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作为一个超凡的女强人，其在执政期间最大的政绩就是敢于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大刀破斧的破格使用人才。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广开入仕之门
武则天不愧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她懂得仅仅依靠严刑酷法，只能打击那些反对自己的人，压制那些不利于自己的舆论，但并不能获得广泛的支持。因此，她一方面以禄位收天下之心，同时，使自己的政策更加顺应广大地主官僚的要求。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一般地主大量涌现出来，他们在经济上有了一定的势力以后，便要求有相应的政治势力，以便保护和借以扩大他们的经济力量。地主人士要求做官的越来越多。
唐代一般地主可以通过杂色入流和科举及第获得做官的资格，但真要获得一个官职是很不容易的。
杂色入流，主要是通过勋官上番和流外入流。高宗、武则天时期战争不息，获得勋官的人很多，但由于他们缺少文化，上番期满后，很难通过考试，因此，勋官很少能获得出身。流外入流者，在担任中央个官府的掌固、亭长、左使、府使、令史以及诸仓、关、津的记史、府史和诸牧、苑囿的监史等流外官后，首先要通过每年一次的考课和三考一次的转选，才能一级一级升上去，流外官九品三年一转选，如果从最低一级九品开始，需二十七年才能获得入流的机会，即使从六、七品开始，也需要二十年上下才能如流。入流后，升迁也非常困难，而且一般不能担任五品以上的高级官吏。
科举出身虽可位至高官，但录取名额很少，尤其是进士科，贞观二十三年中，共取205人，平均每年不足10人，高宗、武则天时期增加了一倍，平均每年也只有20人。一般地主士人既无世传经学，又无门地可以凭借，在考试上处于不利地位，录取者多为高官权势子弟。高宗时常举出身的10名宰相中，其中进士8人，明经2人，贵族和五品以上高官子弟6人，县令子弟2人，出身于父祖没有官位的一般地主家庭的只有2人。录取名额虽然有所扩大，一般地主子弟及第的也有所增加，但是应举的人也更多了。
即使通过上述两个途径获得出身即：做官的资格，最后还要通过“应选”才能获得官职。高宗、武则天时期每年需要补充的官员只有四、五百人，而获得做官资格即入流的“年以千计”，加上其他候选的官吏，每年到长安应选，等待分配官职的远远超过此数。“选集之始，雾积云屯，擢叙于终，十不收一”。往往需要经过长期等待，才能获得一个官职。
一般地主子弟通过各种途径获得一官半职后，升迁也是极为困难。唐代官吏每年进行一次考课，在任四年中每年的考第都是中中，应选时才能进一阶。一个从九品下阶的小官，每考每中，每选必中，也需要64年才能进入五品。至七品，共八阶，也需要32年。而贵族和高官的子弟，由于享有门荫特权，还是小孩子，就已做上六七品官，系上了银腰带；尚未成年，即位至五品三品，穿上了朱红、紫色的袍子。完全垄断了通往高官的道路。
在上述情况下，一般地主子弟对贵族高官子弟借荫得官，垄断仕途是甚为不满。唐朝初年，他们积极从军作战，通过战功获得勋赏、土地，甚至做到五品以上官。八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战争频繁，打得越来越不顺手，不仅勋赏不行，甚至夺赐破勋。既然打仗得不到什么好处，还有丧身的危险，所以，一遇征兵，地主富户就雇人代替，后来就勾结地方官吏以逃避点检。这样做在经济上要付出相当大的待价。唐代只有官吏才有免除赋役的特权，九品以上官员可以免除本人的赋役，五品以上则可免除全家的赋役，官位越高，免除的范围越大。也就是说经济上的特权只有获得相应的政治地位以后才能获得，而政治地位的获得又可以扩大自己的经济力量。正因为如此，大量涌现出来的一般地主，没有做官的，要求进入各级政权机构；已经做官的，要求扩大自己的整治权势。武则天在上元元年（674年）提出的建言十二策中的“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要求。但不能说这时她已充分认识到这个矛盾，同时，就其当时的地位，她也不可能去解决这个问题。
武则天临朝称治后，采取了一系列打破常规，破格用人的措施，客观上满足了一般地主和广大官吏的要求，而从武则天来说，则是为了取得地主官僚堆她的支持。
