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轻商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Question

如题所述

Answer 1

关于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重本抑末问题，我们几乎在任何一篇有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大多是类似这种几乎众口一辞的论调：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农轻商的社会，中国的历朝历代都对商业的发展采取打击压制之能事，在中国古代，纵使商业有发展，那也是在官府的层层控制剥削之下，因此就算有商业繁荣也是畸形的虚假的繁荣。

许多文章著作都描绘了这样一副恐怖可怕的情形：如曹三明“苛刻细密的刑律象一面罗网，工商业者动辄犯禁，本来具有广阔发展前途的商品经济被死死禁锢在狭小的领域；残忍酷烈的法制又象一座牢笼，人民群众被关锁其间，没有丝毫的权力和人身自由。正由于这些缘故，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处于艰难竭蹶之中”[13]

张国臣说“封建专制的统治基础完全依赖于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它完全可以抛弃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不需要为巩固自己的统治而去扶植它。相反，它为了保护自己的统治基础从一开始就反对财富的积累和工商业的高度发展，对于工商业采取限制和打击的政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是在封建专制制度的严格控制和打击的夹缝中产生、发展的。因此决定了它一开始就不能象西方资本主义萌芽那样茁壮成长”[14]

黄凤兰“完备的封建君主制度和重农抑商的经济意识，一定程度上禁锢了广大农村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在忠君思想和重农思想的长期熏陶下，中国劳动人民安于天命，乐于闭塞的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轻视工商业，”[15]

总而言之，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压制商业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不起来，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大部分人那里，中国自古以来重农抑商的观念大概已经成了一加一等于二那样显然的不言自明的事情。

然而这样的看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事实呢？

为了分析方便，我们不妨看一下曾兆祥著的《中国封建社会的轻商思想和抑商政策》[16]一书，这本书应该说比较系统地把认为中国古代重农抑商的那些事实和理由集中了一下。

如果总结一下的话，曾兆祥大抵是从如下两个方面论证的。

第一、中国自古以来绵延不绝的重农轻商，重本抑末的思想言论。

第二、历朝历代的抑商的政策

但是仔细考察一下就可以发现，从这两点来得出中国古代就是重农抑商的结论是很难成立的！

一、“重农轻商”思想是否能推出古代重农轻商的事实？
首先，以第一点来说，尽管光列举出来的人物就有战国时代的商鞅、荀况、韩非子，西汉的晁错，东汉末年的王符，魏晋时期的傅玄等等，而唐宋明时期宣扬重农抑商、重本轻末思想的更是不乏其人。

但是一方面就这些思想言论本身来说，这样的论证似乎恰得其反，中国历代宣扬重农抑商的思想从来没有断过，这个事实与其说是证明中国古代重农抑商，倒不如说证明中国古代大部分时间都是商重农轻的社会现实。思想言论总是要针对现实而发，如果中国社会是重农抑商已经成了事实，那么那些言论大概就成了无的放矢，没有意义可言的议论。比如这个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都是人人向雷锋学习，这意思是大部分人都离雷锋差的远，而并非是大部分人同雷锋一个境界了。同样，正是中国古代大部分的思想家文人学者所看到的社会现实是重商抑农，商重农轻，商业高度发展，农业相对萎缩，所以他们才一次又一次的提出宣扬要扬重农抑商，来扭转改变社会的趋向，但结果却不过是一次次又一次的徒劳而已。

凡是提出重农抑商的那些思想家和文人，他们在提出他们的观点的时候都几乎列举了大量商重农轻的社会现实，应该说他们的记载是真实的，他们的议论主张并非是无的放矢的废话，而是紧密针对他们所处社会的真实现状。

不妨列举几个有代表性的言论

晁错的《论贵粟疏》中说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17]
再看东汉的王符《潜夫论.浮侈第十二》

“今举世舍农桑，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今察洛阳，浮末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者什于浮末。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18]

很显然他们所描写的社会现实很难说是重农抑商，恰恰相反，是一个商重农轻，重商抑农的社会。

更进一步的说，从另一方面讲，如果考察一下历史就可以发现，中国固然历来就不断有人提出要重农轻商，重本抑末。但与之相伴的还有连绵不绝的“不与民争利”的思想。如果说重农轻商的言论往往针对的是商重农轻已经成为严重问题的一个社会。那么不与民争利的思想本身就作为一种政治原则甚至政治哲学规范约束统治者的行为，往往是统治者稍微有与民争利的倾向与主张，就被不与民争利的思想档了回去。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农思想往往同不与民争利的思想是互补结合，而并非矛盾对立的关系

根据钟祥财《论中国历史上反对“与民争利”的思想》[19]一文，中国“不与民争利”的思想，可谓渊远流长。

早在周厉王(公元前877～前841年在位)，大夫芮良夫对朝廷将要任用荣夷一事提出批评的时候，这种思想就已经相当明确！在芮良夫看来 “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胡可专也……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其极……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他这里所反对的“专利”，很明显是反对任何个人包括国王在内垄断某个领域的经济利益。

