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上层包括许多帝王在内
对文学的重视，主要表现为这一时期社会的上层包括许多帝王在内，普遍关心文学创作，从而影响了整个社会。两晋与南朝，有许多皇帝与宗室，热心于文学创作，并且像曹氏父子一样，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成为一个时期的中心。在士族中，重视文学，以能文自夸，更是普遍的风气。在魏晋南北朝，文学已经成为社会上层一种必备的素养。
第二主题 磊落的魏晋风度
一、主题概述
（一）何谓“磊落的魏晋风度”
所谓“磊落的魏晋风度”，按照字面的解释，“磊落”就是形容胸怀坦白、正大光明；“风度”就是指人的言谈、举止和态度。在这里，我们把这两个词合成一个短语，就赋予了它新的含义，即：在思想上不受任何羁绊的，通过人物品藻张场人性之美的社会风气和文化趣尚。
（二）“磊落的魏晋风度”产生的原因
1．政治方面
文学史上所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始于东汉建安（汉献帝刘协年号）年代，止于隋统一，历时约四百年。这一时期的历史情况比较复杂，大体情况是，如图：
从上面的图表可以看出，这个时代一是长期分裂。从汉末大动乱到三国鼎立，而后由西晋实现了短暂的统一，但为时不过二三十年，接着又是连年混战和南北大分裂，直到隋重新统一。在中国历史上，这是分裂时间最长的时代。二是政权更迭频繁。整个魏晋南北朝，除了东晋和北魏存在的时间超过一百年外，其余的王朝寿命都不长。三是社会动乱。在这一时期，由于国家分裂、政权不稳定，各种力量的争夺统治权或扩大统治范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在不断发生的社会动乱中，不但普通民众蒙受了巨大的灾难，许多上层人士也难免杀身之祸。四是民族矛盾尖锐。自汉魏以来，我国西部和北部的少数民族开始大量向内地迁移，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斗争时起时伏。五是士族与庶族之间的矛盾突出。士族，又称世族、高门大族，其对立的称呼是庶族、寒 门。由于各自的利益和在社会中的地位，士族与皇权、士族与庶族之间，不可避免地要产生许多矛盾。
2．思想方面
一是对儒家思想的否定。从社会思想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自由活跃、各种学说同时并兴，某些异端思想也得以流行的时代。这是继战国“百家争鸣”以后，我国历史上又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期。先秦时期，对于个性价值的认可非常有限，即使在战国诸子的争鸣中，主要也是如何建立什么样的社会规范的不同意见。到了西汉时期，统治者为了政治的需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先秦的名、法、道诸家思想被压抑了数百年，人的活动和观念受制于神学的目的论和谶纬，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评价，完全以儒家所宣扬的那套伦理道德为标准，扼制了人性的发展。到了曹操执政，讲求实效，为人随便，思想通脱，对儒家那一套迂腐的德行学问、僵死的礼仪制度根本看不起，因而促使社会能够容纳各种非正统的思想。在曹操征求人才的令文中，甚到公然要推举“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这对儒家思想无疑是沉重的打击。二是崇尚老庄哲学思想。自东汉后期以来，老庄哲学以一种新的面貌兴起。魏晋南北朝这一股背弃儒教，提倡、崇尚老庄哲学的社会思潮，其根本的内涵即是不愿把个人看作是社会的附属品，不愿把依附于封建国家视为个人必然的义务，而强调个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要求社会给予尊重。三是信仰佛教。佛教具有哲学和神学两方面的内涵。它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颇为精致，与老庄学说有相通之处，因而受到上层和下层的喜爱。它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既是一种虚幻的寄托，又是可以用来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因此受到他们的提倡。普通民众在现实生活中看不到出路，也往往把幸福的希望寄托在天界和来世。因此，无论北方南方，无论上层和下层，佛教很快成为一种普遍的信仰。四是信奉道教。道教是产生于中国本土的宗教。它也推崇老子，但却把他当作神仙，和尊奉老庄哲学思想的道家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从渊源关系来说，道教实际孕育于我国古代的巫和方士一流，它正式形成于东汉末年。道教不像佛教那样具有比较完整的教义和理论。它讲求仙、讲炼丹，也讲养生之道、医术本草；它既维护统治阶级的思想，也包含某些平等观念，特别是对原始公社式的社会的向往。它不但不否定现世生活，相反以各种方术来帮助享乐，既能给人以虚幻的满足，又具有实用性，所以很受士族阶层的欢迎。
需要说明的是，儒学虽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失去了独尊性的地位，但绝不是说已经销声匿迹。实际上它仍然是社会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仍然是公认的正统思想，儒家经典仍然是士人必须学习的书籍。
文学艺术创作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是作者个人独特的生活情感与审美理想的表现。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政治上的动乱时代，也是思想大解放，第二次“百家争鸣”的时代。与这种社会背景相适应，文学艺术上便产生了最具审美特征的“磊落的魏晋风度”。
（三）“磊落的魏晋风度”的主要特征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社会思想的上述演变，文学日益改变了宣扬儒家政教的面貌，越来越多地被用来表现作家个人的思想感情和对美的追求，由此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转折，带来了文学的繁荣。它的主要特征是：
