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钱学森之问”，在上个世纪也有一位英国人提出过。这个人就是李约瑟。著有《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李约瑟曾问：为什么近代自然科学只能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就是“李约瑟之谜”。它提出了一个悖论：“为什么古代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印刷术，工业革命却没有发端于中国？而哥伦布、麦哲伦正是依靠指南针发现了世界，用火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用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了欧洲文明！”
安徽11 名教授给教育部部长袁贵仁的信，使我们又一次关注钱学森生前那句“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未竟之问。可以说，钱老先生的未竟之问，已是摆在全体国人面前的一个亟待求解的课题。
正如 11 位联名给新任教育部长袁贵仁写信的教授所说：“ 中国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实现文明、民主、富强的现代化目标，绝对离不开先进的、 现代化的教育，绝对离不开一批又一批杰出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是时候直面‘钱学森之问’了，中国需要建立新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理想，需要形成新的教育发展战略和目标模式，需要推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 如今钱老先生虽故，而问题依然留在那里，如果不予以重视，相信再过若干年问题仍然不会自动解开。那么，作为关乎国家发展与民族命运的宏大问题，钱学森之问总不能永远搁置吧？应该说，越早地直面越有利。那么，谁又能解决？如何解决？我想，仅凭安徽 11 名教授的信恐怕还是不行，我们必须把它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课题进行求解，让更多的专家、学者、教授乃至社会各界人士都参与进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地对这个问题来一个“思维风暴”，最终拿出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出来。
如果科研经费、学术教育和人才培养等领域，也按照各类重点和各类资质的行政级别化，就可能导致学术和项目评议的科研经费、市场营销等行政分配和学术职务行政化；因此，大学、科技机构与产业化市场等领域的去行政级别化可能是必由之路。
总之，钱学森之问是一个大国教育与人才之问，是全民之问之期待——也许，我们真的应该将直面钱学森之问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研讨一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