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的一天，中国历史博物馆来了一位河北人，他想把一块“成吉思汗圣旨金牌”卖给博物馆。然而博物馆工作人员认为牌子是赝品，拒绝了。就在此人拎包要走的时候，馆里著名鉴定专家史树青先生恰好走进来。史先生看过此牌后如获至宝，断定此物绝非赝品。然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还是坚持自己的判断，这让已经76岁的史树青非常失望。
不过老爷子并不甘心，他请卖家吃了顿午饭，谈话间探知他买腰牌花了8000元，而博物馆只要能出9000，他就会出手。史树青不想错过这个宝贝，于是下午上班时带卖家去见博物馆馆长。谁知馆长看了腰牌后，也对腰牌的真伪存疑。老爷子一气之下想自己买下腰牌来收藏，可博物馆又有规定，文博人员严禁私自收藏、买卖文物。难道要眼睁睁看着宝贝从自己眼皮子底下溜走？老爷子非常执着，他追出去跟那人要了联络方式，并请他暂时别出手，给他几天时间。
为了这件事，史树青先生专门去找了国家文物局局长，希望他亲自出面从卖主家乡河北省的文物部门那里了解下这块腰牌的背景。电话中得知，原来这块腰牌是河北廊坊文物商店大城县收购站从一个盐山县农民手中买来的，卖主也曾找过河北省博物馆，只是河北省博物馆也认为东西不真，没敢收。
这么多人都说腰牌是假的，唯独老爷子一人咬定此物为真，且毫不动摇，只是因为他觉得大家对这一稀罕物件不了解。“圣旨牌”是蒙古国皇帝的信物，一般与圣旨同行，见牌如见皇帝，是圣旨真实性的重要佐证。留存于世的很少，而成吉思汗时期的更是仅此一枚。
为了证明金牌的真实性，史树青先生专门撰写了成吉思皇帝圣旨金牌考一文，文章有理有据，考证严谨充分。终于，一年多以后，在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下，这件腰牌获得了承认，并被收入中国历史博物馆中，而此时它的价格已涨到25000元。
史树青先生锲而不舍的精神、渊博扎实的知识以及锐利异常的眼光让人着实非常佩服。然而就在这件事情发生后不久，一场“金缕玉衣造假事件”，让老爷子名誉扫地，沦为众矢之的。
那是2002年，一位叫谢根荣的奸商为偿还银行贷款，花2万元买来一些残次的玉片及铜丝，让北京中博雅文物鉴定中心主任牛福忠依葫芦画瓢，编制出一张金缕玉衣。随后，谢根荣又请来中国收藏家协会会长史树青、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伯达等5位顶级专家对这件玉衣进行鉴定。可笑的是，5名专家围仅仅绕着玻璃柜内的假金缕玉衣转了几圈后就写下了鉴定证书，并估价24亿元之巨。
当事人杨伯达曾回忆说：“前后几十分钟，就走了一趟，看了看。也没有从玻璃柜里拿出金缕玉衣，拿出来也不方便。大家就看一看，看完该签的签，签完就吃个饭嘛！”如此草率、不负责任的行为，他说得轻巧至极，而且也似乎“忘了”提及那几十万的“评估费”。
接下来的一幕，相信这五位专家也不会想到。这个谢根荣居然会拿着这张签有5位顶级专家姓名的鉴定书跑去银行贷款，并成功地以2万块钱的金缕玉衣为抵押骗贷近7亿元。6年后，事情败露，谢根荣被判无期。
因为没有证据显示五位专家事前知晓谢根荣的骗贷目的，同时也没有证据显示他们故意抬高“古董”的价值，因此他们无需对此案承担刑事责任。一定要找个解释的话，那就是学艺不精，鉴定水平有限。而当时，史树青先生更是已于一年前去世。
这件丑闻严重打击了藏家们的信心，让古玩界产生大地震，包括史树青在内的五位顶级专家则被口水淹没。他们有心也好，无意也罢。总之，收藏界一片乌烟瘴气已成事实。
马未都马爷后来谈及此事时说，在他认识的中国文物界顶级泰斗中，史树青先生学问第一，简直就是活字典。但人一老，体力和心力都会不可避免地退化，判断力就会彻底往下走。所以他认为，70岁以后的人最好就不要在社会上出具文物鉴定报告了。而当时史树青先生已经80岁了，按马爷的标准，他已经严重超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