞生了。《灭亡》的主人公杜大心是一个充满矛盾、有着忧郁病态性格的青年。巴金通过这一人物的塑造，“真实地暴露了一个想革命而又没有找到正确道路的小知识分子的灵魂。”巴金这一名字也随着《灭亡》的问世而为人们所熟知。《灭亡》的成功，使巴金走上了职业作家的道路。
中年以后的巴金，他强烈的激情以及对于理想世界的渴望，使他成为“五四”青春精神的最好象征。无论是《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还是《寒夜》，都曾经以真诚强烈的感情色彩，激动了几代人的心灵，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在这些作品中，他善于在娓娓动听的叙述和真挚朴实的描写中，倾泻自己感情的激流，以细腻独到的艺术魅力直逼人心。他还善于撷取典型事件，营造典型环境，塑造出性格迂异的人物形象。比如《家》中人物觉新，便是一个典型。巴金不只一次地说过：“觉新是我的大哥。”觉新性格软弱，逆来顺受，是新旧交替时代的过渡人物，他是高氏家族第三代中的继业者，他不忘长房长孙的地位，不忘光宗耀祖的责任，在持家继业中，他充当了封建宗法制度和礼教的维护者。但他又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只因高老太爷想抱重孙的愿望就断送了他继续深造的前程；只因双方母亲在牌桌上的摩擦，就毁弃了他和梅芬的婚姻。“五四”运动的爆发和新思潮的冲击，唤醒了他“人”的意识。他对封建家庭的腐败和自己屈辱的生活深感不满，但他在新与旧的秩序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他一面维护着旧家庭，一面又不满旧家庭，甚至也不惋惜它的溃灭；他一面受封建礼教的残害，一面又帮助封建家长做着害人的事情。他变成了一个两重性格的人：在旧家庭里他是一个暮气十足的少爷；他跟他的两个兄弟在一起的时候他又是一个新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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