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时代新媒体应用下政府治理的机遇
（ 一）政府决策智能化高效化
在决策管理模式层面，
5G技术使得政府决策转变为“政府-媒体”协商模式。在决策执行过程方面，智能化新媒体可对决策议程全方位感知，对推动政府理性决策、拓宽公民政治 表达渠道起到积极作用。在决策成效评估层面，个体网络行为大数据能及时转化为评估材料。
（二）
公共服务个性化多元化
政府作为管理者利用政务APP以及移动互联网泛在化的特点，将政务信息精准送达到个体手中。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将进一步丰富，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机器人的应用将成为常态，个性化多元化的服务流程将节约办事成本的同时提高办事精准度。
（三）社会治理数据化精准化
社会治理是指通过相关机构科学采集信息，整合数据，改善决策，解决社会问题，提升社会管理能力。新媒体对个体进行了赋权，使得知情权和表达权得到保障。政府同样可以合理利用新媒体进行数据搜集和整合，创新社会治理的手段，提升社会管理能力。
（四）舆论引导及时化灵活化
新媒体增加了网络社会中的意见领袖的声音，并成为影响公共政策的重要力量，甚至引导着整个网络舆情走势。另一方面，焦点事件发生后，新媒体可将网民的注意力迅速聚焦于焦点事件上，形成舆情聚合。政府可以用更加灵活的方式塑造公共文化，培育理性网络空间。
（五）形象建构互动化常态化
与时俱进的话语体系对政府形象传播扮演重要角色。以社会事件为例，新媒体在事件的潜伏阶段发挥着预警作用，加快事件的传播速度，扩大事件的传播范围，保证社会公众的知情权， 5G带来融合传播纵深发展，将推动政府形象传播实现全方位、广角度和多层次。
叁
5G时代新媒体应用对政府治理的挑战
（ 一）传播主体日趋多样化，网络素养参差不齐
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地位差异，网民代表了社会中某些重要的群体但并不是所有阶层，政府治理在收集网络信息的同时，要注意网络属性的参差不齐，5G时代确保网民素养均衡化发展，缩小网络鸿沟，是政府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
（二）传播内容富媒体化，监管难度进一步加大
不可忽视的是网民网络信息行为正在构成网络空间的数据，而这种数据是基于多样化的个体采用富媒体化的形式进行生产的，对于治理者而言，内容的监管难度加大，这将引起治理方式的变化，亟需从政府主导转变为政府与社会协同共治的数据管理模式。
（三）传播媒介融合化，跨屏多屏沉浸传播
5G时代沉浸传播将成为主要形态，媒介依赖下新型“容器人”将会诞生，现有的以平面信息和人际传播为主的内容监管审核机制和信息过滤技术，将难以满足5G时代立体信息传播的审核需求。基于新技术特点既要应对
网络安全威胁，需要政府管理部门及早调整策略。
（四）受传者更加个性化，主流媒体日渐式微
“网络化个人主义”的诞生，零散小量的个性化需求越来越被关注。从网络关系强弱来看，基于移动化的媒体属于弱联系传播，弱连接意味着信任感不足，这对传统政府信息的发布、传播、管理带来不可触达或者不可接受的风险。
（五）传播效果算法化，
信息茧房效应加剧
5G时代，网络内容可直接用来考察传播效果，平台运用数据来了解用户需求、优化内容生产、评估和预测传播效果、 提升广告收益等，却加速了信息茧房效应，将会导致用户接受 信息的回音室效应增强，个人隐私面临风险，这对政府治理提出新的问题和挑战。
肆
5G时代新媒体应用下政府治理的调试
在新媒体形态变迁的环境下，治理调试可从以下方面展开。政策方面，对我国网络内容治理与监管的顶层设计与实现路径，提出互联网治理的对策思考，比如制定清晰的互联网战略、健全
法律法规、改进监管方式等。平台层面，互联网平台在网络社会扮演重要的角色，治理过程中应该加强网络平台运营的监管，提出网络内容平台治理的规制优化策略及风险预测预警体系。比较层面，需研究
发达国家网络内容治理体系与监管模式，在政策解读、治理模式、治理手段上进行全方位的探讨，结合本土特色，面向国际社会，多元渠道推动新时代网络社会的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