战国时的孟轲进一步阐述了这个思想。他在回答梁惠王“将有以利吾国乎”的询问时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日‘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很显然孟子这里所说的“何必曰利”是针对统治者、针对王而说的，意思是作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不应该和普通人一样，把利成天挂在嘴边，如果政府和普通人民互相争夺利益，那么国家就危险了（“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而孟子是不反对普通百姓追求经济利益的，从他主张“制民之产”的思想倾向来看，就可以说明问题。

到了西汉时期，司马迁的思想更加系统化条理化，他说：“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明确把政府和人民争夺经济利益当成是最下等的经济政策。如钟祥财所说，司马迁“这段话不仅构成了‘与民争利’一词的直接来源，而且给出了历代思想家对这种行为的基本价值判断”。

董仲舒则是明确运用“不与民争利”这一术语的人。他把“不与民争利业”作为限制统治阶级政府成员的一个基本原则(另一举措是限田)。甚至把“不与民争利”的思想上升到自然秩序自然哲学的高度。他说：“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之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则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20]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大自然不会对谁有偏爱，给了一种生物以尖利的牙齿，就不给它以角，给了它翅膀就只让它有两条腿。接受了大的利益和好处，就不能再去接受小的利益好处。受大不得取小，这是和天一样的意志。显然这段还是针对统治者说的，意思是他们既然已经拥有了政治上的权力（受大者），就不应该再和普通人民争夺经济上的利益（不得取其小）

所以董仲舒主张：“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写道：“故明圣者象天所为，为制度，使诸有大奉禄，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利业，乃天理也。”[20]

这里董仲舒把不与民争业，不与民争利上升到上天之理，天理的高度，并且认为，应该制定法律，把它作为制度固定下来。
钟祥财说“在西汉始元六年(公元前8l年)召开的盐铁会议上，‘与民争利’首次作为官府参与经济事务的代名词而受到公开的谴责。作为国家经营工商业政策的批评者，贤良、文学指出：‘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为什么会发生‘与百姓争荐草，与商贾争市利’的情况呢?贤良、文学认为：‘无用之官，不急之作，服淫侈之变，无功而衣食县官者众，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19]

以后历朝历代，反对与民争利的思想言论，可以说层出不穷。比如宋代的范仲淹说“天地之利，以养万民也，……有司与民争利，作为此制，皆非先王之法也。及以官贩之利，较其商旅，则增息非多，……尽使行商，以去苛刻之刑，以息运置之劳，以取长久之利””。[21]

钟祥财还介绍了苏轼的观点。“苏轼对国家干预经济的做法不以为然，认为‘以万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财’有违于藏富于民的古训。在他看来， ‘田畴辟，沟洫治，草木畅茂，鸟兽鱼鳖莫不各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事也，曾何足以累陛下。陛下操其要，治其本，恭其无为，而物莫不尽其理’。他强调政府与民间有不同的分工， ‘各有其分，不可乱也’，政府治理国家需要花费很大精力，因此不应该再去参与民间的经济活动， ‘责重者不可以不逸，不逸，则无以任天下之事，责轻者不可以不劳，不劳则无以逸夫责重者，二者譬如心之思虑于内，而手足之动作步趋于外也’。”[19]

到了明代，类似论述也是遍地可见，比如钟祥财引用了明代吕坤的看法，但实际上如吕坤相同的看法一抓一大把，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

很显然，中国传统思想中这种与重农思想结合的反对与民争利的思想和某些论者所谓的中国传统思想就是压制私人商业发展的观点是有本质性区别的。之所以许多人对这点忽略不顾，不能不说是某些人长期选择性失明导致的结果。

二、怎么看待所谓历朝历代的抑商政策
这一点或许是更有实质意义，更被一些人津津乐道拿来作为证据。但如果考察一下实际情况，就可以发现事实远非一些人想象的那样。

总的来说，所谓的抑商政策无非就是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某些所谓的贱商轻商的命令规定；

第二、对富人进行强制迁移和强制剥夺财产的国家行为

第三、国家对私人商业的控制和管理。

以第一点来说，最多被人引用的大概就是这个：汉高祖九年，诏令“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絺紵罽，操兵，乘骑马”，还有明朝初年，朱元璋也曾有过类似规定。但把这样的规定拿来作为抑商的证据，是相当可笑的。难道限制商人穿什么衣服，就能起到限制商人势力发展的作用么？这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这许其说抑商贱商轻商的表现，不如说在抑商贱商轻商中无能为力，不如说商人势力的增长和地位的高大导致统治者不得不制定这种自我安慰自我欺骗的政策。如果这样一种完全流于形式表面的政策真能发生什么实际的效力，那才是滑天下之大稽。即便曾兆祥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主要是统治阶级内部醉心于经商牟利的人越来越多，社会趋利爱钱的风气不可抑制的发展，贱商令逐渐徒具空文”[16]

