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朴 生于镇江。家境贫寒，幼年读私塾，13岁到镇江商店学徒。学徒生活既苦又忙，但他仍挤出时间读书看报，借以增长知识，从而也朦胧地受到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常与同伴、青年学生议论时事，逐渐树立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思想。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震动全国，李公朴满师不久，就与许多青年一起，组织“爱国团”上街演说，以长啸笔名，给报纸投稿，积极抵制日货，揭露奸商。并因揭发店主贩卖日货而被辞退。他遭到打击以后，得到三兄公愚的支持，弃商就学，先后进镇江润州中学、武昌文华大学附中、上海沪江大学等校读书。他边读书，边在校内的图书馆工作，刻苦自励。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热情投入反帝爱国革命激流。1925年春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五卅”运动中代表沪江大学学生团体参加上海学联，并担任工人科长，负责联络工作，支援工人反帝大罢工斗争。1926年初，他毅然离开学校，到广州参加革命，在国民革命军东路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工作。1927年5月，任国民革命军东路前敌总政治部沪宁路属党政特派员。由于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面目，愤然离开国民党。1928年去美国阿雷州的雷德大学半工半读。1930年夏，在该校毕业后，自费去纽约和欧洲进行社会考察。同年冬，由欧洲回国，正值
蒋介石对苏区红军进行“围剿”之时。接着，发生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外患频仍。蒋介石发动内战。他心中忧愤，坚决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积极从事唤起民众，救亡图存活动。决心开展社会教育，为抗日救国贡献力量。在1932至1934年间，先后创办了《申报》附设流通图书馆、业余补习学校、妇女补习学校，在《申报》开辟多种专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之后，又主编
《读书生活》半月刊，进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科学基础知识的尝试，并积极宣传抗日救国。1935年爆发的“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李公朴被选为上海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积极参加上海各界的救亡群众运动。1936年3月，他与邹韬奋等正式成立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了
《资本论》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同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亡联合会成立，被推选为执行委员。参与救国会宣言和《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的起草工作。正当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之际，1936年11月，他与救国会其他6人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即当时闻名国内外的“七君子事件”。他在狱中同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曾正气凛然挥毫题词：“拼七人的自由，争取四万万五千万人的自由”。“入狱入狱，是谁所欲？爱国有罪，入狱何辱！”以明志。他义正词严地指责国民党“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当局终于被迫确定了抗战的国策，不得不在1937年7月将他们释放。李公朴出狱后，继续为抗日救亡活动奔走。先后任山西民族革命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委员和宣传部长。创办了“全民通讯社”、
《全民周刊》。他在战地两个月，先后发表了《为全民动员告国人书》、《全民抗战的必然过程》、《怎样挽回危局》、《大同失守以后》、《我所认识的牺盟》、《山东老百姓起来保卫山东》、《加紧上海战区的民众运动》等文章，后在汉口汇编出版了《全民动员论》一书。同年底，任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副校长。1938年11月，赴延安参观学习。见到了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在共产党支持下，组织了“抗战建国教学团”，在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边区培训抗日宣传人才。1941年抵达昆明后，组织青年读书会，出版《青年周刊》，还经常作公开演讲，呼吁团结抗日，宣传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翌年在昆明创办“北门书屋”和“北门出版社”，出版进步书刊，推进民主运动。1944年10月，中国民主同盟在昆明成立云南省支部，李公朴被选为支部执行委员。从此，经常和闻一多一起，参加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的群众性大会。抗战胜利后，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兼民主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央委员、重庆社会大学副校长兼教务长等职，积极参加爱国民主斗争。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在较场口召开大会，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他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任大会总指挥。国民党特务为破坏这次大会，当场殴打了主席团成员多人。李公朴也被打伤，他更加坚强地为争取民主和自由继续奋斗。5月伤愈，从重庆回到昆明。7月初，经常有形迹可疑的人到北门书屋附近活动。他预感到自己可能会被暗杀，曾对家里人说：“我跨出了门，就不准备再跨进来。”毫不畏惧，继续为和平、民主奔走。7月11日晚，遭国党特务枪击。12日凌晨，在云南大学医院与世长辞。弥留之际，睁开眼睛大骂国民党反动派：“卑鄙！无耻！……”并说：“完全为了民主，……。”毛泽东、
朱德唁电称：“……先生尽瘁救国事业与进步文化事业，威武不屈，富贵不淫，今为和平民主而遭反动毒手，实为全国人民之损失，亦为先生不朽之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