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7-07
文言文是古代汉语的书面语。它既是历代王朝的用于统治的工作语言，也是无数莘莘学子改变命运的敲门砖。文言文这条不沉的船，载着中国几乎所有的传统文化，在历史 的河流里航行千年。可是，有谁知道这条船是从哪里起航的吗？
现在语言界的主流看法是文言文来自于先秦时期的口语。“文言是指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以及后来历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语言” （《古代汉语》 王力著),“文言文是我国古代的书面语，在先秦时期，它与口语基本一致。《论语》《孟子》中记录的对话，大体上就当时的口语” （《语言学纲要》叶蜚声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把西方表音文字的理论搬到中国来。世界各国，除了中国（日本是个特例，日文中汉字和假名并用，汉字表意，假名表音。) 其他国家都用表音文字。表音文字与口语关系密切，直接记录口语发音，是口语的书面符号。如亚里士多德所说: "言语是心境的符号，文字是言语的符号“，这说的就是古希腊语之类的表音文字。表音文字起源于口语，这是无可置疑的。
但汉字的性质与拼音文字完全不同。汉字是世界上硕果仅存的表意文字（也有人说是”意音文字“，即也有部分表音的功能，如形声字。但无论如何，表意的功能更为主要)。表意文字，顾名思义，是直接表意的，直接就是”意“ （概念、事物、思想等等）的符号，而不像表音文字那样，是符号的符号。 所以表意文字和口语的关系并不像表音文字那样紧密，把西方表音文字和口语的关系理论用在汉字和文言文上，并不恰当。现代语言学的鼻祖索绪尔就说过: "对于操汉语的人而言，表意文字和口说的词都是概念的符号；文字是（除口语之外）第二种语言。“（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汉字与口语尚有距离，用最精炼的汉字组成的文言文与口语的距离，更不可能是后来才形成的。
先读几段先秦的文字：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徧，民弗从也。。。。。。《左传 · 曹刿论战》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论语 · 学而》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大学》
这些文字有一点口语的影子吗？难以想象先秦的人们会这么咬文嚼字地说话，何况当时绝大多数人还是文盲，生存条件很恶劣。就凭常识，那些胼手胝足的贩夫走卒的说话也不太可能这样满口之乎也者，字斟句酌，惜字如金。
从下面一些现象来看，文言文并不代表当时的口语。
先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先秦文言文中记录了当时的口语，就是说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口语的全貌。可是为什么先秦文言文中都不见先秦的粗口或脏话？凡口语，必有以罗列性器官或性事为乐的粗口，如 “操”， "日", “FUCK" 等等，古今中外都无例外。从这一点来说，如果先秦文言文是当时的口语，就需要一个前提：先秦人民全是戒了粗口、非礼勿言的圣贤之士（或者文明市民）。
世界上各大古文明都有史诗传世，唯独汉族没有。史诗作为由说唱艺人口口相传的民族集体记忆，在我们漫长的历史中一定也有过。只是没是没有被记录下来。原因应该就是当初的唯一书面语文言文与口语的脱节，无法记录当时的民间口语文学。除了史诗之外，戏剧、神话、民间故事等等上古时期的口头文学，都没有，或者没有被系统性地记录下来。或许 《诗经》中的《国风》是个例外。《国风》源自民歌，但不会是原滋原味的民歌。周朝设有采诗之官，专司收集各地的民歌以供统治者了解民情，并作为贵族教育的教材。在当时，《诗经》的地位远非一般民间文学可比，作为《六经》之一，被当作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微言大义，地位神圣。如《左传》中动不动就引用《诗经》来判断某些人与事的正确与否，作用堪比后来的宗教经典。地位既然如此重要，《诗经》中来自民间的那部分(即《风》）就不会是原汁原味的民谣，而应当是经过整理、提炼和改写，并使其符合文言文的规范并配得上《经》的崇高地位。