更何况根据《“编户齐民论”的剖析》一文的分析“此令发布于高帝八年，其背景是经过秦末大乱，楚汉相争，国家贫弱，“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但另一方面“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物，物踊腾耀”(《史记·平准书》)，故汉高帝运用政治手段压抑经济势力，不是把贾人贬为贱民。何况公元前199年这道诏令并不能影响到十几年前秦朝末的贾人。相反的，战国至秦，商贾的身份地位绝对不低，且不论吕不韦、乌氏倮、巴寡妇清等特例，一个商业极其发达的时代，从事商业者大概不可能是贱民身份的人吧?”[22]

还有常拿来做论据就是“汉武帝时，复规定：‘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 不过从一些人一贯的逻辑来看，这样一个法令也很难和抑商联系起来。因为许多人一贯的观点是商人购买土地，转化为地主，阻碍了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以此观点来看，这个限制商人购买土地的法令，似乎不但不是抑商，相反应该是有利于商业发展的。
至于第二点，强制迁移和财产的强制剥夺，应该说确实更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举措了。但是否就可以拿来当成中国古代抑商的证据呢？事实上也很难这么来说。我们不妨来看看曾兆祥列举的一些事实。“秦始皇初灭六国，曾命令天下豪富十二万户迁徙到关中新区，即咸阳。一部分到巴蜀。被迁的大都是领主残余和富商大贾”“汉高祖就位以后，采取就类似措施，迁移齐楚五个大族人入关中”[16]p80。当然后面还有明太祖也曾经实施过类似的移民政策。

对这些事实应该怎么看，首先这种移民政策，很难说就是抑商的表现。事实上它对地主的打击似乎远比对商人的打击要大的多。作为商人来讲，本身就有一定流动性，这样的移民措施对他们的影响并不会太大，而地主则不一样，一旦移民，原来田土宅地就完全丧失，损失更大。

其次即便它真的对商人造成影响和冲击，但把这些例子当成中国古代抑商的证据，也是很牵强的，因为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里，总共也不过就能找出这么两三个例子，完全是某个时代个别的案例，所造成的影响都局限在一个比较短的时期内，根本不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用这些个别的短时间内的例子来概括整个中国古代社会，未免是有些以偏概全了。

再说第三点，也就是国家对私人商业的控制和管理。但拿这一点来作为中国古代政府实行抑商政策的理由显得更为牵强。首先中国古代，政府官方对私人商业控制和管理的程度是否有一些人想象的那么严重厉害，这是很成问题的。至少现在已经有许多研究表明事实可能是正好相反的。比如黄仁宇对明代财政的研究就表明明代的时候政府对私人商业的控制是相当的无力和软弱的，在很多情况下都接近于放任自流。至于以前朝代，国家对私人经济的控制可能确实比明朝强一些，但那些政策在中国历史上是否具有某些人所说的那么大的意义，那么深远的影响，是否比起西方近代时期政府的控制更加厉害，也是一个问题。而最重要的一点是，进一步的分析，让我们对重农抑商的概念理解本身就产生了困惑，按照一种方式的理解，政府对私人商业的控制本身恰恰是重商的表现，而非抑商。

通过上面这三点的初步分析，显然我们说认为中国历朝历代实行的就是抑商政策，这样的论断是缺乏充分的理由和根据的。尤其对最后一点的分析就更告诉我们，在重农抑商的概念本身没有得到澄清的情况下，空洞的谈论中国古代究竟是否实行重农抑商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只会让人头脑更加混乱而已。