对于谋求官职的一般地主来说，武则天广开入仕门路。垂拱元年（685年）武则天“诏内外文武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举”。凡是有才能的人，都可以自我推荐，以求进用。天授元年（690年9月）革唐命后，又派存抚使十人到各地巡视，“残明经、进士及村教童蒙博士，皆被搜扬”。没有考上明经、进士的士人，以及农村教书先生都被推荐上来。长寿元年（692年）一月，武则天亲自接见存抚使所举人，不问贤愚，一律破格任用。正额安置不下，给予试官名义，高的试凤阁舍人，给事中，次试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较书郎。当时有人作讽刺诗：“补阙连年载，拾遗平斗量；欋（音：欋）推侍御史，盌（音wan，同碗）脱校书郎。”意思是说补阙、拾遗已经多得可以车载斗量，耙子推来推去，推出了一大堆侍御史，模子翻来翻去，翻出了好多的校书郎。十道存抚使搜罗上来的多为下层失意的知识分子，以及部分下层官吏。至于那些文化程度不高或没有文化而又急于仕进的地主阶级中下层，也可以通过杂色入流、自荐甚至密告等途径进入仕途。
二、赐勋阶
对于广大官吏，主要是赐阶勋。睿宗即位（684年2月），改元文明，赐文武官五品以上爵一等，九品以上勋两转。垂拱二年（686年）正月大赦，赐内外官勋一转。自文明以后，虽然官员刘知几建议不要烂赐阶勋，但赐阶勋每年都在进行。
武则天每年给官吏赐阶，让他们普遍升级，虽然这些官员所担任的知事官职不一定改变，但地位和待遇却迅速提高了。赐阶大大提高了官员升迁的速度，特别是中级官吏升为高级官吏的速度。赐勋对于低级官吏意义更大。只要能获得五品以上勋官的称号，就为下一代做官创造了条件。因此，赐勋虽不升官，但能迅速提高社会地位，并享受某些经济特权，这对于基于扩大自己政治地位权势的中下级官吏来说，自然是意外的收获。这种做法对于笼络中下层官吏及地主阶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高官子弟，还经常利用南郊祭圜丘、祠明堂、拜洛、封嵩岳等各种庆典仪式，取得弘文生、国子生为斋郎，到时帮着捧一捧祭祀的礼器，过后“皆令出身放选”。垂拱以后，盛典鸿休，每次都有一批高官子弟通过担任斋郎获得出身，取得官职。这也是武则天能够取得高级官员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大开制科
通过上述各种办法，解决了一部分地主士人进入各级政权的问题，各级官员官阶也可以有所升迁。却不能解决那些富有文学才能和卓越政治人才，以及知识层次较高的人才的选拔和迅速升迁问题。为此，武则天继续施行科举制，其中垂拱四年至天授二年（688——691年）和长寿三年至万岁通天二年（694——697年）都是连年举行。前一个四年，正是武则天称帝前后，大开制举是她以禄位收天下人心对策的一部分。后一个四年则是武则天任威刑以禁异议，革命成功之后，恐怖政策开始终结的时候，除了收买人心，从科目设置有贤良方正、超霸群类、经邦等科来看，选拔政治人才的色彩更加浓厚。这就给那些文化程度高、政治素质好的士人和官吏提供了一条便捷的升迁之路。
四、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骤升
武则天以上措施并不能同时把更多的地主阶级士人吸收到各级政府中去，但是，由于破格用人，迅速升迁，这就打破了贵族和高官的子弟对高级官位的垄断，使一般地主和中小官吏的子弟有可能进入高级官僚的行列。武则天称帝期间，宰相中明经出身的十人，其中狄仁杰、李昭德、姚涛、韦安石等四人为贵族高官子孙，陆元方、唐休暻、崔玄暐等三人为中下级官吏子，杨再思、格辅元、杜景俭等三人父祖无官。进士出身的十人，其中宗楚客和李炯秀是贵族高官子弟，李硚为县令子，韦嗣立、韦承庆兄弟虽为故相韦思谦之子，但韦思谦的父祖皆为县令，其余娄师德、苏味道、周允元、吉顼、张谏之等五人都是平民出身。科举出身的宰相中，普通地主和中下级官吏出身的，开始占大多数。在当时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与变化。
武则天虽“烂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以黜之，获加刑诛”。“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骤升”。对官吏的监督和考核是很严厉的，不称职的，不仅要罢官，严重的还要杀头。在大量一般地主涌入朝廷的情况下，怎样有效的控制这些暴发户，使这些急功近利者不能为所欲为，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武则天“挟刑赏之柄”，严于课责，把他们的破坏作用降到了最低限度。而对真正有才能的人则进用不疑，迅速把他们提拔到重要的职位上去。这有力的保证了整个统治机构的正常运转和较高的办事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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