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大师是唐朝最为著名的僧人之一，他西行求法的经历不仅由他本人写成了《大唐西域记》，更是随着神话小说《西游记》的流行而家喻户晓，但历史上的玄奘大师与文学上的唐僧还是有着相当大的区别的。玄奘大师不仅是中国佛教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他更是中国学术界尤其是逻辑学界最为光辉的顶点之一。除此之外，他提出的"五不翻原则"为中国的翻译事业奠定了基础，而他根据自身经历所作的《大唐西域记》这一游记，更是成为了研究天竺以及南亚周边国家历史、风物、人文的重要资料。
简而言之，大唐三藏法师玄奘绝对不是吴承恩小说中所描绘的那个唯唯诺诺的唐僧，更不可能是固执迂腐的近乎书生的形象。玄奘大师西行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学术，就是为了理清南北朝以来地论师和摄论师关于"法相"的争议，尤其是南北方由来已久的各执一词加上汉译本佛经的意义含混，使得玄奘有意识地想研究清楚其中的真伪。恰逢唐武德年间外来僧侣来华，在与之会晤之后玄奘决心西行求法，并且表明要前往天竺那烂陀寺探寻《瑜伽师地论》三昧。在未获唐王批准的情况下，玄奘还是毅然决定私自出境，在九死一生之后终于抵达天竺，并且游遍了大大小小的邦国，深入学习了大小乘诸多学派的经典。
中国内地佛教理论随着玄奘大师的回国到达了顶点，这一光辉灿烂的顶点就是玄奘大师创立的"唯识法相宗"，它是中国所有学派中逻辑最为严密、理论体系最为发达的派别。唯识理论是来自于弥勒菩萨的"弥勒五论"，而后由无著大师受习无论，并且造出了《阿毗达摩》以及《显扬圣教论》等著作。在无著菩萨之后世亲菩萨继承了他的唯识思想并且发扬光大，而后又写出了《摄大乘论释》、《唯识三十颂》以及《往生论》等诸多经典，在其后的两百多年间一直流传于天竺。在玄奘所处的时期，那烂陀寺的戒贤三藏是唯识宗的宗门正义，并且随着玄奘的回国，唯识宗也被玄奘大师带回了中土，并且发扬成为了中土的唯识法相宗。
唯识法相宗是玄奘大师糅杂了天竺诸多论师思想之后创建的本土宗派，它具有鲜明的古印度哲学的色彩，尤其是唯识学中繁复缜密的逻辑思辨，堪称是佛教所有宗派中最具经院哲学色彩的派别。与逻辑学作为哲学的重要分支一样，佛学内部也有着自己独特的逻辑学，被称之为"因明学"。汉传因明的体系是玄奘大师一手建立起来的，《入正理论》和《因明正理门论本》的译出和加工，为汉地佛教的因明学奠定了基础。但是和唯识学一样，过于深奥繁杂的因明学在中土并未流行多久，自玄奘高足窥基大师之后也逐渐失传了。玄奘大师所建立起的唯识法相宗和他所注重的因明学，除却他出于本身的佛教徒角度考量之外，还有更加深刻的学术上的尤其是逻辑学的试探，虽然这一试探的最终结果是以失败告终的。
玄奘唯识法相宗的构建与佛教由来已久的南北分歧
佛教作为一门外来的宗教，它的演变过程与时局是分不开的，佛教自东汉时期传入中土以来，一直在探索着自身的立足之道。东晋时期的一代神僧道安大师更是提出了"不依国主，则法不立"的观点，而这一观点也成为了中国佛教僧侣们历来坚守的准则。道安大师的弟子庐山慧远大师，依循了道安大师关于佛教未来走向的思路，并且通过他毕生的努力使得外来的佛教走上了中国化的历程。《沙门不敬王者论》和《袒服论》等诸多文章是慧远大师努力融合三教的证明，而慧远大师本人也是精通三家的饱学之士。正是由于东晋以来的道安大师和慧远大师等诸多佛教僧侣的努力，才使得佛教这一外来事物在动荡的时局下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并且逐渐为中国人所接受。
除却佛教路径的演变之外，佛教内部的哲学思想也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变迁，从中国内地佛教的最高峰东晋时期到唐朝初年，佛教内部产生了相当重大的分歧。东晋鸠摩罗什三藏所译的诸多经典都是以"般若学"为主，这与当时的动荡时局是密不可分的，在恐怖和不安中的人们需要佛教的"虚妄"、"空"等观念来麻痹自我，正如《金刚经》里所提到的"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这种思想在两晋以及南北朝的北方是相当流行的。但是南方的政治环境相对北方要宽松很多，所以以庐山慧远大师为首的"法性论"思想在南方相当流行。南北方佛教僧侣的分歧虽然与其所依的经典有重大关系，但是与当时的社会现实也是密不可分的，南北方僧侣的佛学思想分歧也一直影响到了唐朝。
