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东汉末年始称《史记》。《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家之绝唱”是说其历史学成就。司马迁参酌古今,创造出史书撰写的新体例。自此例一出,历代史书,尤其是二十五史,遂不能出其范围。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举凡治乱兴衰、典章制度,均分门别类,条分缕析。通史、纪传、通典、通考,纪事本末,大都导源于此。《史记》确实是集先秦及汉初之大成的私家著作。分量之大,卷帙之多,内容之富,结构之严,体制之备,均可谓空前。班固说《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善,故谓之实录。”“实录”精神,又堪称绝后。
“无韵之《离骚》”是说其文学成就。司马迁著史绝非局限于文献的收集、整理、考证,也不是以一种冷漠的态度从外部客观地观察历史,他是带着深切的痛苦去理解笔下人物的奋斗和成败,所以笔端常饱含着悲愤。尤其对布衣闾巷之人、岩穴幽隐之士和才高被抑、无可申诉者,更是写得一往情深,感同身受。司马迁在叙事中敢写事实,以致于“显暴君过”,本来已经与屈原相似;其“肆于心而为文”,也和《离骚》一致。所不同者,《离骚》是直抒胸臆,《史记》则寄于笔下的人物。《史记》近于《离骚》的那种悲愤,不一定是得之于学,恐怕主要是因为司马迁的感愤同屈原一致,甚至可以说,因为司马迁生于汉季,比屈原看到了人世间更多的不公不平,所感愤者比屈原还要深广。
两汉所谓乐府指音乐机关。它除了将文人歌功颂德的诗制成曲谱并制作, 演奏新的歌舞外, 又收集民间的歌辞入乐。《汉书 艺文志》记:“自孝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 亦可以观风俗, 知薄厚云”。汉武帝采诗, 除为考察民隐外, 亦在丰富乐府的乐章, 以供娱乐.六朝时, 乐府乃由机关的名称变为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体的名称。
继《诗经》《楚辞》之后,在汉魏六朝文学史上出现一种能够配乐歌唱的新诗体,叫做“乐府”,它曾大放异彩,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乐府”本是官署的名称,负责制谱度曲,训练乐工,采辑诗歌民谣,以供朝廷祭祀宴享时演唱,并可以观察风土人情,考见政治得失。我国的采诗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夏书·胤征》已有采诗的记录。流传至今的《诗经》,当初就要算是一部官方颁布并为社会认可的标准选本。春秋以后,礼崩乐坏,征战不休,采诗制度无法贯彻。到了秦代,统一时间短,百废待兴,虽然已有乐府官署之名,但仍然没有采诗之实。汉承秦制,经济凋敝,乐府机关也只能习常肄旧,无所增更,勉强维持而已。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国力变得大为雄厚,乃扩大乐府的规模,采诗夜诵。到东汉,采诗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光武帝曾“广求民瘼,观纳风谣”,和帝则派遣使者“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此种风尚,在南北朝皆相沿袭。萧梁时,社会上已经把“乐府”从官署的名称转变而为诗体。刘勰《文心雕龙》于《明诗》之外,另有《乐府》专章。昭明《文选》、徐陵《玉台新咏》也都开辟了《乐府》专栏。其中既有文人诗歌,又有民间歌诗,亦即凡是合过乐能够歌唱的歌诗,统统称为“乐府”。在这两类诗歌中,民间歌诗是精华所在,并且文人歌诗还是在民间歌诗的甘露滋润下萌发并壮大起来的,所以我们对民间歌诗应给以高度重视。
北朝于战乱间隙所奉行的采诗制度,与两汉一脉相承。保存在郭茂倩《乐府诗集·梁鼓角横吹曲》中的北朝乐府民歌,有的是用汉语创作,有的则为译文,虽然只有六七十首,却内容深刻,题材广泛,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富有与南方大相异趣的粗犷豪放的气概,呈现出另外一种风情民俗的画卷。由于北方各族统治者长期混战,反映战争的题材就要多些,有描写战争和徭役带给人民苦难的,有歌颂剽悍的尚武精神的。特别是《木兰诗》,满怀激情地赞美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是个传奇人物,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一起,被誉为乐府民歌中的“双璧”。汉魏六朝乐府是中国文学史上一支奇葩,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直接影响了我国诗坛的面貌。它不仅开拓出了五言诗的新领域,而且对七言诗、歌行体以至律绝,都起了桥梁的作用。
新乐府