1．对文学的重视
对文学的重视，主要表现为这一时期社会的上层包括许多帝王在内，普遍关心文学创作，从而影响了整个社会。两晋与南朝，有许多皇帝与宗室，热心于文学创作，并且像曹氏父子一样，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成为一个时期的中心。在士族中，重视文学，以能文自夸，更是普遍的风气。在魏晋南北朝，文学已经成为社会上层一种必备的素养。
由于文学受到重视，文学作品日益繁多，开始出现了一种将文学与其他学科区别的独立学科意识。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所说的“文章”，不仅指政治、伦理方面的论著，还包括抒情的诗赋。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把文学与儒家的“立言”相提并论。到了南朝宋文帝时，在国家学校中专设文学馆，与儒家、玄学、史学并立。从正史的记载来看，宋代范晔著《后汉书》，首次专设《文苑传》，专记文学的事迹。梁代萧子显著《南齐书》，也专设《文学传》。反映了文学在这时已独立为一个学科的史实。
2．文学集团的活跃
既然文学受到普通的重视，成为上层人士必备的素质，那么文学自然要进入他的社交生活，成为相互交往、沟通感情的媒介，并且常常被当作一种高雅的娱乐。这样，就在一群文人之间，形成一定的文学集团。建安时代，在曹氏父子周围聚集了“七子”（孔融、王粲、刘桢、陈琳、阮瑀、徐干、应瑒）等一大批文人，结成了历史上第一个重要的文学集团。魏末正始（魏废帝曹芳年号）间有以阮籍为首的“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山涛、王戎、高秀、刘俗、阮咸）；西晋武帝太康年间，有围绕权臣贾谧的包括陆机、左思等在内的一大批文人结成的文学集团；东晋前期，在会稽一带有王羲之、谢安为中心的文学交游；宋代临川王刘义庆门下招纳了鲍照等众多人士；齐竟陵王萧子良周围有著名的“竟陵八友“（肖衍、沈约、谢朓、王融、肖琛、范云、任昉、陆倕）等等。这些文学集团的活动，对当时文学的发展演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追求美的创造（文的自觉）
当文学不再被看作是政教的工具，而注重表现作者个人心灵的感受与向往以后，美的创造就成了它的首要任务。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一种普遍风气，就是追求“新变”。所谓“新变”，就是不愿一味沿袭旧的形式、题材、风格，而力求创造具有新鲜特点和个性特征的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把”新变“作为文学追求的目标，衡量作品优劣的准绳。
在题材方面，当时作家有许多重要开拓。陶渊明创立了田园诗；谢灵运、谢朓完成了从玄言诗到山水诗的转变。这些表现自然美、喜爱描绘自然风物，并把它与作者的主观情绪结合起来，是魏晋南北朝文学一个突出的现象，对后代文学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
追求美和“新变”，也引起了文学形式的不断演革变化。拿诗来说，五言古体在汉代逐渐成熟，经过建安诗人（尤其是曹植）和阮籍等人的创作，又有新的发展，表现手段更加丰富多样了。七言古诗在汉代不仅数量少，质量也不高，到了曹丕的《燕歌行》，有了显著的进步。追求修辞的华美，也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普遍风气。文学作品讲究藻饰、骈偶、声律、用典，增强了文学作品的艺术性，使语言更富于表现力。
但是，由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主导权掌握在宫廷和贵族手中，作家的社会地位一般都比较高，与普通民众的生活相脱离，其美学趣味也带有明显的偏狭性。以曹氏父子为代表的建安诗歌，较多地反映了当时动乱的社会面貌和普通民众的困苦，表现了作者期望建功立业的雄心，辞气慷慨，具有刚健清新的艺术风格。但建安以后的文学，尽管题材越来越丰富，但与普通民众的生活与思想情感是缺乏联系的。
4．自我意识加强，重视个体价值（人的觉醒）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祸不已、社会动荡，死亡枕籍，人生无常，再加上此时已经没有了过多的思想束缚，士人们便开始注重自我，重视个体价值，并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对生命短促、人生坎坷、欢少悲多的感慨和喟叹，比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人亦有言，忧令人老，嗟我白发，生亦何早”（曹丕）；“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孔圣临长川，惜逝忽若浮”（阮籍），“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刘琨）；“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王羲之）；“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同一尽于百年，何欢寡而愁殷”（陶渊明）。他们唱出的都是这同一哀伤、同一感叹，同一种思绪。这些”人生行乐“的态度和观点，表面上看来似乎是颓废、悲观和消极的，但在这些人生的感喟中也蕴藏着一种向上的、激动人心的情感。建安风骨的人生哀伤是与建功立业和“慷慨多气”结合在一起的；王羲之的“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是与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寻找人生的慰籍交融在一起的。其间正始名士的不拘礼法，太康、永嘉时的陆机、刘琨的政治悲愤，亦有一定的积极内容。
总之，“磊落的魏晋风度”，体现了文学的自觉意识和创新精神。它为后代的文学确立了一些重要原则，开辟了各种新的道路，没有这么一个基础，唐代文学的进一步繁荣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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