而竺道生根据《泥洹经》所提出的"佛性论"更是引起了南北佛学的大讨论，中国佛学思潮的重心从"般若学"转向了"涅槃学"，但是南北学僧在"佛性缘起"的问题上还是有着不少的分歧。如来藏思想和瑜伽思想自此以后相互融合，以《大乘起信论》等诸多经典为首的如来藏思想自此以后成为了汉传佛教的主流，而"众生皆有佛性"以及"顿悟成佛"的思潮在此之后也深入人心。玄奘大师就处在这一重大的时间节点上，唐朝初年这一时间节点是相当奇妙的，它既是中国又一个真正意义上大一统王朝的开端，又是中国佛教又一个思潮转变的开端。
玄奘大师西行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探寻《瑜伽师地论》的原本，而他的动机则是为了解决长久以来困扰中国佛教界的南方地论师以及北方摄论师关于"佛性思想"的争论。尤其是真谛三藏所译的《摄大乘论》以及《俱舍论》等经典极为晦涩，其中多有逻辑不通之处且无法探寻佛意。北方的地论师所依据的经典是《十地经论》，他们把"阿赖耶识"看作是三界的根本，而南方的摄论师则是以真谛三藏的《摄大乘论》中的"如来藏"思想统筹一切。这一点不仅是困扰玄奘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佛教数百年了南北分歧的重要原因，处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的玄奘三藏成为了被历史选中的天命之子。
玄奘大师自那烂陀寺归来以后，将世亲无著两位菩萨阐扬的唯识思想带入了中原，并且结合了他毕生所学创立了中国本土的唯识学派，也就是"唯识法相宗"。除却"有、空、中道"的三时判教之外，唯识法相宗最大的理论特点就是调和了"阿赖耶识"与"如来藏"之间的关系，但它同时又有着相当激烈峻峭的单刀直入的"可破可立"的特点。这一学派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着相当严密的体系，理论上以"三性说"驳斥了"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如来藏思想，但是又以唯识的"阿赖耶识"调和了两者之间的矛盾。以"法相"来统筹理论和修行实践，更为重要的是玄奘窥基对于因明学的发展，使得唯识学的逻辑体系相当完善，将中国佛教义理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玄奘具有先锋试验色彩的"因明学"与中国哲学传统
玄奘大师建立的"唯识法相学"除却要解决佛教内部沉积已久的南北争论之外，其背后还有超越佛教之外的更为深刻的意义。这一层意义与玄奘本人的信仰与性格有关，但同时也关系到中国学术界的转变和未来，玄奘大师创立的唯识学尤其是对因明学的重视，是极具进步激进色彩的一次先锋实验。他力图转变的不仅是中国佛教界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的衰落与分歧，还有整个唐朝初年甚至是中国历史上一以贯之的学术陋习，这就是中国传统哲学领域"逻辑学"的极度缺失，"重格言轻逻辑"是中国古代哲学最为致命的弱点。
严格意义上来讲中国哲学的主要内容是社会学，自先秦以来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对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讨论几乎为零。尤其是儒家学派自汉武帝以来逐渐成为了官方推崇的主流，无论是中国先秦时期灿烂辉煌的"百家争鸣"还是汉武帝时期的"独尊儒术"，中国古代哲学都严重缺失逻辑学。对于本体探究的不重视以及认识论的不成熟是中国哲学的一大特点，也是哲学史学家们在与西方哲学对比时争论的一大重要问题。