所以我们下面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澄清概念！

Answer 2

宋朝是中国古代唯一长期不实行"抑商"政策的王朝。宋朝开创以来，即治坑矿、组织茶盐开发。因而大量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的农民投入商业手工业中，民间经济受到刺激，突飞猛进。创造了空前的财富与繁荣。在宋朝立国之初，宋太祖赵框胤就号召人们"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太宗也曾下诏"令两制议政丰之术以闻"，令官员们研究理财求富之道。宋神宗则认为"尤先理财"，发过"政事之先，理财为急"的诏令。这些政策导向使商业大潮兴旺，商贸高速发展，钱庄业迅猛发展，促使宋朝在世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最早的纸币和银行。银行可以贷款、异地付款。北宋时期就大量开采金、银、铜、铁、煤等矿藏，全国各地也出现了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制造工厂和加工工厂。如造船厂、火器厂、造纸厂、印刷工厂、织布厂、各地的官窑等。厂里的工人按期领工资。南宋时的军器所工匠竟达七八千人。造会子局，有徒工一千二百余人。绫锦院织工达到四百余人。除公办的工厂外，一些私办的工厂也相继大量的出现与繁荣。因为经济的空前繁荣，宋钱币铸造量非常大，如宋神宗时全国年铸币506万贯。（唐朝最盛的开元盛世年铸币32万贯）。
明代自弘治以来断续出现，并逐渐高涨的重商恤商思想，历经六七十年的酝酿，是在隆庆中后期才被朝廷认可，并对原有的病商扼商政策作了较大幅度调整。直到这个时期，官方才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扶助商业使之繁荣兴旺，货畅其流，对社会民生以及充实国力，都具有重大的意义。②当然，也必须看到，明中叶以后的赋役制度、户籍制度已经到了山穷水尽，本身颠错混乱，难作为稽考的凭据；而且已经和当时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总趋势背道而驰。要使用这些过时的腐朽绳索捆绑住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限制它的变化，必然是徒费心机。事实上，当时城市镇墟工商业正在突破传统的高压而茁壮成长，并不断从农村搜购原料和吸收劳动力，同时亦将一些生产资料和消费商品提供给农村。部分地主将土地投资转为工商业投资，部分农民弃本就末，力图在城镇工商业、运输业中谋取枝栖，这已经是无可逆转的潮流。在农村由丈量土地、调整负担，到逐步推行重新编征赋役的一条鞭法，与在城镇制订和推行资商重商的政策，本来就是隆万经济大改革的两翼。只有从宏观的大视野角度来观察，才可能从本质上理解高拱和张居正等重商主张的原委，理解这样的政策，之所以在隆庆中后期到万历初期能以朝廷法令推行的原因。
“万历时代”时“非君浪潮”高涨，民本主义盛行，是封建皇权统治遇到极大冲击挑战的时代。“万历时代”是资本主义萌芽方兴未艾,是蕴育新型生产关系的时代。“万历时代”是市民社会发展，市民力量壮大。首次出现了市民力量和封建统治斗争的时代，是社会动荡和蕴育社会变革的年代。万历年代大科学家纷纷出场，出现了方以智、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五位科学巨人以及朱载堉、李之藻，王征等众多科学家，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华夏科技文明再次站在世界高峰。“万历时代”李贽等大思想家纷纷涌现，政治社团纷纷出现，学派繁荣。是传播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的时代。
万历年代出现了徐谓和董其昌等顶级书画家，是个艺术蓬勃发展的年代。“万历时代”市井文学灿烂，出现了世界级的戏剧家汤显祖，是个文化事业昌盛的时代。

“万历时代”是彻底击败日本，昂首东方，是中华帝国最后一次辉煌的年代。 万历也是满清初起，世风堕落、思想多元化。危机和挑战并存的时代。

“万历时代”的生机活力比死气沉沉的康乾盛世强百倍，明朝的文治武功到了顶点，是中国历史的岔路口。

在矿产业方面，满清统治者的做法与航海贸易极其类似。
农是根本，这的确不错，然而死死抱住这一条，让民众老老实实地经营土地，限制商业，不准开矿，却成了满清统治者的一种“传家法宝”。为开矿一事，满清统治者的心态十分犹豫，从动机上来看是尽量限制，为此从清初一直争论到十九世纪初，开矿与禁采，反反复复，总的原因是民间的渴求极强，而清庭的担心顾虑也极深。这种担心顾虑，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现在影视媒体上被吹得浑身发光的雍正皇帝，他在即位的第二年，否决了两广总督有关在广东开矿的奏请。在传谕中，先是讲了一通“养民之道惟在劝农务本”之类的大道理接着就说矿场是“各省游手无赖之徒望风而至”的场所，必然会难辨奸良，成为不安定因素。对于开矿带来的税收，作为皇帝的他根本是看不上的，因为“朕富有四海，何藉于此？”
满清统治者们对开矿一事十分谨慎，除担心矿场杂人易生事外，还担心开矿很冲了他们的“龙脉”和“地气”。如乾隆五年允许召商采煤，而大臣说服皇帝的理由首先便是“无关城池龙脉”。需要说明的是，允许采煤的这一年已经到了1740年，距明崇祯皇帝吊死煤山已经近一百年！

但不要以为此后在开矿上就一路绿灯，一朝天子一朝思路，1799年的嘉庆四年，乾隆刚死不久，嘉庆皇帝就下令禁止在畿辅开采银矿，理由酷似他的爷爷雍正那一套。历史真会玩戏法，直让后人感到悲哀与无奈！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Answer 3

我也想知道真正正确的答案。
我自己的理解是，当时的商业不稳定，盗贼土匪等都可使商人倾家荡产，战乱兵变也能让商人吃到苦头（加大税收），当改朝换代的时候 商人也得跟着 转变。
如果当时有现在的保险和安全机制的话 估摸应该商人能很NB。（完全是个人意见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