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的异同

如题所述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历史传统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作为文学史上两种基本的创作方法,各有特点和长处。它们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反映了社会生活,使得古代文学出现了许多具有不同特色、不同风格和色调的作品,丰富了文学的宝库,满足了人们多种多样的艺术欣赏的需要。

在文学发展的历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虽是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但却经常联系和结合在一起,而不是互不相关,更不是互相排斥、各不相容的。

在反动的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里,人民的进步理想和黑暗的社会现实之间是矛盾对立的,许多作家不能在生活中找到实现自己理想的社会力量和正确的道路,因而当他们反映生活的时候,往往不是偏重于暴露现实的黑暗,就是“宁肯弃现实而取幻想与梦想”①。这是形成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的社会的和历史的原因,但是,也应该看到,就历史发展的总的进程来看,理想和现实是对立统一的。即使在旧时代,黑暗的现实本身就在激起人民对美好理想的渴望,而理想又反过来引导着、鼓舞着人民参与变革现实的斗争,这种斗争又在不同程度上实现着人民的理想。没有理想,就不会有变革现实的斗争,也不可能有真正的革命实践来推动社会前进。所以,现实和理想往往在人民的革命实践中被统一起来。这就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常常联系在一起的现实根据。在旧社会里,固然有许多作家是远离人民的斗争的,但也有很多作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人民的斗争的影响,并且用自己的作品反映了这种斗争,或者不同程度地表达了人民群众渴望改变现状的要求与愿望。文学史上,反映人民的斗争和愿望的作品,往往有不少是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不同程度地结合在一起的。我国《诗经》中的《硕鼠》、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戏曲《窦娥冤》、《牡丹亭》等,都是如此。有许多民间传说,像杨家将的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白蛇传的故事等,都具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精神。特别是在社会革命运动高涨的时代,像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时期和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时期,或像我国“五四”时代,那时的文学,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往往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那些被卷入革命的漩涡之中或受到革命浪潮冲击的作家们的创作,也往往是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起来的。俄国的普希金和后来的革命民主主义的作家们是如此,我国的鲁迅、郭沫若也是如此。

就作家的主观方面来看,没有一个进步的作家是没有理想的。无论是屈原、李白、关汉卿、汤显祖、吴承恩,还是杜甫、白居易、孔尚任、曹雪芹等,就他们对社会的积极的、严肃的态度来看,可说都是现实主义者,从他们对理想的不倦的追求来看,又可说都是理想主义者。在创作方法上,有些作家,如前面所说,或偏重于刻划实际生活的典型画面,或着重于对理想的热情讴歌。但也有些作家,是把现实的典型图画和理想的境界熔铸在同一部作品之中的。这种结合,可能还不是有机的。但不能否认也有些作品是结合得相当好的,像《窦娥冤》和《牡丹亭》便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得较好的例子。在漫长的文学历史上,有许多作家和作品确实很难简单地划在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的范围内。正如高尔基所说,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作家,“我们就很难完全正确他说出,——他们到底是浪漫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在伟大的艺术家们身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好像永远是结合在一起的”①。高尔基还进一步明确地肯定:“这种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合流的情形是我国优秀的文学突出的特征,它使得我们的文学具有那种日益明显而深刻地影响着全世界文学的独创性和力量。”②不仅高尔基的看法是如此,前面提到的席勒的《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一文中,也曾提到:只有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紧密结合起来,才能产生符合“真正的审美标准”的作品。①以上的例证说明,在中外的文学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某种程度的结合,不是绝无仅有的。换句话说,历史上有不少优秀的作品,往往不同程度地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当然,在多数情况下。文学作品所采取的创作方法都是有所侧重,如有的是以现实主义为主,有的是以浪漫主义为主。这种情况,与作家所处的时代、个人的生活经历、创作个性和风格有密切关系,也同他们所选取的题材与体裁有关,原因是多方面的,要作具体分析。

文学史上这种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交错或有程度不等的结合的情况,我国古代有许多作家和评论家也做过不少的研究与探索。他们关于文学创作中的虚与实等问题的论述,对我们理解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很有启发。我国古代的评论家常用“虚”与“实”来表述两种不同的方法与风格,而分别以李白和杜甫作为代表。有不少杰出的作家、评论家,都认识到虚实是可以而且应该结合的,无论是李白还是杜甫,都是能虚能实,虚实结合的。明代的屠隆说:“顾诗有虚有实,有虚虚,有实实,有虚而实,有实而虚,并行错出,何可端倪!乃右实而左虚,而谓李杜优劣在虚实之辨,何与?”②可以说,作者在这里已经接触到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之间有密切联系的问题,虽然他并没有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样的词。关于理想与现实的不可截然分割的关系,近代的王国维也曾提出过一种说法:“有造境,有与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①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传统之所以特别值得珍视,是因为将二者结合起来,就能更深刻、更充分、更全面地反映时代,在艺术形式上也将更加多样化,对读者也往往具有更大的艺术感染力、更强烈的鼓舞力量。关汉卿的《窦娥冤》,真实地反映了元代的黑暗现实,充分地表现了被冤屈的窦娥的满腔怨愤和正义的最后得到伸张,深深地打动了千百万读者。作者在揭示现实的时候充满了强烈的爱憎,在人物及其与现实关系的描写中渗透着理想和热情。窦娥在临刑前对“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的黑暗社会,发出了激昂的诅咒:“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在做天!”这无情的揭露,激起了人们无比的愤怒;这惊天动地的反抗的声音,更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和巨大的鼓舞。

我国古典文学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交错的传统,是和文学历史一样久远的。从神话开始,经《诗经》、楚辞一直发展到近代,这一传统不断地在丰富着和发展着,而它在文学创作中的具体表现又是多种多样的。这些都还有待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总结。这种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交错的历史传统,发展到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就不能不在新的现实基础和思想基础上产生根本的变化。一九四二年以后,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指引下产生的一些优秀的作品,像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歌剧《白毛女》,小说《暴风骤雨》等,有的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倾向显著,有的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倾向明显。有的则兼有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特色。这正是说明: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指引之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武装自己的作家们,已经开始探索适应我国革命的新形势所要求的创作方法。全国解放之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时期。在这新的历史时期,随着社会制度的根本改变,人民群众的社会地位和精神面貌也根本改变了。他们进行劳动和建设。不再是为少数剥削阶级,而是为了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实现自己的理想。虽然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曲折,甚至会遇到严重的挫折,但曲折和挫折教育了人民,使他们更加坚定地为实现革命的理想而努力工作。因为,他们知道,每一项具体、切实的工作,都是通向伟大理想的一个阶梯。在这样的社会里,理想和现实已经不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可以通过革命实践求得一致的。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在每一项实际工作中被逐步地实现着,并且成为鼓舞人们前进的不可缺少的力量。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人民群众的思想和精神生产力也得到了解放。几千年的私有制度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正在被逐步地粉碎,劳动群众由于意识到自己的主人的地位,对自己的力量和革命的前途充满信心和自豪。因而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英雄气概,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发扬了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首创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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