"经史子集"中只出现了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萌芽，但是中国长期以来"天人合一"的观念使得文学、历史以及哲学混杂在了一起，没有孕育出专门的本体论学科或者是认识论学科。真正在中国盛行的是类似于《论语》这样的格言学，而且绝大部分的内容是偏向讨论社会学以及伦理学的内容，即便是出现了《淮南子》这样讨论世界观的著作以及《老子》这样具有本体论意识的著作，也往往缺少完备的逻辑推导过程，这是显而易见的一个现象。
自佛学传入中国之后，其深邃的思想和庞大的内涵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尤其是佛教在"四谛"、"十二因缘"等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关于本体论、认识论以及世界观的诸多著作，填补了中国哲学固有的漏洞。但是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不得不摒弃自身繁琐的逻辑论证，以便于更好地传播以及为大众所接受，到了唐朝初年佛教的逻辑学也就是因明学实际上已经不再延续。而南北学僧们在关于"佛性有无"以及"一阐提众生皆能成佛"的争论过程中，也极大地暴露了佛教义理的衰败，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明学的不传。
玄奘大师是中土成长起来的高僧，他不仅熟稔佛教经典，对于儒家乃至道家的经典也有所涉猎的，玄奘其人与鸠摩罗什三藏同为佛教最著名的译经家，他们对于中国本土的文化涉猎是相当广泛的。玄奘其人幼年出家，而后云游各地学法弘法，他目睹了当时学僧的良莠不齐，也反思了中国传统哲学长久以来的漏洞。玄奘大师的因明著作大部分已经不传，我们能够从其弟子窥基大师的著作中窥探其对于学术的态度，《因明大疏》由杨文会1895年于日本取回刊印，重续了汉传佛教因明学的正脉。
法相唯识学是推广逻辑学的最初试探，但是最终失败
玄奘大师建立的唯识法相宗具有相当复杂的含义，除却佛教内部的南北之争以及玄奘本人对于学术的执著之外，他将因明学带回中土有着更为深刻的考量。这与他的学术背景有关，他本人被公认为印度中古时期逻辑学家陈那的正统继承人，他对于陈那一系的佛教因明学认识是最为正确的，而陈那的逻辑学是整个佛教乃至是整个古印度逻辑学的高峰。玄奘大师在天竺求学期间，成为了当时首屈一指的逻辑学大家，他强大的逻辑思维使得当时整个印度的大乘以及小乘学派都信服，"大乘天"是大乘学者给他的尊称，而"解脱天"则是小乘学者对他的称呼。
玄奘当时是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的人物，无论是他个人的生平遭遇还是中国佛教当时的境遇乃至唐朝初年在整个历史中所处的地位，都注定了他将成为改变历史的人物。唯识法相宗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完美地解决了中国内地南北之间的争论，而玄奘本人在长安以及洛阳的译经工作则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佛教徒的翻译问题。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看玄奘大师的因明学，打通了古印度佛教与唐朝初年佛教在逻辑学方面的传承问题，这个在佛教发源地都打遍天下无敌手的人物还肩负着改变中原学术传统的任务。
在种种的机缘巧合之下，玄奘大师带着数千卷经藏以及完备的逻辑体系回到了他的故乡，他要开始他具有先锋色彩的学术试验。但是这一场试验的最终以失败告终，唯识法相宗在窥基之后百年内就不传了，而汉传佛教的因明学也随着唯识宗的覆灭的不传，甚至是在19世纪末期，中国学者还要远渡东瀛才能取回属于自己的因明学著作，以此续上中原佛教的因明学脉络。玄奘大师的先锋实验是历史的必然，而他这次实验的失败同样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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