殷商时期的甲骨文证明，汉字起源于占卜，（也许有别的起源，可能书写材料字不如甲骨那么耐久，没有保存下来。没有证据，不好乱猜。）是卜巫们为了与神交流并记录神的旨意而创造的。不管什么文字，作用都是为了承载信息，用于交流。但我们还要区分是与人交流还是与神鬼交流。如果与人交流，肯定要用与人类的语言相通的文字，让别人能读得通。但与神鬼交流，文字就只需进行交流的专业人士（卜师、巫师们）看得懂，并且他们自以为神鬼也看得懂，这种文字与人类的语言无直接联系。
古人们在神灵崇拜上的狂热，是今人很难想象的。在温饱都难以为继的当时，他们会在宗教上的投入惊人的人力物力。比如古人留下的伟大建筑，极大部分都是神庙、教堂、清真寺、雕像之类的宗教建筑。埃及和南美庞大无比的金字塔，也应该归类于宗教建筑。世上很多文化都起源于宗教。汉字起源于宗教，也并不是很奇怪的事。
从书写文字的材料角度，也说明最早的汉字只能是用于宗教用途。后世发现的古巴比伦和古埃及的文字，都是刻在泥版或者石碑石柱上，其用途非常明确，是为了记录或者交流传播，总之是为了给当代的人或后来的人看的。而甲骨文，顾名思义，是刻在是龟甲或者牛羊的肩胛骨上。 材料昂贵而不便于世俗的记录和传播，只可用于占卜。如果当时的文字也有世俗用途，就不会只用这两种又珍稀、使用起来又不方便的材料，而会像古巴比伦和古埃及一样，用方便易得的泥版或石头书写（这两种材料比甲骨文更易保存，如果曾经有过的话，不会不被发现。至今发现的最早石刻文字，是秦国的石鼓文。大规模的石碑文化起源于汉代。）
“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 有了字，可以通神灵，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汉字最初既然是用来与神打交道的，行文自然要庄重、精练，而不可用日常的大白话。作为一种宗教语言（又称“圣事语言")，能掌握的只有寥寥无几的卜巫之官。这必须是一种非常专业的语言，任何专业语言都不可能是口语化的。那些高高在上的卜巫们，即使是为了显示他们的专业性和神秘性，想必他们也不会用平常说的大白话与神交流。出于他们之手的专用于神鬼对话的卜辞，就是文言文的祖先，也可以说是文言文的起源。
此外，我们还可以以电报为例。 几十年前，手机还未出现，有线电话也是罕见之物。当时最快捷最平民化的通讯方式是电报。电报论字收费，多一个字就要多付一个字的钱。虽然每个字才三分钱，虽然不贵，但在大多数人每月工资不过几十元的当年，如果文字多了，加起来也是一笔可观的支出。因为要计算成本，除了政府机关等的公务电报，发电报的人力求精练以求省钱。所以，没人会用平时的口语来写电报。下面几个就是当年常见的电报文: “母病速归”，“明日K589车接站”，＂款已付速发货“。言简意赅，无一字多余。
同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文言文除了与口语脱钩也是别无选择的事。汉字最早的书写材料是甲骨以及后来的竹简，材料的缺乏（殷地并不产龟，龟甲来自是遥远的南方进贡的，非常贵重）、书写困难（上古文字远比现在繁杂，并且是用刀刻，后来才有毛笔），写作的成本很高。为节约成本，写作必须非常精练，力求用最少的字数表达最多的内容。只有文言字才合乎这一要求：精练浓缩、信息密度大、性价比高。“环滁皆山也”，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如果当时都用大白话写文章，成本就太高了。估计没人耗得起。耗得起材料耗不起时间，耗得起材料和时间，耗不起仓储和物流。都说孔夫子“学富五车”， 就是说他读过五辆牛车的书，即五车的文言文竹简。如果换成白话文，同样的内容可能十辆牛车都不够。光是运费就要大大增加。经常“累累若丧家之犬”的孔夫子，想来不会太富裕，不一定负担得起。文言文虽然难懂些，但普及文化不是当时的要务。只要占人口极少数的那些识字的精英们能懂能用，在当时相对简单的社会环境里，也就够用了。
