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之所以会用“沮丧”来形容余秋雨,这是因为余秋雨是一个官员,一个被圈子固定住的文化学者,所以他就像是一个学校里的三好学生那样的乖顺。
其实关于对文化人的定义,我们这些普通人看来就是大家对于知识文化掌握的一种理解。但在文化人自己的交流圈之中,像陈丹青对于文化人的理解,那就不一样了。
说起余秋雨也许有的人不知道,他中国当代著名的文化学者、作家、理论家、散文家,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秋雨书院院长、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余秋雨曾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的荣誉。余秋雨长期致力于中国和世界文明的考察与研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大学等单位选为“中国十大艺术精英”和“中国文化传播坐标人物”。真的是一位很有才能的人。
可是陈丹青对余秋雨的评价不怎么好,他对自己的形容是一个不符合时代化的文化人,首先他表示了自己与其他人不一样,自己是一个不配合体制的文化人。而就这简单的一点,就有意的把自己和余秋雨,还有于丹这一类的文化学者给区分开来。陈丹青甚至还表示不能用有没有问题来形容,只能用沮丧来形容,我和他们不是一类人。
陈丹青甚至还毫不夸张的表示我是会骂街的,但骂街不是疯子,我比谁都清楚!不具有“站出来”的精神,这一点他是看不起的,更不能用文化学者来形容。看来他的脾气很大。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只是因为人的性格和为人处世不同造成的。
陈丹青是一位特立独行的文人,也是一位走出体制禁锢的绘画艺术家,所以面对墨守成规一成不变的余秋雨,他才会用“沮丧”来形容余秋雨。因为陈丹青认为余秋雨作为一名有影响力的文人,余秋雨没有为具有对立性的社会问题发声。
陈丹青会为一些具有矛盾性和局限性的问题发声陈丹青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家、同时也是杰出的画家,但他一直都保持着初心,他想要成为一名言之所向心之所至的文人,他的言论即是他内心真实的想法,可能会有一定的尖锐性,但是却总能直击问题的本质所在。
正是这样一位敢说话、要说话、说真话的文人,毅然辞去了当时清华大学的教授任职。因为陈丹青觉得,自己可能不适应这种拘泥于规则的环境,主要还是当时的选拔人才的方式太死板了。在当时只要文化成绩不达标,即使专业成绩再好都是不能呗破格录取的,哪怕文化成绩只差一分都不行。
作为一位惜才爱才的画家老师,面对一些专业成绩过硬的学生,难免会有一些痛心,他痛心于体制的一成不变和墨守成规,更痛心于绘画人才的埋没和流失。于是他辞职了,以一己之力和鲜明的态度来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正是因为陈丹青敢说敢做,所以面对一直温和平缓的余秋雨,陈丹青是极为沮丧的。他沮丧于余秋雨的不发声或者发声不到位,又沮丧于余秋雨虽然和自己一样是文人,但却没有类似于李白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快意和洒脱。
陈丹青认为自己和余秋雨并不算是真正的一路人其实陈丹青用“沮丧”来形容余秋雨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陈丹青是那种洒脱快意的性格,面对问题和矛盾他总能一针见血的直抒胸臆。但是余秋雨却大有不同,余秋雨一般不会跳出体制外发声,更不会提及一些尖锐的社会问题。
这就像敢说敢做的人看不上胆小怕事的人一样。陈丹青的人格魅力决定了他是不会欣赏余秋雨的行事态度的。“沮丧”的背后其实也是一种失望,毕竟像陈丹青这种不拘泥于各种条条框框约束的人真的太少了,所以陈丹青产生了一种沮丧感,沮丧于文化团体中再没有和自己惺惺相惜之人。
而余秋雨和陈丹青年龄差别不大,双方可以说是同一个时代和环境中的人。余秋雨的性格偏向于传统内敛,而陈丹青的性格则更加的自由和包容。这就像新与旧的碰撞,互相都各有其价值和珍贵所在。陈丹青原本以为和自己同一时代走出的余秋雨,会在价值观和人生观上达到一致。
没想到,面对教育体制和社会问题的沉疴,余秋雨的发言完全不符合陈丹青的预期。此时的陈丹青终于明白,自己的这条路上,出了自己以外再无其他行人了。所以陈丹青既觉得余秋雨沮丧,同时又沮丧于自己孤独的踽踽独行和形影相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