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朝开始，昏君者，庙号褒则谥号贬，庙号贬则谥号褒，此乃褒贬不一、功过相抵的评价，比如，有的君王保住了太庙社稷但是却劣绩斑斑，那么这位君王的庙号就是褒义而谥号就贬义，有的君王险些让太庙社稷倾覆但是却功绩卓著，那么这位君王的庙号就是贬义而谥号就是褒义，因为，庙号就是代表对太庙社稷有贡献的君王，谥号则是对君王一生功过的评价，所以才有庙号和谥号的褒贬不一的结合方式。
比如，
李世民的庙号是太宗，但是李世民最终的谥号就是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所以李世民就是“
唐太宗·广皇帝”，“广”这个谥号就是“美化及远曰广，所闻能行曰广”，这个意思就是说，李世民虽然保住了太庙社稷，所以庙号是太宗，但是李世民一生的功绩有些名过其实、参假过甚，所以谥号是贬义；李隆基的庙号是玄宗，但是李隆基的谥号就是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所以李隆基就是“唐玄宗·明皇帝”，俗称唐明皇，这个意思就是说，李隆基没有保住太庙社稷，所以给了一个贬义的庙号“玄宗”，但是李隆基一生的功绩过于卓著显赫，所以李隆基的谥号就满含褒义。李显的庙号是中宗，李显的谥号是“昭”，意思就是说，李显对太庙社稷有中兴之贡献，但是李显的功绩太过无实，所以李显成为了“唐中宗·昭皇帝”；李旦的庙号是睿宗，李旦的谥号是“兴”，意思就说，李旦对太庙社稷的贡献不算大，但是李旦的功绩还算突出，所以李旦就是“唐睿宗·兴皇帝”。李治的庙号是高宗，李治的谥号是“弘”，意思就是说，李治去世后唐朝的太庙社稷或许会衰弱或许会兴盛，因为“高宗”这个庙号在商朝时期就是代表王朝兴盛衰弱的转折，比如“商高宗·武丁”生前国力强盛但是他去世后商朝国力就又开始衰退，所以李治在位时期唐朝国力强盛无匹，出于李治的功绩卓著给他上谥号“弘”，李治便是“唐高宗·弘皇帝”，但是果不其然，李治去世后，李显、李旦、
武则天时期，唐朝的国力开始出现长时间的衰退期，直到唐玄宗继位才真正的出现中兴盛世。
再比如，司马睿的谥号是中宗，但是司马睿的谥号是带有软弱评价的“元”，所以说，司马睿保住了太庙社稷而有中兴之贡献，但是司马睿的功绩并不突出，于是司马睿就成了“晋中宗·元皇帝”，中宗是满含褒义，“元”这个谥号则是有贬义之意了；司马聃的庙号是孝宗，司马聃的谥号是“穆”，孝宗的意思就是说司马聃有保住社稷之功，穆皇帝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功绩并不显赫卓著。
宋朝也是如此，赵恒的庙号是真宗，赵恒的谥号是膺符稽古神功让德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皇帝，赵恒就是“宋真宗·元皇帝”，真宗的意思就是说他险些使太庙社稷荒废，元皇帝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功绩也算开创了一个时代。再说说，赵祯的庙号是仁宗，赵祯的谥号是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赵祯就是“宋仁宗·明皇帝”，仁宗的意思就是说他在位时太庙社稷过于脆弱而宛如“汉仁宗·刘禅”的蜀汉，明皇帝就是说他在位时的功绩足以堪称显赫卓著。这就是，宋朝时期的褒贬不一、功过相抵的庙号、谥号的结合方式。
如果是纯粹的昏君，既对太庙社稷无贡献，又没有显赫卓著的功绩，那么谥号、庙号皆是贬谪之意；如果是纯粹的明君，既对太庙社稷的贡献卓越，又有显赫卓著的功绩，那么谥号、庙号皆为褒美之意。比如，历代大一统王朝的开国皇帝，汉太祖·高皇帝、
汉世祖·光武皇帝、晋世祖·武皇帝、隋高祖·文皇帝、唐高祖·光皇帝、宋太祖‘大’皇帝、元世祖‘文武’皇帝、
明太祖高皇帝、清世祖章皇帝。
这些例子，就是自汉朝开始，就已经实行的庙号、谥号的褒贬不一、功过相抵的结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