新乐府是指唐人自立新题而作的乐府诗。初唐乐府诗 ,多袭用乐府旧题,但已有少数另立新题。这类新题乐府,至杜甫而大有发展,“即事名篇,无所依傍”。元结、韦应物、戴叔伦、顾况等也都有新题乐府之作。他们可说是新乐府运动的先驱。安史之乱后,唐王朝走向衰落。至贞元、元和年间,社会危机进一步暴露,一些有识之士对现实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希望革除弊端,中兴王朝。反映在文坛上,便出现了韩愈 、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和白居易、元稹倡导的新乐府运动。
元和四年(809) ,李绅首先写了《新题乐府》20首(今佚)送给元稹。元稹和作了《和李校书新题乐府》12首。后来白居易又作《新乐府》50首,正式标举“新乐府”的名称。这样,声势浩大的新乐府运动拉开序幕。作为诗歌运动,新乐府的创作并不限于写新题乐府,也有古题乐府。但虽用古题,却能创新意,体现了诗歌革新的方向。
新乐府运动的基本宗旨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与元九书》)。
汉代乐府诗的类别
从其内容来看, 大约可以分为三类:
一、贵族文人所作之颂歌
郊庙歌辞:为祀天地,太庙,明堂,社稷所用.今存者有《郊祀歌》和《安世房中歌》。
燕射歌辞:为朝廷宴飨所用。
舞曲歌辞:分雅舞,杂舞.雅舞用于郊庙,燕飨;杂舞用于宴会。
二、军乐
鼓吹曲辞:是用短箫铙鼓的军乐。
横吹曲辞:是用鼓角在马上吹奏的军乐。
三、民间的歌辞
相和歌辞:为汉世街陌谣讴, 起初只是人们随意吟诵,“后渐被之管弦, 即为相和曲”。
清商曲辞:源出於相和三调, 内容多为反映当时人民的生活,思想和感情。
杂曲歌辞:有写心志, 抒情思, 叙宴游, 发怨愤, 言战争行役, 或缘於佛老, 或出於夷虏.兼收并载, 故称杂曲。
艺术特色
1.语言朴实自然
汉乐府民歌多用生动的口语, 亲切朴素, 叙事同抒情结合, 感情真摰动人。如《孤儿行》写孤儿受兄嫂虐待, 诗句虽参差不齐, 而情与境会, 孤儿口状心计之状, 活现笔端。诗句句式长短不一, 二至八言都有,有句式整齐的齐言诗, 也有错综参差的杂言诗。汉乐府民歌没有固定的章法和句法, 长短随意, 整散不拘, 灵活自由.有继承《诗经》四言体的:如《公无渡河》,《善哉行》;有杂言体的, 句法自由多变, 整散不拘:如《鼓吹曲辞》里《铙歌》中的《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山无陵, 江水为竭, 冬雷震震夏雨雪, 天地合, 乃敢与君绝。”二,三,四,五,六,七字也有, 变化极为自由。汉乐府还有不少完整的五言诗, 如《江南可采莲》,《孔雀东南飞》等, 比四言诗多了一个音节, 适应当时社会语言的发展, 又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篇幅长短均有, 最长的达三百五十馀句, 短的则数句。汉乐府民歌篇幅长短均有, 最长的如《孔雀东南飞》, 便长达三百五十馀句, 短的如《杂曲·枯鱼过河泣》只得四句;《江南可采莲》便是只有七句。
2.押韵灵活
汉乐府民歌的押韵自由, 灵活多变。有句句押韵的, 如《平陵东》:“平陵东, 松柏桐, 不知何人劫义公”,“心中恻, 血出漉, 归告我家卖黄犊”便是;有隔句押韵的, 如《东门行》、《燕歌行》、《梁甫吟》等;也有隔两句和三句押韵的, 如《陌上桑》的“日出东南隅”和“自名为罗敷”相隔两句押韵, 又“照我秦氏楼”和“桂枝为笼钩”更隔五句押韵。这都显出押韵的变化多端。
3.用对话或独白形式叙事
汉乐府诗巧妙地熔铸对话刻划人物, 声情毕肖, 使人如闻其声, 如见其人。如《上山采蘼芜》甚至几乎全由弃妇同故夫的问答构成, 表现出妻子的善良性格。也有全篇采用独白的, 如《孤儿行》中用独白写出孤儿所受的痛苦。
4.浪漫主义的色彩
汉乐府民歌虽多抒写现实, 但亦有不少作品运用了浪漫主义色彩。如《上邪》如山洪爆发似的激情和高度的夸张;《乌生》中乌鸦的魂魄向人们申诉;《枯鱼过河泣》中腐臭了的鱼会哭泣, 会写信等。这些丰富奇特的幻想, 显示了浪漫主义的特色。
5.排偶句
排偶句也可以说是汉乐府在形色方面的特色, 如《陌上桑》中的:“头上倭角髻, 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 紫罗为上襦”便是。
6.回环往复,音韵和谐
在当日的民歌中有不少优美小诗, 如《江南可采莲》:“江南可采莲, 莲叶何田田, 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 鱼戏莲叶西, 鱼戏莲叶南, 鱼戏莲叶北。”此诗回环往复, 形象鲜明, 音韵和谐, 文字活泼, 正是民歌的本色。
乐府诗歌体裁对后世的歌行体的形成亦有影响。六朝诗人鲍照的五言和杂言乐府都是杰出的, 唐代李白的乐府歌行更是空前, 它们在艺术形式上所受汉乐府民歌的影响也是显著的。用对话、独白形式叙事。汉乐府诗巧妙地熔铸对话刻划人物, 声情毕肖, 使人如闻其声, 如见其人。如《上山采蘼芜》甚至几乎全由弃妇同故夫的问答构成, 表现出妻子的善良性格。也有全篇采用独白的, 如《孤儿行》中用独白写出孤儿所受的痛苦。这些手法, 对后世诗歌的修辞手法亦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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