文言文与电报不同的是，电报使用的面不广，时间也不长，不足以使其形成自己的体系。但文言文在先秦的时候，就已经有几百甚至上千年的发育，形成行文精练、句法灵活为特色的语法体系。如使动、倒装、词性灵活转换等等。（灵活的语法实际上是为行文精炼服务的。用字省了，就不太讲究语法。如使动用法，就很明显地为了节约用字）如："环滁皆山也", "纵江东父老怜我而王我”。这种句子，在口语中是不可能出现的，不管是现在，还是先秦时期。
文言文的特色除了上面说的精练之外的另一特色就是雅。
《易·乾卦文言疏》：文谓文饰。 （故有成语“文过饰非”）
《史记·諡法》：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勤学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锡民爵位曰文。
在漫长的文言文时代，掌握读写能力的只有极少数上层精英，“文以载道” 是他们的追求。不可能是怎么说就怎么写。除了精练浓缩，惜字如金，还要非礼勿视，以文雅为要务。粗鄙下流的粗口和市井用语，绝无可能入文。即便是用来记录口语，也不会是像今日的白话文一样直接记录成文，而是按照某种规范翻译成文言文，使之精练文雅。
即使在文言文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的当今，许多重要的文字，如一些碑刻、公告、祭辞等等，还是以文言文或半文半白的文字书写（比如出了名的《浙大120周年公告》）。原因无非也是人们公认文言文更文雅、更庄重。
所以，从一开始，文言文就是不依存口语，而是与口语平行的另一独立书面语系统。文言文的这种现象，符合语言学家 Charle A. Ferguson 在1959年提出的“双言制”说法：
“【双言制是】 一种相对稳定的的语言使用情况。在语言的主要方言（含一种或加上数种区域标准）之外，还存在一种与之浑然不同的、高度编码的（通常语法也更复杂的）高层变体，为使用书面语的受尊敬的大量群体使用，源于早期文献或另一个言语社区。这种变体多数情况下要通过正式教育才能学会，且主要用于书面语和正式谈话。但在该社区的日常语言中并不使用。”
文言文作为汉语的高层变体，与口语脱节。这种说法比较适应文言文的历史发展脉络：在起源阶段，它是掌握在少数宗教专业人士手中的圣事语言，用于与神鬼交流，自然不用让一般大众听懂。在以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文言文是作为“帝国语言” 而存在。（大部分当代语言学家都把文言文和罗马帝国的拉丁文、拜占庭的古希腊文以及后来大英帝国时期的英文一起当作典型的帝国语言）。因为它实际上已经是一种支配接触交际和行政管理语言。而帝国由少数掌握读写能力的精英阶级控制着。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无数方言的国家里，因为表意文字仅带有语义信息而没有语音信息，帝国之内讲各种不同方言的人甚至讲不同语言的人（如越南、朝鲜、日本）只要获得读写能力，就可以互相交流，这有利于帝国的统一。
文言文的这种超脱口语的性质，使得它在历史长河中一直保持超稳定性，不随口语的变化而变化。几千年来口语变了又变，发音、用辞、语法等等已经面目全非，但文言文依然故我，千年如一。也正因为文言文的这种独立性，也使得当文言文到了日本、朝鲜、越南，在与当地口语全无关系的情况下，可以被当作唯一书面语，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来一直用之无碍。
文言文与口语之间的如此脱节，让我想到《古代汉语》这门课程或专业学科的命名并不准确，因为其研究的对象主要只是古代汉语中的书面语即文言文这种高层变体。在这门课程中，除了古代的音韵外，极少论及古代口语（平心而论，确实也很难研究，因为主流书面语，也即文言文，离口语太远，无法保存当时口语的真实面貌。唯有明朝以后兴起的话本小说，多少还能保存一些当时的口语。）根据索绪尔的理论：“语言学的对象不是词的书面形式加上它的口语形式；只有口语形式本身才是语言学的对象。” ，《古代汉语》对古代口语涉猎极少，应当改名为《古代汉文》或者《文言文研究》才比较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