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俄国作家赫尔岑，看完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之后，被剧中人物的命运深深感动，不但两眼流泪，甚至号啕大哭。与之相反，和他同时代的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看后却十分冷漠，因为托尔斯泰对剧中主人公的评价不高，认为哈姆雷特是一个“没有任何性格的人物，是作者的传声筒而已”。艺术欣赏中这种主体性的特点，甚至可以使欣赏者实际获得的艺术感受与艺术家原来的创作意图之间，产生相当大的差距。例如柴可夫斯基作于1877年的《第四交响曲》，第一乐章中，圆号和大管奏出庄严、冷峻的音调，作曲家说“这是噩运，这是那种命运的力量”，“它是不可战胜的，而你永远也不会战胜它”。然而，就连对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感受极深的梅克夫人，也只是说“在你的音乐中，我听见了我自己，我的气质，我的情感的回声”而已。很明显，一般的欣赏者自然更无法理解作曲家的初衷了。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况，有些具有较高艺术修养的欣赏者，对艺术形象的感受不但十分接近，甚至比艺术家本人想得更丰富、更深远。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命运)，其引子是两句短小而威严的动机，这一动机衍展至整部交响曲。对于交响曲的主题，贝多芬曾解释为“命运在敲门”。然而，法国浪漫派音乐大师柏辽兹对主题的理解更加生动、形象，他认为“这简直就像奥赛罗的愤怒。这不是恐慌不安，这是受了折磨之后暴怒之下的奥赛罗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